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2005年4月最後的一天，湖南長沙《當代商報》前編輯部主任師濤經秘密審判被判10年徒刑。法院給師濤定罪的證據是中國安全部的一個秘密鑑定。新華社稱，師濤被指控犯下“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2004年4月，他曾摘抄過並在內部的編輯會議上宣讀的一份機密文件，並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海外刊物。香港《明報》報導說，□局指控□□洩密的“11□文件”□容，其中提到“六四”15周年□到，海外民□人士要□入□地等。但有評論指出：師濤在山西和湖南的媒體工作期間揭露了當地的若干腐敗案件，引起兩地官員的怨恨，並命令安全部門捏造罪名對其進行“懲罰”。師濤一案即由山西和湖南兩地的國家安全局共同炮製。這份由國內六位作家發起的抗議文件還稱：在案件審判之前，師濤的律師郭國汀突然被取消了律師資格；而在法院判決之後，國安部門居然直接威脅其家人不得進行上訴。
師濤一案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都可以說是一件“法制”醜聞。在現行法律層面對中國當局提出指控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法律事件，而是一個政治事件。這一點正如中國專制主義首先不是一個法學對象，首先是一個政治學對象一樣。師濤案連同1989年以後同類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一起，揭示了中國後1989年政治的基本特點。這一特點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它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權力利益自衛取代意識形態擴張成為政治運作和政治壓制的第一動機，換言之，國家恐怖不再基於烏托邦目標，而是權力當事人對挑戰者的直接報復。這一特點意味著哈耶克、波普爾、阿倫特所指控的極權主義或理性自負在中國缺乏切適性，中國專制主義並不服從“烏托邦理性主義”，而服從“權力災民理性主義”。最近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運動的鎮壓進一步說明，中南海對任何精神運動毫無興趣。第二、它是最高權力關於政治穩定這一災民理性主義與“前線”各級權力報復挑戰者那種災民理性主義的結合。江澤民時代創造了這一合作模式，無論是河北程維高案，還是《南方都市報》案，都從不同角度暴露了這種政治黑社會的內部規則。而在胡錦濤上台不久，地方官員在揣摩到胡錦濤的和諧口紅原來就是江澤民主義的翻版，因此開始肆無忌憚並投其所好地將師濤投進監獄。第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可以在任何國際衝突中扮演最抒情的和平角色，因此它確實不具有“威脅國際和平”的危險；但是，對外和平是以對內堅決採取暴力作為替代的。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內向型法西斯主義，或者是一種內部法西斯主義。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和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實施的所有暴行，中國法西斯主義都好不保留地複製在自己的國民身上。第四、這種法西斯主義是國內政治經濟全面危機的產物，是一個政治合法性徹底喪失的政權只希望依靠坦克和監獄來維持下去的末日統治。這種統治都希望把危機傳遞給後任，其唯一可以稱得上是政治理想的理想是：活在台上，死後哪管洪水滔天。這種法西斯主義因此不僅是自由主義的敵人，實際上也是民族主義的敵人；因為它將把一個民族得以維繫所必須的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徹底敗壞。第五、這一法西斯主義以“經濟合作”的名義鞏固他們的統治和平。他們先以軍隊力量壟斷市場和資源，然後通過與國內、國際的商人進行交易，並通過這種暴利行動獲取和激發世界範圍內的商業機會主義的支持。中國因此成為整個時代毒害人類心靈、降低人類道德水平的罪惡之城。
師濤案件不是別的，僅僅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犧牲品；而師濤本人，則是抵抗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戰士。從胡石根開始，中國的法西斯統治之下一直存在一種抵抗運動，這種抵抗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使人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些抵抗“邪惡軸心”、捍衛良心自由的英雄們。但遺憾的是，現在的世界卻很少意識到，中國當局同時就是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西岸的復活，只不過現在的受害者不是鄰國，而僅僅是佘祥林、聶樹斌和師濤這樣的中國人。中國的古拉各群島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是隱蔽的，也是公開的，看見這些黑暗需要一點點敏感就夠了。馬吉（Jhon G.Magge）是一位美國牧師，作為“南京暴行”的親歷者，他談到：日本的軍官和士兵都認為，他們有權利對中國人採取任何一種暴力行為，因為中國人是他們的敵人。現在，中國官員都認為，他們有權力對中國人採取任何一種暴力行為，因為他們是中國人的敵人。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理，他在那篇著名的演說中悲嘆：“當未來的歷史學家追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慘記載時，有兩件事會令他們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大屠殺本身，第二件事是世界對這種罪行的反映。