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近來中國掀起了舉世囑目的反日浪潮。「掀起」這個詞用在這裡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在目前的中國，任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只要不以政府為對象，都離不開政府為了某種目的策劃和控制。中共反日的戰略目的是它認識到在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唯一能夠在經濟和世界事務上與中國爭雄的是日本。因此，中國要「崛起」，就必須盡可能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壓制日本，其最方便、看上去和現實的政治、戰略和國家利益無關的就是把歷史問題利用到極限，用歷史舊賬來壓住日本，讓它永遠在道義上不得翻身。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還不是一個軍事大國，國際政治影響也還不如中國。要保持中國對日本的這種優勢，最不費力的就是不准日本改變其在國際上的「罪人」形象。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隔三差五就要把戰爭問題、道歉問題和賠償問題和領土爭議翻出來敲打日本的原因。中共已經這樣做了二十年，它還會這樣做下去。在這個意義上，其實中共並不希望日本領導人為戰爭問題再一次正式道歉或者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因為那樣的話中共就沒有使用這個政治工具的藉口了。在另一方面，反日既然是中共手上的政治工具，就要按照它的日程表來使用，民間是沒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志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因此，民間在對日問題上正當的義憤和訴求註定了要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國的這次反日浪潮引起了國際強烈的反響。出於對東亞安全和中國未來走向的關切，一些學術界人士也發表看法，抨擊中共在對待歷史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在指責日本掩蓋和篡改歷史的同時，不但掩蓋自己當政以來給中國人民帶來遠比日本軍國主義更慘痛的災難的真相，也對近代以前中國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歷史一字不提。在這些人士中，美國的羅斯特里爾和愛德華弗里德曼是兩個突出的事例。
特里爾把反日看成是演戲
現在哈佛大學的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四月二十二日在澳大利亞最有影響的全國性大報《澳大利亞人報》上發表長篇文章，對中日關係近來的變化進行了評論。羅斯‧特里爾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中國革命和毛主義的專家，在西方學術界有廣泛影響，中國大陸公開出版過他的著作，包括《毛澤東傳》。從他過去的學術經歷、觀點和被大陸學界的接受來看，應該說特里爾並不是那種一貫對中共持尖銳批判立場的學者。
特里爾在文章中把中共對歷史的操縱比作上演京劇。「中國在國際上拙劣的外交是和它在國內嚴厲的控制分不開的。道歉、教科書、無人居住的島嶼、有關戰爭的記憶——所有這些都是家長式的中國政府手中的京劇道具，為它的文化和外交政策服務。」在中國，「真相和權力始終是同一個來源：在過去是皇帝的朝廷，今天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政權對人民的統治就是在這樣的京劇演出中[按照它的意願]讓人民呼喊和發出受虐的呻吟。」
特里爾提醒人們，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共一手導演的這種政治京劇中已經經歷過了太多太荒唐的愛與恨。他說：「戲劇常常有出人意料的結局。人民共和國的觀眾曾經被教育說要愛蘇聯，然後又說要恨它。印度在五十年代備受尊敬但到了六十年代成了壞蛋。越南曾經是和中國『唇齒相依』，但到了一九七九年卻受到中國軍隊的入侵。一九七二年當日本首相田中當面向毛澤東為二次大戰道歉時，毛立馬讓他住嘴，說正是日本的入侵才『幫助』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因此，中共對日本應該是愛而不是恨。特里爾在這裡還忘了提一下曾經被中共說成是「天涯若比鄰」、後來又棄之如破鞋的的阿爾巴尼亞呢！
教科書問題和中日制度差別特里爾指出，恰恰是在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上中日顯示出了不可忽視的差別。中國不允許一本公開出版的書批判共產黨在它五十六年的統治歷史上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而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最尖銳地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書籍，它們在日本有廣泛的讀者。中國的教科書是統一的，代表了官方的立場，而日本的教科書五花八門，既有文部省審定的，也有非官方的。特里爾還說，中國中學歷史書用大量篇幅描寫日本侵華史，但從來不提中國元朝侵略日本，也不提漢朝對越南的征服和後來長達一千多年的殖民化。（特里爾這裡還遺漏了中國對朝鮮的侵略——例如所謂薛仁貴征東——和長期的殖民統治。）
