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道德崩潰、罪率高踞、貧富懸殊、貪官橫行、人禍不斷、民亂屢起，世紀初的中國大陸，一派末日景象。而這一切，都被所謂的「經濟高速發展」掩蓋成「太平盛世」！
「六四」屠殺之後，中共視政治體制改革為洪水猛獸，「政治體制改革」成了「動亂」的同義詞。一提「政治體制改革」，就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政治體制改革」被中共「消音」造成的後果卻困擾神州大地，令人不得不正視之。
對於中共的「經濟成就」，有學者評價說，去年底，由官方和社會團體進行一項評選活動，評出治安秩序最惡劣、假冒偽劣商品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上海、深圳等經濟發展快的城市榜上有名。學者認為，這些城市經濟發展快主要是依靠政策優勢，而未在制度建設方面進行改革賞試，因而才會成為治安最劣、最多偽劣假冒商品的城市。
在此情況下，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又彈起了多年未聞的「政治體制改革」老調。不過，大概是為了蒙混過關，他們偷樑換柱，稱之為「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七月十二日，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冠蓋雲集，二○○五年中國改革高層論壇在此舉行。論壇的主題是：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推進體制創新。
體改委舊人馬舉行高層政改論壇
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參加了此次會議，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人事部部長張柏林等與會發表主題演講，北京市長王岐山、上海市長韓正、遼寧省長張文嶽、陝西省長陳德銘、湖北省長羅清泉也做了主題發言。馬凱、周小川、樓繼偉和王岐山是胡趙時代體改委的人馬。
馬凱作了《新的攻堅階段的改革任務》的主題發言。他提出了主要推進的六方面改革要點：一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中之重，二是繼續堅持和完善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發展現代市場體系，四是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五是深化就業和收入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六是繼續擴大開放。其中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對於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重點則集中在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意味當局追求建立一種公共服務型政府，按照「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要求，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職權範圍，積極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以及政府與中介組織分開。在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大眾服務。大力創新政府管理方式，使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過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
第二個層面是建立「決策科學、分工合理、執行順暢、運轉高效、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馬凱特別提出了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社會管理權責」、「精簡管理層級、擴大管理半徑」。
中共提政改羞羞答答
第三個層面是健全民主決策機制。馬凱強調採取多種渠道、用多種形式廣泛集中民智、反映民意。
中共推出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雖然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但傳媒和學者還是挑開了中共遮羞的面紗，直指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
有大陸傳媒指出，此次會議的主題被定名為「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推進體制創新」，雖然稍顯拗口，並有意淡化政改色彩聯想，但其意思已經非常明朗，就是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儘管它把政治問題轉換為政府的權利邊界問題。
有學者指出，中國此前二十年的改革，一直以經濟改革為主導，今年首度舉起綜合改革旗幟，把改革從經濟體制領域引入到更廣泛的政府管理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等領域，給人以無窮的想像空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是胡趙時代理論紅人，他說：「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於改革中心環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學者林碧說，政府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份，牽一髮而動全身。它把改革從經濟體制領域引入更廣闊的綜合切入點，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有傳媒指出，從馬凱的發言內容來看，深圳前幾年進行的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型政府結構，正被高層決策者認可，並可能被當作下一階段政府改革的目標來推行。
令人不解的是：所謂「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其實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為甚麼不敢名正言順、旗幟鮮明地表達出來呢？是不是為了繞開甚麼人的反對？這個人是誰？
群體性事件十年增逾六倍
中共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乃是在社會一系列弊病的困擾下，中共高層不得不進行的改革。
中共公安部長周永康最近在全國政協十屆十次常委會上驚呼：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並具有五大特點，需要引起關注。一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群體性事件數量從一九九四年的一萬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萬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參與人數從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萬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萬人次。二是涉及面廣。群體性事件幾乎涉及城市、農村、企業、機關、學校各個領域和行業，波及各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三是群體性事件的主體成分多元化，有下崗工人、農民、城鎮居民、個體業主、教師等各階層人員。四是行為方式激烈，圍堵衝擊黨政機關，堵塞公路、攔截列車的情況時有發生。五是組織化傾向明顯，有的甚至自發形成一些組織，出現了一些挑頭人物。近幾年中國社會穩定問題突出，既有群眾因素，也有幹部因素，幹部因素是主要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群體性事件大多是採取有組織的形式進行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利益分化，已經不是涉及到某個人某個家庭和某個單位的問題而是已經牽涉到普遍人群。