他將反覆而仔細地考證有關的歷史資料，才能相信在20世紀中期，一個偉大國家的人民，竟會把政權交給一群殺人犯管理。這伙殺人犯竟把屠殺奉為公開的政策。這位歷史學家將會看到有關毒氣室和密封毒氣車之類的史料。這些史料簡直令他難以置信。”今天，當猶太人的歷史學家觀察我們這個中國的悲慘記載時，有兩件事會令他們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政治迫害本身，第二件事是中國和世界對這種罪行的反映。他將反覆而仔細地考證有關的網絡資料，才能相信在奧斯威辛災難過去半個世紀之後，一個本來就不怎麼偉大的國家的人民，繼續把政權交給一群殺人犯和貪污犯來管理。這伙殺人犯竟把穩定壓倒一切奉為公開的政策。這位猶太人家將會看到有關天安門事件、處女嫖娼案、佘祥林、聶樹斌案、洩露國家機密罪案、上訪有罪之類的材料。這些材料簡直令他難以置信。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中國的殺人犯今天開始譴責德國的殺人犯，也就是說，他們一邊對國內人民採取德國殺人犯對猶太人同樣的政策，一方面卻毫不遲疑地向德國的殺人犯的受害者表示慰問。這一醜聞“深刻”得幾乎令人困惑。《人民日報》 2000年4月14日通訊：“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記江主席參觀大屠殺紀念館”。該報導說：江澤民主席在以色列再次提出了“和為貴”的重要思想。不過耶路撒冷的聽眾可能很疑惑，江本人為什麼不主張對天安門那些和平示威的孩子們，對胡石根、楊子立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對那些練功健身的老人和婦女，實踐他的“和為貴”的“重要思想 ”。無獨有偶，1999年11月，曾經比江澤民還著名的中國領導人李鵬先來到耶路撒冷。據新華社耶路撒冷（1999年）１１月２９日電：不讓悲劇重演──記李鵬委員長參觀大屠殺紀念館。新華社這篇通訊說：“李鵬凝視著照片上濃煙滾滾的房屋，神情嚴肅。” “李鵬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６００萬猶太人慘遭德國法西斯的殺害，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痛的事情。……他說，人類即將進入２１世紀，我們應該記住慘痛的歷史教訓，不讓類似的悲劇在世界上重演。” 李鵬先生至少在這一點上是誠實的，為了確保 “不讓類似的悲劇在世界上重演”，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從1989年開始，幾乎獨立承擔了重演這類悲劇的責任。我也願意相信，當李鵬先生凝視1989年六月四日長安街邊“濃煙滾滾的房屋”，特別是看到一個青年阻擋戒嚴部隊的坦克時，一定“神情嚴肅”。
人們很難理解中國領導人對猶太人的“愛”，對世界“和平”的愛，如何與他們對國內人的恨，對國內暴力政策的熱衷聯繫起來。即使誰都知道那“國際主義的愛” 本是表演，但這種反差，以及對這種反差缺乏基本的羞愧之心，仍然令人嘆為觀止。不過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的特點了。今天，胡錦濤先生將一如既往地發言這種小傳統，為了一個共同的權力目標。4月份以來，在成功擺平國內憤青造反和國民黨之後，也是在把師濤關進監獄、把聶樹斌的屍體活埋在“和諧”社會之後，他踏上了江李演出的舊路。不過這次他沒有機會到耶路撒冷，他要去“前蘇聯”。據中新網4月30日電：4月30日上午，外交部部長助理李輝在記者會上宣布：胡錦濤即將於5月8日至9日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慶典。李輝表示，胡錦濤主席出席慶典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宣傳中國的和平主張”、“闡明60年前的那場戰爭是史無前例的浩劫，給中俄兩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向全世界宣示，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我願意敦請國際社會胡錦濤先生的和平誠意，只不過這種和平是以國內為所欲為奉行法西斯式的“暴力自由”為前提的。也就是說，胡錦濤的“和平主張”，是對師濤這樣的作家、以及對所有和平上訪和示威的人採取暴力鎮壓的和平；而胡錦濤所要譴責的“史無前例的浩劫”，必須不包括“文革”和“六四”這種“浩劫”。世界在接受這些前提的情況下，中國的內部暴力絲毫不影響國際和平。事實上世界上對中國這種“和平”立場已經很清楚了，胡錦濤僅僅是向世界表明，在這個問題上，他將“負責任”地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今年，世界上很多被法西斯傷害過的國家將舉行隆重儀式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師濤案以及中國發生的相關人權悲劇為這種“慶典”提供了另外一種含義。這些悲劇提醒世界注意，特別是那些已經告別、或自認為告別了法西斯災難的人們，應該看見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正在瘋狂增長，而生活在這種政治罪惡之下的人們，他們所遭遇的傷害、死亡、恐懼和不幸，與半個世紀前的受害者幾乎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是：法西斯主義第一次踐踏生命尊嚴、企圖毀滅世界的時候，人類還缺乏相關的經驗；今天，中國人再次作為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卻是在同一條河裡第二次跌到。無論如何，在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生活在法西斯蹂躪之下的同時，慶祝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這是不人道的。
2005年5月1日
──轉載自《議報》第19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