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2005年8月27下午，徐曉女士在三味書屋主講「個人經歷在什麼意義上才有價值？」筆者專程聽講並做了簡單筆錄。現根據頗為凌亂的筆錄整理成文，為了行文的方便，個別話語的前後順序也稍有調整，特此說明。
一、個人寫作與歷史使命
徐曉的講演是圍繞著自己的新書《半生為人》展開的。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徐曉寫道：「我願將此書當作一束野菊花，獻給愛過我和我愛著的親人和朋友，他們是——周郿英、趙一凡、劉羽……」
趙一凡的父親是一名被打成「托派」的老共產黨員，趙一凡上小學時被壓塌了脊樑骨，從此成為用雙拐活動的殘疾人。行動不便的趙一凡自學成才且知識淵博，家裡成為各路精英聚會的沙龍和各種地下手抄本的中轉站，徐浩淵、王好立、章立凡等人都曾是這裡的常客。徐曉17歲時走進大自己20多歲的趙一凡家中，等待她的是1975年1月28日的牢獄之災，罪名是「莫須有」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同案犯中有北京的趙一凡、徐曉、鄭紅丹，太原的郭海、朱長勝、趙普光、趙鳳歧、張□，東海艦隊的安曉峰、楊建新等數百人。
出獄之後，趙一凡為了讓徐曉走出精神困境，給她介紹了地下文壇的趙振開即北島等人。1978年冬天一個週末的晚上，已經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的徐曉，按照慣例到朝陽門前拐棒胡同看望趙一凡，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見到了正在張貼《今天》創刊號的北島、芒克、陸煥興。隨後，徐曉在三不老胡同的北島家中，認識了加盟《今天》的志願者周郿英、王捷、李南、程玉、陳彬彬等人。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今天》相繼推出了北島、郭路生、芒克、鐘阿城、顧城、史鐵生、蔡其矯、舒婷、黃銳、嚴力、曲磊磊、馬德志等文學家和藝術家。隨著西單民主牆被強行封殺，《今天》也被迫停刊。幾年後，周郿英成為徐曉的丈夫。1988年，趙一凡去世。1994年，周郿英去世。2004年，作為《今天》發起人之一的劉羽去世。
關於《半生為人》，徐曉介紹說：這部書首先是個人寫作。近來以個人經歷寫作的著名作家，主要是章詒和、高爾泰等人。高爾泰到美國10多年，一共才寫了30多萬字。他的《尋找家園》用很簡潔的文字書寫了幾十年的往事。章詒和從1980年回到北京就開始寫作《往事親不如煙》中的幾篇文章，先後寫了20多年。寫小說遇到過不去的「坎」可以虛構，寫紀實的東西遇到過不去的坎，是不能夠虛構的。
我們為什麼要寫個人經歷呢？章詒和在「序言」裡說過，寫作的動機是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高爾泰也說「我把石頭放在地上，總比我扛著推著要好一些」。我正在編「高爾泰文存」，這是他寫在序言裡的話。我的《半生為人》前後寫了10年，10年當中一年寫一篇或兩篇，不可能連續寫作，寫得比較慢。《最後的五月》是我先生周郿英去世後寫下的第一篇，我不梳理過去的生活就不能面對未來，當時甚至沒有拿出去發表的想法，這樣的寫作動因是個人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外在的原因。對於我自己來說，不寫是不行的。進入歷史的需要是很靠後的因素，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這才有了使命感。
二、絕對是很重要的
在談到自己的寫作態度，徐曉表示說：我現在的態度是對別人要相對一些，對自己盡可能用絕對的觀點，絕對對我是很重要的。
我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寫與《今天》有關的歷史。10年以後我發現我所寫的人物都是和《今天》有關的。今後若干年我也將不斷重複這樣的精神體驗，我願意稱之為我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人問我：「你們的生活為什麼那麼有趣，我們今天的生活怎麼就這麼簡單啊？」我說：「讓你去選擇坐牢，你會覺得有趣嗎？」不過當他說到我所寫的東西有意義的時候，我還是挺感動的。
