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最近连续接受的几次电台采访，都是直奔”讨薪杀人”的主题而去。加之，刚刚在台湾电台做的几集《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周围民工的议论纷纷，可以这么说，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不多都耗在”讨薪杀人”这个激烈社会动向上了。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敏感地感受到，今年此类案件的频频爆发给我们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杀人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更狠，杀人的背景却一个比一个更悲！关于劳资矛盾，关于维权渠道，关于民工心理，关于法律与情理，关于究竟是民工在挑战制度的权威，还是制度在挑战民工的忍耐力，等等，几乎所有最值得关注的民工问题都被紧凑地衔接在了一起。或许是太过投入，当我整理出一件又一件真实案件之余，甚至不得不对电台猛喊：”2005年，讨薪杀人年！”
讨薪，从被侵略到侵略
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美国人，谈”王斌余案”。美国人反过来问记者：”他找过政府吗？”——找过，但没用。美国人又问记者：”他找过法院吗？”——找过，还是没用。美国人呆住了，然后突然一问：”那么，他有枪吗？！”这段对话发生在这位元记者采访我之前。我正在民工中间，亲眼目赌种种惨状，也亲眼目赌种种艰难、无奈、迷惘、冲动和激愤。我提起我的笔，打开我的资料档案，一个又一个案件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我详细整理《民工讨薪自杀个案报告》和《民工讨薪杀人个案报告》，到了最后怎么样呢？手麻了，人累了，我哭了。我感知这身处的乱世已远远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任何准确的语言能够表述清楚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感情，我想到了震惊，想到了控诉。然而，就在此时，我接到”杨银波，社会就是有你这样的人才会乱”、”杨银波，你的动机难道是良心吗”之类的信件；就在此时，我接到”杨银波，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杨银波，你只可能到处碰壁，只有悲剧”之类的电话。而后，我想到了无奈，想到了无力。
可是，灾难不顾这一切，它们每时每刻都在酝酿着、发生着和扩散着。每一根微乎其微的导火索，都将燃烧和自燃，那种底层人心理的不平衡已经越发成为”有偿的代价”。我看到了他们报复的欲望，更看到报复之后全社会普遍的悲哀和震惊。可是我不能放弃这种关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牺牲，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在颤抖，在那些无望、绝望和近乎疯狂的眼神里，他们竟那样迅速地抛弃了这个世界，用不计任何后果的虐杀报复那些周遭的人、事、物。他们为了工钱，舍死忘生，风霜雨雪；他们为了工钱，跳楼、跳江、上吊、服毒、割腕、卧轨、钻车；他们为了工钱，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后9小时即遭屠杀；他们为了工钱，不屈于周围人的鄙视和辱骂，不服于高额的成本和被设置的障碍，奋起一击，杀了人。工钱，把一切的不公正、不平等、危险、恐吓、血腥等，都聚拢在了一起。他们愤怒了！他们在挑战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更准确地说，这个制度已经被他们彻底质疑和抛弃。他们用鲜血、死亡和牢狱，证明了这一切。
他们外在的恐惧，是资方的冷漠，是资方所雇打手的凶残，是劳动部门的推托和被动，是法院旷日费时的裁决，是执行庭强制执行却又执行不了的悲哀；他们内在的恐惧，是成本的有限，是本领的低能，是关系的短缺，是身边”必须用钱”时的满脸无奈和无助，是如我这般的作家也无法准备形容的胆怯、阴暗、失落和绝望。报纸、网路渐渐释放了能量，记者、律师愤怒地深入底层，这一股又一股的恐惧被展示了出来，原本就深埋在民间和边缘的那些痛苦被越来越大地铺开。人们见证到了，明白了，但也失落了，自卑了，这是为什么？连最自信的人都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打击而垂头丧气，他们知晓了分寸，逃避了责任，远离了道义，滋生了要求被理解和绝对可以被理解的自私和懦弱，并以此质疑那些冲在第一线上的有良信、有行动的人，这是为什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一个灾难，这灾难发生在身边与发生在遥远之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要质问自己，更要质问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做实事的人们。
他人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阿星、刘长青、王斌余、欧阳平江……，这张”讨薪杀（伤）人”的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牺牲品；甚至可以说，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必然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安排。这些灾难之中的牺牲者，正在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警示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多是平淡无奇的，或是些许的快乐和狂欢，或是些许的痛苦和伤感，但在一潭死水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那些悲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是关注灾难的，因为灾难见证着任何历史、任何地域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显见、深刻，易于触动人们的神经和这个社会的规则、秩序和制度。它们在无限反复当中出现，也在无限出现之外继续反复，这是种规律，这是种现象，这是种高级别的矛盾。这种规律、现象、矛盾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国家的某一角落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着，尽管过一段时间你不知道这些消息，你拒绝这些消息，甚至就在你身边发生你也并不觉得与你有多大关系……。就这样，你也成了逃避者。
