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节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广东村民不是以务农为主要职业，而且有许多都被转制为城市、城镇户口，广东有大量农民不是农村人，他们是城市、城镇居民。2001年9月6号，广州市开了一个会议——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说：说要在未来5年加快城乡一体化过程，要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那麽这个“协调”，反过来就是说–实际的现状“不协调”。为什么不协调呢？因为，这里由于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在面貌上就是一个问题：可能民工在大街上穿着一双胶鞋，满身污泥、灰尘；本地村民看上去也不象城市人，没有城市人的气质、气派；楼房、平房，乃至瓦房，混杂其中；这边是高楼大厦，那边一大堆捡破烂的；–这些都使全面推行“农民公寓建设”成为一个问题。
这个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开的时候呢，会上的人很有信心，给出的截止时间是2006年。但是会议之后，广州市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很冷静，他当时说：“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就可以改造好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意识问题，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从我所接触到的广东农村的本地人和外来打工者，来谈一些特征。广东本地村民，当他们的户口被转制为城市、城镇居民之后，这些“城中村”就随之出现了三个奇怪的制度，这三个制度拿到其他省份去可能还无法解释。
第一个，是奇怪的土地制度。按照大陆的土地制度来说，如果你是在城市，那麽城市里面的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在广东农村，虽然在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城市、城镇，但是这里的集体房地产和住宅用地归集体所有，不是归国家所有。第二个，是奇怪的社会管理制度。在大陆，城市的街道由街道居民委员会管理，那麽广东农村的村民被转制为城市、城镇户口之后，按理说也应如此，但是事实上呢，这里仍然由村民委员会管理。比如广州中心城区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它们就管得很少；但是在这边呢，村民委员会就会管得多得多，比如财务、物业、劳资、行政、治安、卫生、市场管理，还有计划生育、教育、养老，还有供水、供电、道路、环境建设，还有征兵等等，这些全部都要由村民委员会管下来，所以广东的农村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村民委员会管的事太多、太杂、太乱，它们管都管不过来。（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其实，谈到广东特殊的“城中村”现象，户籍制度还扮演了一个更关键性的角色。
杨：第三个，是奇怪的户籍制度。广东村民已经是城市、城镇居民，可是他们的心情你知道吗？他们不在乎这个城市、城镇居民的身份，在乎什么身份？村民身份。为什么在乎村民身份呢？跟集体经济的分配有关–没有村民身份，就分不到集体经济。有的村民原来搬到城市里面，或者搬到外省去居住，那麽这个时候呢，他们是想方设法都要回到村里面来，有的干脆掏钱出来或者通过特殊的关系弄一个村民的身份，这就让很多人很费解：多少人都想从农村到城市，可这些人却偏偏想从城市到农村。因为这些人一旦有了这个村民身份，不需要劳动，集体经济的钱自然而然的就来了。比如有的地方，村民的房子被推倒了，这个地方修一座大桥，车一开过去就要收“过桥费”，一部分钱就要给那些过去被推倒房子的人，如果不给那就是违约、违法。我最近接触了一个广州朋友，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一年就是十多万元的土地收入，难以想象，让人觉得不公平。
总结起来，这边的村民主要有三种收入：一种是在土地转让的时候，一次地收征地款。第二笔是在土地使用的时候，收土地的使用费。土地现在是越来越宝贵，地皮的价格越炒越高，你平时看着这土地很平常嘛，一到某个关键的商机，只要一开发，不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很多人发财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一笔收入就是房租，尤其是租给民工的房屋收入和租出去的店面。你到广东的许多农村去看就会发现：从这个街道走到那个街道，中间有很多杂七杂八的商店啦、理发店啦、民工房啦、油厂啦、饭馆啦、摊位啦、小商场啦；从那个街道一出去呢，那边一栋高楼大厦，这边一个农贸市场，看到没有？叫“农贸市场”！这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奇怪的结合物。甚至你说这是“一个城中村”，这都不准确，应该叫“一片城中村”，或者叫“一条城中村”。这个村，有可能只有一部分是“城中村”，或者说几个村成为一片“城中村”，仅在广州就有139片“城中村”，我所住的就是其中一个。
讲完了这个之后呢，还要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由于民工的数量远远超过本村的人数，他们为这些村做出了那麽多、那麽大的贡献，比如这些村的公司、厂矿、农场、果林、畜牧等等，这里面都有他们的辛苦付出，但是民工分不到本村的集体经济，也没有本村的政治权利。本村要选举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村委会成员、组长、片长、村民代表，那麽民工也没有资格。他们在这个地方做出贡献，也遇到实际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有效地向本村表达意见的渠道，这个渠道被卡断了。
黄：对。
杨：我刚才无非是说外来人口管不着本村的事，那麽本村管不得着外来人口呢？你说管不管？
黄：它要透过什么管道管？
杨：比如治安队。民工办暂住证，收你的费；办流动人口证，收你的费；健康证，卫生费，也收你的费；等等。这些它就管了，而且是管定了！这说明什么呢？外来人口在本地政府管理机构的眼中，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政治的已有贡献和应有回报的矛盾问题，而是治安问题，这就是一种歧视。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假如说一批民工在这边的工资被拖欠、被扣押，那麽这个时候怎么办？好的一点呢，本村的村委会可能会要求企业把拖欠、扣押的工资给民工，但同时也很可能会建议企业把带头罢工的民工给辞退了。我就采访过几个罢工事件，截至目前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帮助民工的本村组织，因为在他们本地人看来，这与本村无关。
这是极不公平的：促使本村从农村到城镇、城市的变化，功劳最大的是民工，然而民工没有迅速、安全、有力、有效的途径给予解决权益问题。况且，即便本村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外来打工者的经济收入却没有多大变化：2004年与2001年的民工收入相差不大，三年前我父亲的打工收入是400多/月，现在也是400多/月，普遍的情况也如此。平心而论，我知道本地人还是从内心感谢外来打工者，但是在实际言语、实际行动、实际形式上，他们就做得和心里想的不一样。这种长期的生产价值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加之目前部分物价上涨的问题，未来几年，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将更为艰难。这就是广东“城中村”的奇怪的现象的一个奇怪的研究，当然由我这个奇怪的人与你一起作出一个奇怪的谈论。
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放眼大陆》就进行到这里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我们还会继续播出由杨银波先生为您主讲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欢迎您到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我是黄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放眼大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吕飞音乐）
源自《议报》156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