事實上沒有什麼樣的生活可以評價為好的和值得的。比如趙一凡，我認識他時才17歲。我兒子現在也是17歲。如果他認識這樣一個朋友，我會急死的。兩年以前，我兒子認識一個理髮師傅，他被對方迷住了，他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理髮，而且還贈送禮物。我不同意他這麼做，我覺得社會上的這些人怎麼可以放心呢？趙一凡是一個瘸子，沒有工作，我整天跑他那裡聊天，我父母當時要是知道是不會同意的。
前不久有一個研究文革的美國博士採訪我，他總想從我嘴裡得到文革比現在更好的結論。他問我：別人都說文革是荒漠，你們能夠寫出這麼多文章，怎麼能說是荒漠呢？我說那個時代我們能讀到的書，不會超過100本，我個人讀過的書不超過30本。有很多人因為讀書和傳遞手抄本坐了牢，我自己就是因為讀書坐了牢。
從絕對意義上，現在什麼都有豐富了。我們同時又覺得是物慾橫流，生活得很浮躁，這也是絕對的。我小時候不可能說自己要嫁一個大款，現在的女孩子就可以有這樣的想法。有人問我，你們出版《今天》就沒有想到贏利嗎？那時候連擺攤賣花生米都不允許，出版《今天》怎麼會想到贏利呢？
你不能說《今天》的這幾個人就是先知先覺。我希望將來能寫一本書，把橫向的、這一小撮人生長的土壤寫出來。我不僅要還原事件，還要還原背景、還原氛圍。我的書中有一篇《精神流浪者的重訪》，我實際上是想通過這篇文章寫出《今天》的潛意識。像陳加明、多多、芒克都會唱歌，北島是練男高音的。他們就是這樣玩起來的。高幹子弟家裡有西方的唱片，接著又接觸到了西方的詩歌，這些人都是到了農村又從農村跑回來，讀讀書聽聽音樂，然後才開始搞創作的。當時民主牆上有很多雜誌，其中有3個文學刊物，《今天》第一期出來，馬上就引起大家的注意，還在當工人的田曉青從第二期就開始投稿，這說明《今天》還是有實力的。《今天》中的很多人現在都不寫詩了，田曉青現在還在寫。
三、文學界這10多年是最墮落的
有人說我很樂觀，其實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孫郁的文章我覺得特別好，其中他提到，我們這些人的影響越來越小。《南方週末》上止庵借我說的「新人的故事」對我進行置疑，說《今天》的朋友們拋棄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去學習車爾尼雪夫斯基也還不夠，我們是面具或者符號式的新人。他對我們這一代或一群人提出置疑，我覺得特別好。包括北島最近幾年在國內出的三本書，讓人們重新關注北島，這些東西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用顧城的話說，《今天》是不可思議的事件。它兩、三年就迅速瓦解，80年代末紛紛出國。大部分人沈寂了，只有幾個人在堅持寫作。其中最棒的是北島，他在海外脫離母語的孤獨中堅持寫作。國內的大部分人都改變了生活方式，還在堅持寫作的只有田曉青和劉自立。
文學界這10多年是最墮落的，日本的諾貝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有人類關懷的。我編過他的文集，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點。中國作家在社會現實面前全部失聲了。有一個很著名的詩人對我說：「蔣彥永很好，木子美也很好。我既支持蔣彥永也支持木子美。」
我認為文學終究是要走向邊緣化的。北島比較倒楣，那時候沒有人給他出詩集。《詩刊》當時可以發行上百萬份，現在連2萬份都到不了。《今天》在海外復刊後，我也幫他們組過稿子，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好稿子了。
四、要堅持就要付出代價
我認為從來沒有完整的真實。一個杯子，這一邊畫了一個圖案，另一邊畫了一隻兔子，我不能透過杯子看到那一邊的兔子。關鍵要有真誠的心態。
比如我寫的劉羽這個人，他和我們一起辦《今天》，文革期間他說過「所有的人都會犯錯誤，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會犯錯誤」的三段論，因此被關了三年牢。由於恐懼，他退出了這個群體。他生活得非常失意孤獨，出國去過得非常艱難。後來發現得了癌症，他把所有錢用在幾個月的治療上，然後就去世了。他最後什麼也沒有了。
李南也是當年參加《今天》的人物。20多年到今天，一直沒有改變，現在穿的衣服還是20年前的，只是汽車月票由原來的4塊錢換成了40塊錢。朋友們送她衣服，她說你送我10年前的，不要送我兩年前的。