反日鬧劇收場和對中共的警告關於這場反日鬧劇的收場和預後，特里爾說：「最終，所有希望息事寧人的因素都會試圖把中日關係引回穩定。但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獨裁，只要這一點不改變，中國的制度就是中日關係中麻煩的根源。」
特里爾對中共玩弄反日牌發出警告：「中國已經從中日關係中得到很多好處了，特別是經濟上的收穫。而過去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也被北京在政治上戲劇化地利用了，這是另一個收穫。但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而北京或許錯估了這一點。中國肯定會從關係破裂的邊緣後撤：它承擔不起破裂的後果。但我們並不知道東京方面對這種辱罵、打砸和歪曲歷史還能承受多久。」
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中國學生為什麼仇視日本？
愛德華‧弗里德曼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資深政治學教授，從五十年代末就從事中共研究。他也是一個在中國大陸學界有影響的西方學者，文革前後他對中共的研究有濃厚的自由派和左派色彩，甚至八十年代在《中國季刊》上發表過有一篇把毛澤東思想和愛因斯坦理論相聯繫的文章，受到中國著名科學史家和異議人士許良英的尖銳批判。但後來他對中共的看法發生了很大改變，今天在他看來毛澤東、斯大林和希特勒應該是同一個範疇的歷史人物。
根據海外《中國數字報》轉載的文章，和特里爾一樣，弗里德曼也從回顧歷史中揭示中國青年被中共所操縱的愛和恨。他說當中共需要青年們恨「新沙皇」的時候，它可以做到讓每一個青年都能精確地背得出有多少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國霸佔，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奔赴邊疆要向新沙皇討還血債。而當時實際上南京大屠殺在時間上的距離要近得多，但中國學生卻沒有去遊行抗日，因為毛澤東告訴日本人他感謝他們的侵略。南京大屠殺這樣一件大事，毛澤東在他的所有講話和文章中卻一次都沒有提到。
弗里德曼認為這種有選擇的和被操縱的愛和恨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在毛時代，中共的國際目標是要當世界革命的領袖，所以它恨當時共產世界的領袖蘇聯；而在後毛時代，中共的世界戰略是回到過去的中華帝國，當亞洲或東亞的頭，因此它要煽動對東亞強國日本的仇恨。而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前景更增強了中國的恐懼和對日本的敵視。
學生運動應以本國政府為對象
和特里爾一樣，弗里德曼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日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他自在接受《今日美國報》的採訪時說，多數中國人並不瞭解一個基本事實：日本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說日本教科書對歷史的歪曲固然讓人憤慨，但實際上沒有多少日本歷史教師在使用由右翼操縱的文部省通過的教科書。而中國統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不但不反映中共統治的劣跡，也不反映歷史上中華帝國在對外擴張和漢化過程中對它民族帶來的災難。例如明朝的擴張就造成數百萬非漢族人的死亡，但中國的教科書對此不置一詞。他舉了一個事例，說最近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學家珀杜（PETER PERDUE）出版了一本有關這個主題的書。弗里德曼還說，事實上日本並不是像很多中國人以為的那樣從不道歉，而是已經道了二十一次歉了。
弗里德曼對台灣的評價是「和平的、無害的和民主的」，並直截了當地說：「今天在中國，一個健康的學生運動應該是在『不准碰台灣』的口號下遊行。」他說學生運動從來都是以自己國家的政府為對象的，只有在中國它成了政府的工具。「我覺得非常可悲」，弗里德曼說，「那些感情衝動的愛國學生百分之一百地按照政府佈置的時間表和政府的路線行動，在事先就知道不准涉及國內令人氣憤的現象，而這本來是全世界學生運動最自然的目標。」
濫用道義資源帶來惡果
特里爾和弗里德曼對中共利用學生反日的批判從一個方面說明，近年來中共在國際經濟交流中雖然得分不少，但在政治和道義上卻喪失得越來越多，連過去和中共關係不壞的一些學者都看不下去了。這實際上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總趨勢的繼續。中國國際上的道義形象在八十年代由於改革開放的發展是很正面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是轉折點，此後的人權記錄、對新聞自由的壓制以及對法輪功的鎮壓都使得它的國際形象每況愈下。這次反日運動，本來涉及的是中國過去受害的歷史，應該受到國際同情，但事實上只有一些本身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受害者的亞洲國家與之呼應。中國的大張旗鼓反而使得國際間有影響的輿論開始懷疑中共到底要幹什麼，並認真思考日本應得的國際地位。
如此濫用本來絕對屬於自己的政治和道義資源，讓國際上對自己越來越疑忌，把左鄰右舍全都得罪光，難道這就是中國二十一世紀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