【大紀元7月27日訊】節目：2004年7月1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廣東村民不是以務農爲主要職業，而且有許多都被轉制爲城市、城鎮戶口，廣東有大量農民不是農村人，他們是城市、城鎮居民。2001年9月6號，廣州市開了一個會議——城鎮建設管理工作會議，這個會議說：說要在未來5年加快城鄉一體化過程，要建立整體協調的大都市城鎮體系。那麽這個“協調”，反過來就是說–實際的現狀“不協調”。爲什麽不協調呢？因爲，這裏由於農民工的大量出現，在面貌上就是一個問題：可能民工在大街上穿著一雙膠鞋，滿身污泥、灰塵；本地村民看上去也不象城市人，沒有城市人的氣質、氣派；樓房、平房，乃至瓦房，混雜其中；這邊是高樓大廈，那邊一大堆撿破爛的；–這些都使全面推行“農民公寓建設”成爲一個問題。
這個城鎮建設管理工作會議開的時候呢，會上的人很有信心，給出的截止時間是2006年。但是會議之後，廣州市市長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很冷靜，他當時說：“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有的可能要花一兩代人的時間，並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就可以改造好的。他爲什麽這麽說呢？因爲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文化問題、意識問題，是一個系統而全面的問題。接下來，我從我所接觸到的廣東農村的本地人和外來打工者，來談一些特徵。廣東本地村民，當他們的戶口被轉制爲城市、城鎮居民之後，這些“城中村”就隨之出現了三個奇怪的制度，這三個制度拿到其他省份去可能還無法解釋。
第一個，是奇怪的土地制度。按照大陸的土地制度來說，如果你是在城市，那麽城市裏面的所有土地都歸國家所有，但是在廣東農村，雖然在實質上已經是一個城市、城鎮，但是這裏的集體房地産和住宅用地歸集體所有，不是歸國家所有。第二個，是奇怪的社會管理制度。在大陸，城市的街道由街道居民委員會管理，那麽廣東農村的村民被轉制爲城市、城鎮戶口之後，按理說也應如此，但是事實上呢，這裏仍然由村民委員會管理。比如廣州中心城區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它們就管得很少；但是在這邊呢，村民委員會就會管得多得多，比如財務、物業、勞資、行政、治安、衛生、市場管理，還有計劃生育、教育、養老，還有供水、供電、道路、環境建設，還有徵兵等等，這些全部都要由村民委員會管下來，所以廣東的農村是最容易出問題的–村民委員會管的事太多、太雜、太亂，它們管都管不過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其實，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戶籍制度還扮演了一個更關鍵性的角色。
楊：第三個，是奇怪的戶籍制度。廣東村民已經是城市、城鎮居民，可是他們的心情你知道嗎？他們不在乎這個城市、城鎮居民的身份，在乎什麽身份？村民身份。爲什麽在乎村民身份呢？跟集體經濟的分配有關–沒有村民身份，就分不到集體經濟。有的村民原來搬到城市裏面，或者搬到外省去居住，那麽這個時候呢，他們是想方設法都要回到村裏面來，有的乾脆掏錢出來或者通過特殊的關係弄一個村民的身份，這就讓很多人很費解：多少人都想從農村到城市，可這些人卻偏偏想從城市到農村。因爲這些人一旦有了這個村民身份，不需要勞動，集體經濟的錢自然而然的就來了。比如有的地方，村民的房子被推倒了，這個地方修一座大橋，車一開過去就要收“過橋費”，一部分錢就要給那些過去被推倒房子的人，如果不給那就是違約、違法。我最近接觸了一個廣州朋友，這個人一天到晚在家裏面什麽事都不做，一年就是十多萬元的土地收入，難以想象，讓人覺得不公平。
總結起來，這邊的村民主要有三種收入：一種是在土地轉讓的時候，一次地收征地款。第二筆是在土地使用的時候，收土地的使用費。土地現在是越來越寶貴，地皮的價格越炒越高，你平時看著這土地很平常嘛，一到某個關鍵的商機，只要一開發，不遇到什麽麻煩的話，很多人發財了都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另外一筆收入就是房租，尤其是租給民工的房屋收入和租出去的店面。你到廣東的許多農村去看就會發現：從這個街道走到那個街道，中間有很多雜七雜八的商店啦、理髮店啦、民工房啦、油廠啦、飯館啦、攤位啦、小商場啦；從那個街道一出去呢，那邊一棟高樓大廈，這邊一個農貿市場，看到沒有？叫“農貿市場”！這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奇怪的結合物。甚至你說這是“一個城中村”，這都不準確，應該叫“一片城中村”，或者叫“一條城中村”。這個村，有可能只有一部分是“城中村”，或者說幾個村成爲一片“城中村”，僅在廣州就有139片“城中村”，我所住的就是其中一個。
講完了這個之後呢，還要涉及到另一個問題：由於民工的數量遠遠超過本村的人數，他們爲這些村做出了那麽多、那麽大的貢獻，比如這些村的公司、廠礦、農場、果林、畜牧等等，這裏面都有他們的辛苦付出，但是民工分不到本村的集體經濟，也沒有本村的政治權利。本村要選舉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村委會成員、組長、片長、村民代表，那麽民工也沒有資格。他們在這個地方做出貢獻，也遇到實際問題，但是他們沒有有效地向本村表達意見的渠道，這個渠道被卡斷了。
黃：對。
楊：我剛才無非是說外來人口管不著本村的事，那麽本村管不得著外來人口呢？你說管不管？
黃：它要透過什麽管道管？
楊：比如治安隊。民工辦暫住證，收你的費；辦流動人口證，收你的費；健康證，衛生費，也收你的費；等等。這些它就管了，而且是管定了！這說明什麽呢？外來人口在本地政府管理機構的眼中，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政治的已有貢獻和應有回報的矛盾問題，而是治安問題，這就是一種歧視。而且還有一個情況，假如說一批民工在這邊的工資被拖欠、被扣押，那麽這個時候怎麽辦？好的一點呢，本村的村委會可能會要求企業把拖欠、扣押的工資給民工，但同時也很可能會建議企業把帶頭罷工的民工給辭退了。我就採訪過幾個罷工事件，截至目前還沒有看到過這種幫助民工的本村組織，因爲在他們本地人看來，這與本村無關。
這是極不公平的：促使本村從農村到城鎮、城市的變化，功勞最大的是民工，然而民工沒有迅速、安全、有力、有效的途徑給予解決權益問題。況且，即便本村經濟飛速發展，但是外來打工者的經濟收入卻沒有多大變化：2004年與2001年的民工收入相差不大，三年前我父親的打工收入是400多/月，現在也是400多/月，普遍的情況也如此。平心而論，我知道本地人還是從內心感謝外來打工者，但是在實際言語、實際行動、實際形式上，他們就做得和心裏想的不一樣。這種長期的生産價值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公平，加之目前部分物價上漲的問題，未來幾年，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將更爲艱難。這就是廣東“城中村”的奇怪的現象的一個奇怪的研究，當然由我這個奇怪的人與你一起作出一個奇怪的談論。
黃：聽衆朋友，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放眼大陸》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星期的節目裏，我們還會繼續播出由楊銀波先生爲您主講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歡迎您到時候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收聽。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今天的《放眼大陸》，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呂飛音樂）
源自《議報》156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