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能源危机、环境污染、道德崩溃、罪率高踞、贫富悬殊、贪官横行、人祸不断、民乱屡起，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一派末日景象。而这一切，都被所谓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成“太平盛世”！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视政治体制改革为洪水猛兽，“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动乱”的同义词。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政治体制改革”被中共“消音”造成的后果却困扰神州大地，令人不得不正视之。
对于中共的“经济成就”，有学者评价说，去年底，由官方和社会团体进行一项评选活动，评出治安秩序最恶劣、假冒伪劣商品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上海、深圳等经济发展快的城市榜上有名。学者认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快主要是依靠政策优势，而未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改革赏试，因而才会成为治安最劣、最多伪劣假冒商品的城市。
在此情况下，中共内部的有识之士，又弹起了多年未闻的“政治体制改革”老调。不过，大概是为了蒙混过关，他们偷梁换柱，称之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七月十二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冠盖云集，二○○五年中国改革高层论坛在此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
体改委旧人马举行高层政改论坛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人事部部长张柏林等与会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市长王岐山、上海市长韩正、辽宁省长张文岳、陕西省长陈德铭、湖北省长罗清泉也做了主题发言。马凯、周小川、楼继伟和王岐山是胡赵时代体改委的人马。
马凯作了《新的攻坚阶段的改革任务》的主题发言。他提出了主要推进的六方面改革要点：一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四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五是深化就业和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六是继续扩大开放。其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对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则集中在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意味当局追求建立一种公共服务型政府，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范围，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在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大众服务。大力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第二个层面是建立“决策科学、分工合理、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马凯特别提出了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管理权责”、“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中共提政改羞羞答答
第三个层面是健全民主决策机制。马凯强调采取多种渠道、用多种形式广泛集中民智、反映民意。
中共推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传媒和学者还是挑开了中共遮羞的面纱，直指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有大陆传媒指出，此次会议的主题被定名为“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虽然稍显拗口，并有意淡化政改色彩联想，但其意思已经非常明朗，就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它把政治问题转换为政府的权利边界问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此前二十年的改革，一直以经济改革为主导，今年首度举起综合改革旗帜，把改革从经济体制领域引入到更广泛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是胡赵时代理论红人，他说：“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中心环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学者林碧说，政府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把改革从经济体制领域引入更广阔的综合切入点，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有传媒指出，从马凯的发言内容来看，深圳前几年进行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型政府结构，正被高层决策者认可，并可能被当作下一阶段政府改革的目标来推行。
令人不解的是：所谓“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敢名正言顺、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呢？是不是为了绕开什么人的反对？这个人是谁？
群体性事件十年增逾六倍
中共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乃是在社会一系列弊病的困扰下，中共高层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最近在全国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上惊呼：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并具有五大特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九九四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二是涉及面广。群体性事件几乎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和行业，波及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三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成分多元化，有下岗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个体业主、教师等各阶层人员。四是行为方式激烈，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公路、拦截列车的情况时有发生。五是组织化倾向明显，有的甚至自发形成一些组织，出现了一些挑头人物。近几年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突出，既有群众因素，也有干部因素，干部因素是主要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大多是采取有组织的形式进行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已经不是涉及到某个人某个家庭和某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已经牵涉到普遍人群。
大冶两万人示威
最近，黄石市要调整黄石市行政区，撤销人口九十万的大冶市，成立大冶区，把大冶市的一些具有经济优势的乡镇划为黄石城区。这引起大冶居民的不满。因为大冶的财政收入以后就全部归黄石市了。这对大冶的城市建设、公益事业都没有好处。大冶市民强烈反对将大冶市改为大冶区，大冶市市政府各级领导也都表示反对。
