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曾記否，中國10年文革結束不久，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親自組織了反響巨大的「理論務虛會」，由此推動了一場「人民民主思想解放運動」；而北京「民主牆」和「全國民刊」運動，正是與那個時代應運而生的社會產物。當時由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為代表的全國各地民間刊物百家齊放，波瀾壯闊，一時成為後文革時期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但後來鄧小平卻主導全國人大封殺了中國人民僅有的一點「四大自由」，隨後又主導通過中共中央2號文件，用這種非法的方式，將全國民刊定為「非法」，並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搜捕、關押創辦民刊的民運人士。從此中國民主牆時期與民間刊物語話，成為所謂「改革開放」之中國主流媒體最敏感、最忌諱的話題。
時隔近30年後，當年鮮為人知的民刊參入者──徐曉，卻悄悄推出了她對那段往事的回憶性隨筆集《半生為人》。該書不僅涉及了文革後期中國知識青年在黑暗中沉淪與掙扎的悲劇和試圖實現個性突圍的努力，還生動地書寫了她深陷難獄生活的心跡：陽光把窗櫺的陰影投在牆壁上，她是靠著陰影的移動來推斷時間的。她能從獨輪車發出的聲響，聽出監獄裡送來的是裝水的木桶還是裝飯的鐵桶。
然而，她用更多的筆墨，正面描寫了當時發生在北京民主牆時期的故事，特別是她參與出版、印刷民刊《今天》的幕幕往事。她在該書中包含著激情，描述了當年民刊的參與者們為其奉獻，為其付出的那種神聖感、使命感；寫當年那些知青們聚集在民刊的旗幟下，激情滿懷的閱讀、思想、寫作、爭論、演說的歷史。作者寫道： 「每個星期天，我們都會去裝訂雜誌。那個院子裡到處都是臨時搭建的廚房和矮棚，但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大家都覺得很神聖」。她記述了當時民間刊物圈裡那些很響亮的名字：趙一凡、北島、芒克、郭路生、史鐵生、阿城等。不僅如此，她還回憶了當年發生在民主牆歲月裡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後來遭鎮壓的「星星美展」和「四月影會」。
眾所周知，1979年後，北京當局已開始向民運人士開刀，相繼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權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華、張溫和等，形勢已變得非常惡劣，不僅北京「星星藝術展」被取締導致的「10、1」大遊行遭鎮壓，民運老將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後，《四五論壇》發起人之一劉清，又因組織、傳播對魏京生的公審錄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處境艱難，一些大專院校內的民刊也都被迫關閉或轉入地下，民主牆遭到攝取了「四、五」運動成果的鄧小平的敵視，最終被扼殺。
就是這樣一部反映那個時代語話的書，能在大陸出版上市，已是奇蹟了，最近又巧借中共準備從紀念胡耀邦那裡找回合法性之東風，竟撕裂了維繫近30年的意識形態圍堵，悄然走上報端。曾一度被視為民主牆時期頗具代表性語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貴是高貴者的墓誌銘」，再次見諸報端，衝擊了中國主流媒體，其意義非同小可。更為耐人尋味的是，作為民主牆時期《今天》民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的徐曉及其《半生為人》一書，竟被中國南方最有影響力的大報《南方周末》記者夏榆相中，特刊發表了「《半生為人》：一個失去時代的精神肖像」長篇評述的文章，其中潛在的含義已不言而喻。記者試圖在該文中引導這樣的思考：「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30年祭。作為文革後一代中的一員，那段歷史留給徐曉什麼樣的烙印？」。對此，徐曉曾做出了這樣的回答：「毫無疑問，如果每個中國人不能像德國人記憶奧斯威辛的苦難和恥辱一樣，以及文革和與之一脈相承的災難，我們的民族之魂將長久地徘徊。」
如果事件僅僅發生到這裡還不過是一種例外的語話，那麼就在外界吵嚷著中共會怎樣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前幾天，中共團派大報──《中國青年》，竟作為「閱讀特稿」，原文轉載了這片充滿了「民主牆時期」語話的記者評述。我作為那個時代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不由得便悟出了其中的「門道」。這種由南到北的「民主牆時期」語話，突然橫掃中國主流媒體的事實，就是伴隨著紀念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事件一路走來的閃亮腳印。也許這並不符合操控當今中國主流媒體「大盤」的黨腕們的意志，但我堅信：他們可以用來托盤的意識形態資源，已經賠的快要見底了。
地址：青島市市南區旌德支路9號3單元101室
郵編：266071
電話：85763880
電郵： chinapppp@yahoo.com.cn
──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