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據新華網北京2月26日報導，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討論刑法修正案（五）草案分組會上，包括北大校長許智宏、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方新、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蔣祝平在內的數十位委員建議對刑法作出修改和補充，要求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條款，按蔣祝平先生的話說，就是要「明確提出實施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是違法犯罪行為；明確具有執業醫生資格的人員可以成為破壞計劃生育罪的主體。」這些教科文衛的「知識」委員們露出了狼一樣兇殘的嘴臉。
報導說：「根據2000年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已達116.9：100,科技部『人口與健康科技問題研究專題報告』表明這一比例已達119（正常應當為102－107），有的地區高達130。」如果這一情況屬實，我以為已經形成了中國式的人口危機。那麼，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是甚麼呢？報導說：「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組織的調查發現，非法的胎兒性別鑑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是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偏高的直接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缺乏相應的法律對上述兩種行為進行打擊和懲處。」這是近乎胡說的。其實造成危機的原因根本用不著調查，直接的原因就是違背人性的強制計劃生育運動，間接的原因是推行這種非人運動的全部制度。
但是，造成人口危機的真實原因這些「知識」委員們是不能看到的，即使他們可以看到，也是不敢看到的，因為，他們是奴才。奴才的習慣——當然是朝拜時的習慣——，是眼睛不敢望上看，甚至不敢平視，而只敢往下看。他們斷斷不敢看到所謂計劃生育的非人性，而只敢看到底下大眾們的「罪行」，就像報導所特別指出的：「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千百年來一直有養兒防老的傳統，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許多老百姓更是通過各種手段放棄生育女嬰選擇男嬰，從而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調，在一些農村地區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光棍村』，直接影響到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把人口危機的責任全盤推給了「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
人口的繁殖本是自然的。在自然繁殖的過程中，人口總量的性別比會有波動，但絕不會出現性別比的危機。生育是夫妻自身的自然權利，是成年人最自然的人權之一，但是，這一自然權利在中國也被剝奪了，竟然化為了「計劃」的公權，人們是否可以生孩子、甚麼時候生孩子、生不生孩子竟然自己不能做主，而要獲得國家授權，獲得官僚機構批准。政府當然可以採取鼓勵或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但這在總體上只能夠是溫性的勸喻、軟性槓桿的調節，必須以自然人性的自由為絕對前提。一當違背了人性，生育變作了硬性的「計劃」，那麼，人們在無力抗拒這種「計劃」的前提下，就不得不使用好「計劃指標」，根據個人和家庭的價值觀進行自己的「計劃」，對生男生女進行痛苦的抉擇。這種抉擇反映到人口總量上，則一定會積累出性別比的危機，允許生一個是這樣，允許生三個也會是這樣；只要是「計劃」的，一定是比例失調的。因此，不管「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是怎麼對待生育的，都是合理的，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自然人性或被強行扭曲的人性的合理選擇，發生人口危機的罪魁是「計劃者」自己。
如果要追究「罪行」，所能夠追究的只能是政府本身。但是，奴才的本性不會產生這種「大逆不道」的念頭。相反，一當奴才選擇了「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為視點，就一定立刻收斂起獻媚的笑面，一定會露出狼一樣兇殘的嘴臉。一切的奴才，必壓抑了許多內心的慾望，一當有弱者可以施慾，就會爆發出他們的殘暴。殘暴是奴才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性格。「知識」委員們一當把眼光注視到「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身上，猙獰的牙齒就會露出來，血紅的舌頭就會舔起來，一切的溫順就不再看到，有的只是「刑罰」，是嚴厲「打擊和懲處」的嚎叫。
中國「知識」委員的奴才雙重性格在年初北京市的「兩會」會議間，也出過一個鮮明暴露的例子：一邊廂是市長王歧山剛在人代會西城區分組審議時表態：北京的人口一定要控制住，北京的定位與人口密切相關。另一邊廂即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政協委員張惟英跟著急忙呼應，提出在北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議提案。急忙的呼應是奴才的溫順，而排斥「外來人口」、取消本就幾乎不存在的人口自由流動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則是奴才的殘暴。不說人權、公民權，僅僅說北京首先是中國的北京而不僅僅是北京的北京這一淺顯道理，教授張惟英女士不會不懂，但她又確實是不懂，因為奴才的性格必然使其愚昧到普通人以下的智力水平。
凡奴才，也一定是狼；所謂「知識」，只是張人皮而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