八月四日，大冶市民举反对撤销大冶市的万人签名横幅标语，到黄石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和平请愿，抗议黄石市“无理蚕食大冶，以上压下，以官压民”。市政府的员警打了请愿者，再放警犬狼狗咬人，咬伤了两个人。这惹怒了大冶人。
八月六日上午，大约两万名大冶市的民众自发来到黄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抗议员警放出狼狗咬伤到市政府和平请愿的大冶市民。黄石市公安部门派出上百名员警保护市政府，驱散愤怒的抗议民众。 面对声势浩大的抗议民众的呼喊声和口号声，警方向抗议民众投掷出催泪弹。
第一批催泪弹的烟雾散去后，更加愤怒的抗议民众用砖头砸市委市政府大院的玻璃，并将车库里的小汽车推翻。抗议民众还把市政府大门上的“为人民服务”烫金大字扒掉。此后，警方又连续投掷了第二批、第三批催泪弹，才控制住局面。示威民众从市政府撤离后，又去堵截黄石至武汉公路，令交通一度瘫痪。警方抓了三名参加游行示威的民众，但随后不久又把他们放了。
这是文革结束后首个地级市委被砸。事件表明，群体事件又上了一个新层面。
权势利益集团压榨人民日益严重
周永康说的数字，恐怕已经是大大缩小的了，实际数字不知大多少倍。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反压迫反掠夺的抗争。
一份材料显示，在土地征用中，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开发商占百分之四十，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百分之五至十，人民当然不容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掠夺。
最近有关机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大陆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说明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权势利益集团个人手中。工资收入所代表的是劳动报酬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二○○二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一亿二千多万元，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占城市居民三亿七千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换言之，在城镇还有二亿四千多万元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这非工资的方式除了经营、技术等收入外，很大一部分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
中共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
在国府时代，中共把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说成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的中国老百姓有样学样，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当作是中共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据说，供养一名子女上高校要四十八万元，这还不包括上中、小学和幼稚园的开支；一瓶二千毫升的氟康唑出厂价四元，卖到病人手中是七十六元；城市房价是居民年收入的十五倍以上。连大陆传媒都说老百姓被这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则是因为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其实也是专制官僚造成的。
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吏治上变成要各级官僚交出“生产总值”的成绩单。各官僚为了升官发财，就进行粗放式的经营，就是在资源上进行掠夺，在环境上进行破坏。大陆每生产一百万美元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二倍半、欧洲的五倍、日本的九倍。大量粗放式的生产也造成各地环境污染严重。
中共的有识之士认为排斥政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只开放，不改革，令开放改革变成了跛脚鸭。他们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危及社会的稳定。特别是一些市、县、镇官员，由于生活在基层，对社会最了解，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进行了一些基层民主选举试验，如四川遂宁市中区、湖北咸宁市咸安区、云南红河州、安徽宣城市及重庆城口县坪坝镇，但他们的试验因中央不热心一直没办法推广。而重庆城口县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更因推广直选而被“双规”。在专制的汪洋大海中，“改革孤岛”乍浮乍沉，难以成事。
否定渐进式改革的言论
中共一直以“缓兵计”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因而鼓吹“渐进式”的改革，但问题是，“六四”屠杀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中共仍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禁区。有学者直指中共以所谓“渐进式”改革抵制政改，就以渐进式的经改为鉴撰文，要求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时报》有文章指出：
渐进式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它所造成的问题可以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第二，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能带来就业的增长。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的不彻底使我国承受的代价越来越大。
其三，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落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就业，一定的失业是正常的，但关键是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个人账户上的钱自己无法支取，形成社保体系个人账户的空转，隐伏很大的危险。
其四，对中长期经济发展形成挑战的就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滞后，这种严重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生产关系调整相对滞后，包括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垄断与放松管制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理顺。
学者贺军指出，中国现在的确应该重新思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应该意识到，改革意味要消化对外开放的成果，这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作用，尤其是弥合开放带来的“创伤 ”和出现的新的不公平，消除开放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如果真的是“改革开放”，中共就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开放带来的负面作用。
怀念胡赵否认邓江
最近，《新周刊》率先刊发八十年代专题，反映现在的大陆人民特别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下，政治气氛比较轻松，经济上没有现在掠夺得那么厉害，社会风气也比较好，人民充满改革激情。而“六四”屠杀后，政治上进入寒冬，经济上人民被掠夺，社会上道德败坏。大陆人民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怀念，是对邓小平、江泽民的唾弃、也是敦促胡锦涛走回胡赵路线的讯号。
以上大概就是中共提出政府行政改革的社会背景。
转自2005年9月前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