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王敬之:統一的岐見

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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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2日訊】“統一”對中國人講來,是數千年的理想,因此茲事體大,大到了超過世界各地任何人種對統一的觀念。最早的吟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基於對天下一統的嚮往,孔夫子唯一的著作〈春秋〉也是以闡述“大一統之義”為主旨,千載後最具代表性的民間說部〈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則顯然以“合”為定則而“分”為變局。國家要統一,在中國是眾望之所歸,也是天之經而地之宜。別的國家,恐怕沒有這麼大的計較和講究吧,例如,俄羅斯分就分、合就合,沒什麼大了不起。

有個與“統一”相連的關鍵,中國也是獨特于別國的。首先,這舉世獨一無二、連續歷史最長的中國,卻也幾乎是舉世無雙的一個從來沒有可以捉摸的實際具象的國家。人們感受到中國是個洋洋大國,這個感覺是正確的,但若進一步追問中國究竟正式始成于何年何月,疆域起訖于何經何緯,大概誰也回答不出來。張騫在西域,宣揚的是大漢天聲;鄭和下南洋,傳播的是大明天威;他倆都不會自稱中國或中華帝國。

“中國”這個辭彙倒是很早見諸文字,但原意並非實指國家,而是泛泛地等同于“中土”“中原”這樣的字眼,意思就是居中的地區;這“中”究竟是指哪塊地區,也不明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土的概念也推移;起初秦楚吳越全是蠻夷之境,後來都屬中原範圍。就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吧,“分”的時期當然無從談到全國疆界,而“合”的時代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疆界,即使漢唐宋元明清那幾個享祚久遠的盛朝,邊界亦無定准。中國可以龐大到囊括貝加爾湖和中東地區,中國也可以局促在江淮一隅。

徵諸實際,中國自古的拓疆、守業、建設、施政,最主要在於文化,歷朝歷代政府的最大職守在於奉行中華文化。疆界所及,不是視軍隊征略到多遠,而是看中華文化傳播的範圍。偶爾有軍隊出征遠略,即使勝了,也不會久駐其地,最多接受朝貢而已;但如果該地奉行了中華文化,那它自然而然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所謂“由夷變夏”了。所以,“大一統”不是強求得來的,也不是一廂情願所可得,而是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水到渠成。反之,文化的喪失和墯落,必然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因此,任何時期中國的遭遇分裂,總是執政者之過:你自不掌握中華文化,想統什麼一?

這纔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中華文化之不同于西方文化者在於,西方文化是求諸外物,不斷點點滴滴增長、實檢、驗測,所以疆土擴張到哪裡就實際佔領到哪裡,明明確確,毫不含糊;中華文化是求諸己身而驗諸天地,明陰陽,通造化,大而無當,一下子就直指認識的真諦,但對於那些有形之物,不暇計較。耀武揚威時可以遠征到貝加爾湖和地中海,只要武既燿而威已揚就達到了目的,不會長期佔領的,並不覬覦人家的子女財貨,人家進貢珍禽異獸不妨笑納,卻懶得派員到人家那裡去統治管理。殖民拓疆的概念,中華文化裡是不存在的;說它是優點也好,說它是缺點也好,總之它就是這個特點。滿清末葉的棄疆割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朝政腐敗,另一方面也是這個文化特點所致。如果中國現在離開了本身的文化特點去翻老賬、查新賬,那就許多事都爭議不清了。

現在人們往往籠而統之說,中華文化就是帝王專制的文化。錯了,大錯特錯。帝王,只是統治形式,並非絕對是專制。中華文化的根本,恰恰是避免專制,傾向民主,因為中華文化是建立在人人都頂天立地的基礎上,主張人活得像人,人人獨立自主、自由自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王于我何有哉。”當然,這種“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理想並非一蹴而就,立刻可以得到,但先賢的理想是明擺在那兒的,一點不假。如今,糾纏于政制政體而忽視了文化本質,把政權當作國家,于是紛爭永無止息。若不返本歸原,從文化觀點上來對待國家的統一,這樣的紛爭永遠不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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