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最近連續接受的幾次電臺採訪，都是直奔”討薪殺人”的主題而去。加之，剛剛在臺灣電臺做的幾集《民工的錢與命》主講系列，各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周圍民工的議論紛紛，可以這麼說，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差不多都耗在”討薪殺人”這個激烈社會動向上了。我想大家應該能夠敏感地感受到，今年此類案件的頻頻爆發給我們所帶來的強烈震撼：殺人的手段一個比一個更狠，殺人的背景卻一個比一個更悲！關於勞資矛盾，關於維權渠道，關於民工心理，關於法律與情理，關於究竟是民工在挑戰制度的權威，還是制度在挑戰民工的忍耐力，等等，幾乎所有最值得關注的民工問題都被緊湊地銜接在了一起。或許是太過投入，當我整理出一件又一件真實案件之餘，甚至不得不對電臺猛喊：”2005年，討薪殺人年！”
討薪，從被侵略到侵略
有一位記者採訪一位美國人，談”王斌餘案”。美國人反過來問記者：”他找過政府嗎？”——找過，但沒用。美國人又問記者：”他找過法院嗎？”——找過，還是沒用。美國人呆住了，然後突然一問：”那麼，他有槍嗎？！”這段對話發生在這位元記者採訪我之前。我正在民工中間，親眼目賭種種慘狀，也親眼目賭種種艱難、無奈、迷惘、衝動和激憤。我提起我的筆，打開我的資料檔案，一個又一個案件整整齊齊地擺在那裏。我詳細整理《民工討薪自殺個案報告》和《民工討薪殺人個案報告》，到了最後怎麼樣呢？手麻了，人累了，我哭了。我感知這身處的亂世已遠遠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沒有任何準確的語言能夠表述清楚這種獨特而又複雜的感情，我想到了震驚，想到了控訴。然而，就在此時，我接到”楊銀波，社會就是有你這樣的人才會亂”、”楊銀波，你的動機難道是良心嗎”之類的信件；就在此時，我接到”楊銀波，你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用”、”楊銀波，你只可能到處碰壁，只有悲劇”之類的電話。而後，我想到了無奈，想到了無力。
可是，災難不顧這一切，它們每時每刻都在醞釀著、發生著和擴散著。每一根微乎其微的導火索，都將燃燒和自燃，那種底層人心理的不平衡已經越發成為”有償的代價”。我看到了他們報復的欲望，更看到報復之後全社會普遍的悲哀和震驚。可是我不能放棄這種關注，那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在犧牲，那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靈魂在顫抖，在那些無望、絕望和近乎瘋狂的眼神裏，他們竟那樣迅速地拋棄了這個世界，用不計任何後果的虐殺報復那些周遭的人、事、物。他們為了工錢，捨死忘生，風霜雨雪；他們為了工錢，跳樓、跳江、上吊、服毒、割腕、臥軌、鑽車；他們為了工錢，召開新聞發佈會，會後9小時即遭屠殺；他們為了工錢，不屈於周圍人的鄙視和辱駡，不服于高額的成本和被設置的障礙，奮起一擊，殺了人。工錢，把一切的不公正、不平等、危險、恐嚇、血腥等，都聚攏在了一起。他們憤怒了！他們在挑戰除他們之外的任何人；更準確地說，這個制度已經被他們徹底質疑和拋棄。他們用鮮血、死亡和牢獄，證明了這一切。
他們外在的恐懼，是資方的冷漠，是資方所雇打手的兇殘，是勞動部門的推託和被動，是法院曠日費時的裁決，是執行庭強制執行卻又執行不了的悲哀；他們內在的恐懼，是成本的有限，是本領的低能，是關係的短缺，是身邊”必須用錢”時的滿臉無奈和無助，是如我這般的作家也無法準備形容的膽怯、陰暗、失落和絕望。報紙、網路漸漸釋放了能量，記者、律師憤怒地深入底層，這一股又一股的恐懼被展示了出來，原本就深埋在民間和邊緣的那些痛苦被越來越大地鋪開。人們見證到了，明白了，但也失落了，自卑了，這是為什麼？連最自信的人都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打擊而垂頭喪氣，他們知曉了分寸，逃避了責任，遠離了道義，滋生了要求被理解和絕對可以被理解的自私和懦弱，並以此質疑那些沖在第一線上的有良信、有行動的人，這是為什麼？大家面對的是同樣一個災難，這災難發生在身邊與發生在遙遠之處，區別又在哪裡呢？我要質問自己，更要質問一切有志於為社會做實事的人們。
他人的災難就是我的災難
阿星、劉長青、王斌余、歐陽平江……，這張”討薪殺（傷）人”的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殺人者與被殺者都是犧牲品；甚至可以說，殺人者與被殺者的必然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安排。這些災難之中的犧牲者，正在一遍又一遍反復地警示這個社會和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多是平淡無奇的，或是些許的快樂和狂歡，或是些許的痛苦和傷感，但在一潭死水的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那些悲劇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我是關注災難的，因為災難見證著任何歷史、任何地域的最大問題。這些問題顯見、深刻，易於觸動人們的神經和這個社會的規則、秩序和制度。它們在無限反復當中出現，也在無限出現之外繼續反復，這是種規律，這是種現象，這是種高級別的矛盾。這種規律、現象、矛盾此時此刻就在這個國家的某一角落發生著，並將繼續發生著，儘管過一段時間你不知道這些消息，你拒絕這些消息，甚至就在你身邊發生你也並不覺得與你有多大關係……。就這樣，你也成了逃避者。