可是，我们逃得过去吗？我们避得开吗？这些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因素，渊源延续的是历史格局，制度导致的是社会格局，我们就在历史和社会之中啊。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小，关注的力量也越来越卑微，似乎一切的事件和动向都早已不以你我的关注而有所减弱。然而，我却不能放弃这种关注。难道我们的命运永远只能是承受、忍耐、沉默？装着一副傲慢并洋洋得意的样子，为自己的任何选择寻找1000万个借口，甚至别人被砍断一支手还不如自己生了一个小疮那么痛苦，在这种心态之下，人之为人如何能够得以塑造？爱和同情，这两种人世间最伟大的品格如何得以延续？”道德堕落”，”世风日下”，这些评价能够全然驱使心灵之光的熄灭吗？人之一生，多少风霜，难道才刚刚起步或才起步数年就畏惧成”识时务者”，并以之为”成熟”、”策略”之类被世故心态所征服的奴隶形象和冷血形象吗？
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胸口，把你以及你周围人这数十年来的灾难一一历数，你找到了什么？而你此刻又在恐惧些什么？是谁，或者是什么带给你这种恐惧？你的自信力，你的意志力，你的理想、激情、热血、智慧，都到哪里去了？你要质问你自己。身为一名作家，我也在质问自己：杨银波，你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让人们见识到真实、诚挚、激情的同时，也让他们逃避了责任感、紧缩了安全感，而且尽是充斥着一批又一批愤怒远大于实际行动的人们？这种质疑，在一个又一个社会事件越来越”狠”地爆发的时候，它越发充当着”必要”的定位。试问：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灾难？究竟要如何化愤怒为实实在在的良知？如果我们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文字、声音，和一些小范围的行动，甚至他人早已习惯于这种姿态并且觉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了，那么讲大谋略的，讲大行动的，讲”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接一个的”清高的看客”于我们而言，又有何用？就连出于纯粹的关注，也被这种傲慢和冷漠消灭掉，那么这种良知乃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
用心感受你无法想像的痛苦
讨薪杀人，绝不是民工向社会挑战的最后一个信号。它毕竟是个体行为、小范围行为，可是如果这种激愤成为越来越大范围的”共同愤怒”，那么不唯独当局恐惧，就连社会各界、各领域、各个体也战战兢兢，那便是有组织犯罪的扩大和联盟。即使再次出现革命性的大事件，到最后的结局，以如今的社会缓冲能力和人民基础而言，更大程度上说，是未来的一个灾难。说小了，是底层犯罪率的高涨，甚至被赋予”正义”；说大了，是暴民社会。我反对这种社会，我不鼓励任何人、任何势力寻求暴力主义，如果暴力在一个社会当中得到默认、承认乃至支持，那么谁也不可能是受益者，它将彻底打碎一个社会的平衡，如同”文革”般地疯狂和丑恶。说到底，这应该是针对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制度建设问题，不管由谁执政，根本问题都在这里。可是，任何犯罪都有其环境、背景，这个环境、背景的好坏，是治本的方略。劳资矛盾和民工本领就是个大问题，前者是全国如此普遍，后者是全国如此亟须，这些都需用政策性、组织性的人、财、物投入，我们要出力。
过去我们讲知情权，知道谎言、欺骗的恶果，所以真实地记录这个社会，是任何媒体人和传播者的责任。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因为”知而不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意义被扭曲了非常多。在一个纷繁芜杂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情感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促使我们用心，用我们的真心去感受那些痛苦，用真心去激励智慧和行动。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这社会需要英雄；可是我要说，这社会更需要第一流的公民，这是个基础。没做好公民的人，他（她）的基础不牢，没有普及价值，即使居高临下了，也很难通达社会各阶层。我们不是为了图个痛快，我自己也不主张寄国家希望于任何的个人。我是有英雄主义的，可是我知道这些英雄之所以可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稀缺、勇毅、坚强和悲悯，说到底，这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有的品格，然后才是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他们为真理、真知、真相而奋斗，是真情、真挚和真实的人，所以赢得尊敬和推崇。他们是一群用自己的心去体悟这个社会的悲欢离合、林林总总，并决心脚踏实地地改变一些应该改变的东西的人。一句话：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走在了普通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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