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真編譯報導)烏干達“新聞視角”(The New Vision)2月報導﹐在經歷過了兩個禮拜的慌亂與耽擱，中共終於在1月29日允許給遭罷黜的前中共國家總書記趙紫陽舉辦一個低調的北京八寶山公開葬禮。趙紫陽常被描述成中國的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如果他沒有在天安門事件中遭到罷黜的話，他可能可以成為一個帶領中國走向民主的改革者。
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現在的領導者這麼怕大眾知道趙紫陽過世的消息，還有為什麼該政權下的警察毆打配戴白色哀悼花的民眾的原因，但是他是早期共產黨的最後一個真正信仰者之一。這些人不會被遺忘。
自從天安門事件同情學生遭到罷黜後，趙紫陽就被軟禁起來長達將近16年，而趙紫陽的死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年那些爭取民主的示威者是否在真正相信共產黨的人主政下能夠成功?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當年共產黨沒得到政權的話，那中國會不會更好?
趙紫陽出生在一個狂熱理想主義橫掃歐亞的年代，而他在13歲的時候就加入共青團，此後一直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即使在他父親在1948年因為“地主”的身分而慘遭共產黨的殺害。
當“大躍進”在1958年至1961年於廣東省導致大飢荒時，他熱切的組織整肅農民，因為毛澤東說是他們把穀物存貨藏起來才會導致大飢荒(其實是虛構的)。
而即使在其年老的母親於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批鬥死了，他對共產黨的忠心依舊沒有動搖。
七十年代末期，趙紫陽已成為鄧小平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有立助手，而在80年代末期的時候，他甚至想要進行政治改革。
當大學生在1989年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政治改革時，他對他們是持同情態度的，但是當黨中元老堅持要鎮壓這些抗議者時，他又再一次的屈從於共產黨之下。
在暴力的命令被下達的前一晚，他到天安門做了一個悲哀的拜訪，而這個拜訪日後常被提及，他說﹕“對不起，我來得太晚了”，但是他並沒有真的和他們在一起，兩個禮拜後當政府軍隊在天安門對學生進行大屠殺時(1989年6月4號)，他也沒有站出來大力反對，他至死都對共產黨忠心耿耿。
趙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宅院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16年，只有在打高爾夫的時候才露露面，以及偶爾給黨寫寫信，溫和的建議“平反六四”，如果他是民主的英雄，那上天可真讓中共免於其敵人的威脅了
但是共產黨最後真正的信仰者正在中國逐漸消逝。而在一個像戈爾巴喬夫(Gorbachev)時代的蘇維埃共產黨一樣充滿譏諷言詞和腐敗的黨裡，是什麼取代了他們這些人﹖是一群野心家，而他們對黨的忠心就是他們必須一起被吊起來，以防他們分別被吊。
而他們唯一值得驕傲的是他們在現代中國所“創造”的經濟奇跡，但是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中共在中國沒有得到政權，中國是不是會更好。
當蘇聯漸漸解體後，人們喜歡討論如果共產黨在1917年沒有建立政權的話，俄羅斯會變得有多好。
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開始的時候，俄羅斯有著和意大利一樣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程度，而且成長度一樣快，盡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蕭條，到了1989年的時候，意大利人已經比俄羅斯富裕了將近三倍，而這種差距到現在還維持著。
要對中共下同樣的結論是有點難，中國自共產黨1949年執政後還是依然工業落後。
而共產黨在開始執政的30多年間，只是重新分配“悲慘”，而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沒什麼助益。但是他們所帶來的殺戮和飢荒卻使近4000萬的中國人失去了生命。
在隨後的25年可以看到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這很難令人相信即使是最腐敗和最不能勝任的國家主義政府也會自1949年使得國家經濟成長較少。
事實上，如果你考慮一下也是於1949年起始於那種政權的台灣，台灣的人均收支是中國的三到四倍。
趙紫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漸漸的改變，變得不那樣的狂熱以及放棄了屠殺以及折磨這些共產黨用來做工具的政治手段，想要為中國做點事，然而若他是老共產黨的最後一人，那對中國真的是大大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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