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王敬之:中華禍在“黨主”

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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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9日訊】世界上獨一無二擁有幾千年連綿不斷文明史的堂堂中華,大亂百年,至今未見其極!何也?就是由於找錯了救亡圖存之道,誤入亂源以求治。

亂起之初,惑于西方傳來的新鮮辭彙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群起蜂擁追求之。把意境當作手段,混人生目標于政治體制。此亂之所由起,亦災禍不止的終極原因。

民主、自由、獨立、平等,是高妙境界,人人都嚮往,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祖先早在數千年前就已追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王于我何有哉”。問題在於如何達致人人都可獨立自由的生活,這大有講究,絕不簡單。並非一人一票,公平公正投票,就一定是民主的真諦。台灣提供了最佳實例。

百年前之中國,貿貿然把“君主”“民主”視同對立,似乎打倒君主就一定有民主,這當然未必。民主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假貨,從國會賄選到由黨作主來脅迫全民奉旨投票,都是鮮明昭著的假民主。直到晚近這十年,在中華疆域的台灣島上倒是出現了如假包換的民主投票。在一九九六年的台灣大選時,我親耳聽到李登輝在台中一個盛大集會上吹噓:當時這樣的民主選舉,在蔣經國時代行嗎?言下之意,是他實行了民主選舉,前此都屬於威權統治。

誠然,那麼今天倒不妨反問一句:台灣現況比起小蔣統治時期,是好呢,還是糟呢,民生更安定嗎?社會風氣更好嗎?比的結果,即使不說真民主差勁,至少無法不承認威權政治有其勝長之處,而民主政體的實現有其先決條件。

這不是台灣一地的特點,這是基於中華人士的習性。華人天性喜歡自由自在,卻又懶于管事,寧願交付權威去經管,但這個權威一定要清明能幹,而千百年來國人始終沒有辦法保證權威都是清明能幹。國人習性如此,也不必去評斷這習性是優是劣;奢言改造國民習性是狂言囈語,也是騙人之談。惟有順應民性,從長計議治國安邦之道,纔是根本。

古人寄希望于聖君賢相固然是有缺陷的,碰上昏君劣相就亂了。可是亂後還會定;一亂一治,史不絕書。我不擬在此鼓吹帝制一定好,但我斷言“黨主”絕對是中華最糟的選擇。二十世紀推翻了君主,換上了黨主,則亂不會定,而且一黨更比一黨糟。中華傳統鄙視營私結黨,“黨”從來都不是好字眼;這歷史傳統影響深遠。今天中華疆域上有哪一個黨真像民主國家的那些政黨?西方民主國家的黨派,無非是蠅營狗苟的政爭工具,擺明是如此,無需裝模作樣充神充聖,而且靠這工具上了台的人,選舉過後還是要把工具撇在一邊,悉心揣摩民意來當政;中華黨派可都是天縱聖明的革命黨,一黨比一黨神聖,愈是英明偉大的黨為害愈大。最後,黨可以比天比地比母親,人民豈有礁類乎?

所以,徵諸國民習性,徵諸歷史淵源,中華大地上最危險的禍害莫過于“黨主”。黨主比君主糟糕千百倍。君主治下即使偶爾出現昏君,賢良忠信之士還不致死絕;黨主治下,大小各級昏君密佈全境全域條條塊塊,民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為功與否,尚待千秋評說;可是辛亥革命留給中國的一大災害就是“黨主”,至今百年猶未已,這最令人浩嘆!

哪年哪月,中國結束了黨主,這世界纔有太平的希望。結束了黨主之後,纔有可能設計出一套辦法,保證讓清明賢良之士上台當家。到那時節,民不要主也能自主地生活;毋需狂喊“自由”而人人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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