可是，我們逃得過去嗎？我們避得開嗎？這些矛盾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制度因素，淵源延續的是歷史格局，制度導致的是社會格局，我們就在歷史和社會之中啊。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關注的範圍越來越狹小，關注的力量也越來越卑微，似乎一切的事件和動向都早已不以你我的關注而有所減弱。然而，我卻不能放棄這種關注。難道我們的命運永遠只能是承受、忍耐、沈默？裝著一副傲慢並洋洋得意的樣子，為自己的任何選擇尋找1000萬個藉口，甚至別人被砍斷一支手還不如自己生了一個小瘡那麼痛苦，在這種心態之下，人之為人如何能夠得以塑造？愛和同情，這兩種人世間最偉大的品格如何得以延續？”道德墮落”，”世風日下”，這些評價能夠全然驅使心靈之光的熄滅嗎？人之一生，多少風霜，難道才剛剛起步或才起步數年就畏懼成”識時務者”，並以之為”成熟”、”策略”之類被世故心態所征服的奴隸形象和冷血形象嗎？
讓我們摸摸自己的胸口，把你以及你周圍人這數十年來的災難一一歷數，你找到了什麼？而你此刻又在恐懼些什麼？是誰，或者是什麼帶給你這種恐懼？你的自信力，你的意志力，你的理想、激情、熱血、智慧，都到哪里去了？你要質問你自己。身為一名作家，我也在質問自己：楊銀波，你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讓人們見識到真實、誠摯、激情的同時，也讓他們逃避了責任感、緊縮了安全感，而且儘是充斥著一批又一批憤怒遠大於實際行動的人們？這種質疑，在一個又一個社會事件越來越”狠”地爆發的時候，它越發充當著”必要”的定位。試問：我們究竟要如何面對災難？究竟要如何化憤怒為實實在在的良知？如果我們的表現僅僅局限於文字、聲音，和一些小範圍的行動，甚至他人早已習慣於這種姿態並且覺得這根本算不了什麼了，那麼講大謀略的，講大行動的，講”解決根本問題”的，一個接一個的”清高的看客”於我們而言，又有何用？就連出於純粹的關注，也被這種傲慢和冷漠消滅掉，那麼這種良知乃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
用心感受你無法想像的痛苦
討薪殺人，絕不是民工向社會挑戰的最後一個信號。它畢竟是個體行為、小範圍行為，可是如果這種激憤成為越來越大範圍的”共同憤怒”，那麼不唯獨當局恐懼，就連社會各界、各領域、各個體也戰戰兢兢，那便是有組織犯罪的擴大和聯盟。即使再次出現革命性的大事件，到最後的結局，以如今的社會緩衝能力和人民基礎而言，更大程度上說，是未來的一個災難。說小了，是底層犯罪率的高漲，甚至被賦予”正義”；說大了，是暴民社會。我反對這種社會，我不鼓勵任何人、任何勢力尋求暴力主義，如果暴力在一個社會當中得到默認、承認乃至支持，那麼誰也不可能是受益者，它將徹底打碎一個社會的平衡，如同”文革”般地瘋狂和醜惡。說到底，這應該是針對一個數量巨大的群體的制度建設問題，不管由誰執政，根本問題都在這裏。可是，任何犯罪都有其環境、背景，這個環境、背景的好壞，是治本的方略。勞資矛盾和民工本領就是個大問題，前者是全國如此普遍，後者是全國如此亟須，這些都需用政策性、組織性的人、財、物投入，我們要出力。
過去我們講知情權，知道謊言、欺騙的惡果，所以真實地記錄這個社會，是任何媒體人和傳播者的責任。現在看來，這還不夠，因為”知而不識”，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意義被扭曲了非常多。在一個紛繁蕪雜的社會裏，我們需要情感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促使我們用心，用我們的真心去感受那些痛苦，用真心去激勵智慧和行動。英雄時代已經過去，儘管這社會需要英雄；可是我要說，這社會更需要第一流的公民，這是個基礎。沒做好公民的人，他（她）的基礎不牢，沒有普及價值，即使居高臨下了，也很難通達社會各階層。我們不是為了圖個痛快，我自己也不主張寄國家希望於任何的個人。我是有英雄主義的，可是我知道這些英雄之所以可稱為英雄，是因為他們的稀缺、勇毅、堅強和悲憫，說到底，這首先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應有的品格，然後才是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他們為真理、真知、真相而奮鬥，是真情、真摯和真實的人，所以贏得尊敬和推崇。他們是一群用自己的心去體悟這個社會的悲歡離合、林林總總，並決心腳踏實地地改變一些應該改變的東西的人。一句話：他們順應了歷史潮流，走在了普通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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