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1日訊】 20世紀末，大陸新儒們正走向精神死亡。自梁瀨溟之後，大陸新儒蝸居學府，以家為本，領取中共黨政府工薪度日，脫離民間社會，連高貴的沈默品格都沒了。新儒看不見儒學的前途，希望成為儒教，卻向中共邪靈乞討，真小人儒樣子。
然而，新儒是可以從書齋家居裏走出，與仁人志士攜手組成真的新儒家，共創美麗仁學。新儒家須撤除“上智下愚”的精神籬笆，進入民間社會，做先行公民。
一、儒家“知行分離”，緣於“上智下愚”的精神籬笆
讀儒家經典和聽儒家論道，總能聽到很多感人並美麗的文字，諸如“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尊仰聖師”、“垂軌萬代”、“為政以德”、“齊之以禮”、“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四海之內皆兄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貧窮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等。但總讀多、聽多卻見少。
儒家“知行分離”，主觀上就在於有一道“上智下愚”的精神籬笆。這道籬笆是部落時代插建起來的，孔子據此講“因材施教”或“勞心者治人”，有歷史的相對真理性。但長期以來，由於士大夫的傳統和特權，這道心智籬笆把國人分成君子或小人兩大類——“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不同而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知為主，小人行為主。
二、君子與小人對立，導致中華仁政失敗，中共暴政勝利
君子與小人的甄別運用到政治和社會中，形成了君子主體和小人客體的對立關係，隱藏著君子善和小人惡的道德鬥爭。名分等級制在中華千古不易，權利變為君子統治，義務變為小人服從，從而歷史上的禪讓、共和、貴民等潛因不能顯化。
漢唐時代，中華帝國兩度強盛。由漢武帝奠定強大基業的兩漢政治，跟同時期西方的古羅馬平分秋色。兩漢以講孝道、禮治的仁君在皇后娘娘的柔情輔助下，以慈愛之心愛民如子地集權式管理國家。這種溫情脈脈的專制政治風行東亞。由唐太宗奠定強大基業的大唐政治，跟同時期的阿拉伯帝國平分秋色。唐朝匡復兩漢仁政大業到鼎盛，由貞觀而開元唐朝呈現120 年持續的五穀豐登和國泰民安盛景。中國成為亞洲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國力最強也最開明，此時的歐洲諸侯之間、國王和教皇之間正打得昏天黑地，衣衫襤褸者在城市和莊園多如廁所的蒼蠅。
但在歐洲通過兼併戰爭和殖民戰爭崛起後，他們積極向中國學習仁者專政時，儒家在陶醉，卻沒有從歐洲學到古羅馬就有了的民法制度和議會制度，民為貴掛在嘴上，骨子裏卻依然視為弱智者不給在參政議政中成長的機會。終於當議會制度促成英國工業革命發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要囊括中國進去的時候，儒家頭暈了。
儒生官員想把國家治好，卻又忍不住要腐敗。平民想把暴政除了，卻又總弄成暴亂。這就是儒家精心想維護好的三千年君子和小人對立的名分等級制度的結果。最終儒生終於捲入民主共和制革命，辛亥革命踢翻清朝後全國男人都剪了辮子。但名分等級制度的歷史慣性像火車刹車一樣急刹不住：官權反民權，政府反議會，護國、護法、北伐戰亂不斷。最後殺人頭多者得政權，中共暴力加謊言偽飾竊國。儒教以君主為核心的仁者專政在近代的失敗，才有馬列以中共為核心的暴者專政在當代的勝利。這意味著專制惡政因小人化禍害中華到極至，才將徹底失敗。
三、儒家率先做公民，中華民國不會丟失大陸政權
日本有兩個故事傳到中國：其一、一教授由家而大學，一路拾垃圾入袋，在校門口丟入垃圾筒，留給社會一路清潔；其二、一女子喜愛潔淨，可在東京的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酒店清廁所，第一次清洗時幾乎嘔吐，但她下決心：“就算一生洗廁所，也要做一名洗廁所最出色的人！”，她做到了把馬桶每次抹洗得光潔如新，多次生喝洗淨了的馬桶裏的水檢測。幾十年過去了，她成了今天日本郵政大臣——野田聖子。教授儒天天拾垃圾，小女子洗廁所也能成大臣，這就是履行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的公民義務。恪守君子和小人的名分等級，這些美事哪會有？
日本公民的故事，對照起來看中國大學教授和酒店女清潔工，凸現出中華儒家至今都還在美化的君子和小人對立的名分等級制度的醜陋。我這樣想，如果中華民國初年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教授們，都拾一路垃圾去上課，給庶民的教育那才真正觸及靈魂，兩、三年裏全國城鎮居民因此形成自覺維護公共衛生的社會公德，由關心環境清潔到到關心政治廉潔心距就不大，根本就不需要用戰亂去解決政治問題，學生也會安心讀書。我還想，如果宋氏三姐妹當時是先去酒店清廁所、喝馬桶水，後被孫中山、蔣介石、孔祥熙所娶，民國可真將全社會翻新。
如果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政治下，由袁世凱、段祺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國民，都能自覺放下由君子而士大夫的身架，還治權於市民、鄉民與其分享公民權利——求學、擇業、從政、信仰等，先履行公民義務——橫路走斑馬線、吐痰進痰盂等，儒士帶頭拾垃圾、男人一樣清廁所，做功課、工作都先做公民合格，中華很快便顯美國氣象，沒有護國、護法、北伐等戰亂，和平和諧、國泰民安地創建和諧社會，蘇俄、日本對中華的危害便都會受到有效遏制。
我要說的是，中華民國時期的儒生首先要做的是公民，他們卻去做了革命者，讓共和國飽受不停地戰亂折騰，最後折騰得阿Q 似的城鄉流氓也成革命者，並掌握了馬列主義邪說，跟毛澤東、周恩來之類的半拉子儒生勾肩搭背，民國大陸政權就完了。因為哪裏不需要公民，哪裏就需要共產黨，中共就這樣在大陸竊國成功。中華民國就這樣逃離大陸，民主終於呼喚而出，卻公民不多，龜縮臺灣至今。
現在是21世紀初，大陸新儒們其實已經精神死亡。真實的情況是大陸有儒學研究，卻沒有儒家學派，充其量就是黨恩准的孔學會、儒學所之類的教育機構。無論舊儒家還是新儒家，中共國都沒有。新儒們倒是可以重新成家的，但須先成為公民先鋒。儒生無一例外地都被納入共和國公民教育和制度體系，公民日增、小人儒日減，不仁不義和落井下石等邪性惡行即使偶有，也絕不可能污染社會風氣。公民基台和民主善政確立，兩代人之後就將去小人儒。此後，始有真新儒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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