對我來說，書寫回憶是特別現實的事情。這些事情標誌著現在也標誌著未來。我不是當成職業寫作，我特別害怕職業寫作，我寫得很少也很慢。所有這些寫作都面臨著真實的問題，一方面是客觀的真實，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發生在北京還是上海，是冬天還是夏天，這是不能改動的。另一個是內心的真實或者是本質的真實。
有人寫過一本《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我看了特別震驚，裡面說我在監獄裡聽說「四人幫」倒台了，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幫」。……紀實類的文字第一要做到準確，做到准確並不難，第一是誠實，第二要有責任心。
我比較一根筋。我17歲時肯定不知道這樣走的結果是坐牢。別人告訴我被盯上了，我當時覺得盯上就是要辦學習班，因為我在學校裡也給別人辦過學習班。我沒有想到被盯上是要和公安人員打交道而且要坐監獄的。到了辦《今天》的時候，只有我是清楚的，因為我已經走過一次了。
人一輩子可以自己選擇的很少，更多的是迫使你不得不面對的生活。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你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與眾不同的生活，既有年輕人的激情，又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還是有選擇的。只是我們沒有像12月黨人和職業革命家那樣，自覺地選擇清教徒式的生活。
我坐監獄的結果，是給我自己帶來了正面的思想資源，有些人包括參加民運、六四的人，坐牢後沈淪消極的更多一些。
前些年我當編輯做得還不錯，出版社為了收買我，給我一個副主編。對於我來說一切都沒有改變，也沒有多上班，只是收入多了一些，但是我內心很不舒服。辭掉副主編以後就自由多了。李慎之去世我寫了一篇文章。如果沒有辭職我就不可能那樣寫。人總會有一個個人角色和社會角色，如果不太在乎社會角色，就有可能在另一個地方生長出一些東西來。
我寫作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合理的心態，這個問題一直在解決著。我覺得我還是一個能夠接受新東西的人，超級女聲我可以和年輕人一起看。不能說那個時代好還是這個時代好，關鍵是如何面對現實和如何認識自己。那個時代真的比現在困惑多了，我們整天都在寫信寫日記，現在騙騙自己能夠混過去就行了。要堅持就要付出代價，那個時代是要坐牢的，這個時代一般是沒有人理你，你要能夠忍受孤獨和寂寞。
五、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
不知道是什麼由頭，讓徐曉談到了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她說：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人關注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我覺得周國平與我的寫作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在文章中寫到了郭世英。郭世英這個人物很值得寫，還沒有人作為專著寫過他。郭路生作為詩人出現與郭世英就有關係。張郎郎聽說郭世英被捕後開始逃跑，逃跑前寫下「相信未來」4個字。郭路生接著寫了一首詩「相信未來」，後來就發表在《今天》上。
曹天予的夫人給我打電話，說是「我們回北京了，請你來聊一聊」。見面一聊，談的是告狀的事情。我說我可以約一些記者採訪你們，通過媒體逼迫有關方面拿出當年的檔案來，但是我不贊成告狀。
像這樣的一個案子，法院竟然就給立案了。法院要是證明確實是曹天予陷害了郭世英，那麼他就是殺人犯，應該怎麼處理他呢？我們內心是應該有一個標準的，誰是一個壞人，誰是一個無聊的人，看了相關的回憶就清楚了。用個人經歷寫作，是一個特別危險的事情，你可以隨時面臨尷尬。如果你是真實的人，你就不能迴避這些事情。我說個人書寫是個人的精神生活，自給自足，自己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他同時得到了別人的承認，自己也就有了一種使命感。
－－轉自《北京之春》2005年10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