大冶兩萬人示威
最近，黃石市要調整黃石市行政區，撤銷人口九十萬的大冶市，成立大冶區，把大冶市的一些具有經濟優勢的鄉鎮劃為黃石城區。這引起大冶居民的不滿。因為大冶的財政收入以後就全部歸黃石市了。這對大冶的城市建設、公益事業都沒有好處。大冶市民強烈反對將大冶市改為大冶區，大冶市市政府各級領導也都表示反對。
八月四日，大冶市民舉反對撤銷大冶市的萬人簽名橫幅標語，到黃石市委和市政府進行和平請願，抗議黃石市「無理蠶食大冶，以上壓下，以官壓民」。市政府的員警打了請願者，再放警犬狼狗咬人，咬傷了兩個人。這惹怒了大冶人。
八月六日上午，大約兩萬名大冶市的民眾自發來到黃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抗議員警放出狼狗咬傷到市政府和平請願的大冶市民。黃石市公安部門派出上百名員警保護市政府，驅散憤怒的抗議民眾。 面對聲勢浩大的抗議民眾的呼喊聲和口號聲，警方向抗議民眾投擲出催淚彈。
第一批催淚彈的煙霧散去後，更加憤怒的抗議民眾用磚頭砸市委市政府大院的玻璃，並將車庫裏的小汽車推翻。抗議民眾還把市政府大門上的「為人民服務」燙金大字扒掉。此後，警方又連續投擲了第二批、第三批催淚彈，才控制住局面。示威民眾從市政府撤離後，又去堵截黃石至武漢公路，令交通一度癱瘓。警方抓了三名參加遊行示威的民眾，但隨後不久又把他們放了。
這是文革結束後首個地級市委被砸。事件表明，群體事件又上了一個新層面。
權勢利益集團壓榨人民日益嚴重
周永康說的數字，恐怕已經是大大縮小的了，實際數字不知大多少倍。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反壓迫反掠奪的抗爭。
一份材料顯示，在土地徵用中，地方政府佔有土地利益分配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開發商佔百分之四十，而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主體，僅佔百分之五至十，人民當然不容許這種肆無忌憚的掠奪。
最近有關機構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大陸工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過低，說明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大量國民財富通過非規範的途徑流入權勢利益集團個人手中。工資收入所代表的是勞動報酬在個人收入中所佔的份額，以二○○二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一億二千多萬元，佔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二，佔城市居民三億七千萬全部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換言之，在城鎮還有二億四千多萬元是通過非工資的方式分配的。這非工資的方式除了經營、技術等收入外，很大一部份是以腐敗形式表現出的轉移收入。
中共新三座大山壓在人民頭上
在國府時代，中共把所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說成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現在的中國老百姓有樣學樣，把「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當作是中共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據說，供養一名子女上高校要四十八萬元，這還不包括上中、小學和幼稚園的開支；一瓶二千毫升的氟康唑出廠價四元，賣到病人手中是七十六元；城市房價是居民年收入的十五倍以上。連大陸傳媒都說老百姓被這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則是因為人民完全處於無權的地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
能源危機，環境污染其實也是專制官僚造成的。
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吏治上變成要各級官僚交出「生產總值」的成績單。各官僚為了升官發財，就進行粗放式的經營，就是在資源上進行掠奪，在環境上進行破壞。大陸每生產一百萬美元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二倍半、歐洲的五倍、日本的九倍。大量粗放式的生產也造成各地環境污染嚴重。
中共的有識之士認為排斥政改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質是只開放，不改革，令開放改革變成了跛腳鴨。他們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已危及社會的穩定。特別是一些市、縣、鎮官員，由於生活在基層，對社會最瞭解，他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都進行了一些基層民主選舉試驗，如四川遂寧市中區、湖北咸寧市咸安區、雲南紅河州、安徽宣城市及重慶城口縣坪壩鎮，但他們的試驗因中央不熱心一直沒辦法推廣。而重慶城口縣坪壩鎮黨委書記魏勝多，更因推廣直選而被「雙規」。在專制的汪洋大海中，「改革孤島」乍浮乍沉，難以成事。
否定漸進式改革的言論
中共一直以「緩兵計」抵制政治體制改革，因而鼓吹「漸進式」的改革，但問題是，「六四」屠殺到現在已經十六年了，中共仍將政治體制改革視為禁區。有學者直指中共以所謂「漸進式」改革抵制政改，就以漸進式的經改為鑒撰文，要求盡快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經濟時報》有文章指出：
漸進式的改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它所造成的問題可以歸為四個方面：
第一，最突出的問題是市場處於無序狀態，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第二，突出的問題就是不能帶來就業的增長。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物，改革的不徹底使我國承受的代價越來越大。
其三，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的落後。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就業，一定的失業是正常的，但關鍵是要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我們面臨這樣的問題：個人帳戶上的錢自己無法支取，形成社保體系個人帳戶的空轉，隱伏很大的危險。
其四，對中長期經濟發展形成挑戰的就是生產關係改革的滯後，這種嚴重的滯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通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翻了兩番多，生產力的發展突飛猛進，這是世所公認的，但是生產關係調整相對滯後，包括政府和企業之間關係問題、計劃與市場的問題、壟斷與放鬆管制的問題都還沒有完全理順。
學者賀軍指出，中國現在的確應該重新思考改革與開放的關係。應該意識到，改革意味要消化對外開放的成果，這既包括正面影響，也包括負面作用，尤其是彌合開放帶來的「創傷 」和出現的新的不公平，消除開放所帶來的一些風險。
如果真的是「改革開放」，中共就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消除開放帶來的負面作用。
懷念胡趙否認鄧江
最近，《新周刊》率先刊發八十年代專題，反映現在的大陸人民特別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確實，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下，政治氣氛比較輕鬆，經濟上沒有現在掠奪得那麼厲害，社會風氣也比較好，人民充滿改革激情。而「六四」屠殺後，政治上進入寒冬，經濟上人民被掠奪，社會上道德敗壞。大陸人民對八十年代的懷念，是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懷念，是對鄧小平、江澤民的唾棄、也是敦促胡錦濤走回胡趙路線的訊號。
以上大概就是中共提出政府行政改革的社會背景。
轉自2005年9月前哨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