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近年來，劉曉波先生的作品頻頻見稿於眾多海外媒體與網站，不少時候一天之內竟有數篇之多，有如井噴一般。很早便想採訪他，這天下午終於得償所願。
劉曉波先生非常健談，任何一個簡單問題都能引起他的鴻篇大論，上窮碧落下黃泉，以致原以為時間尚有富餘的採訪沒能按時完成，只得以電話採訪加以補充。十分遺憾。
轉向
劉曉波先生的父親是東北師範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家中有眾多藏書，加之居住於高等院校，學習環境非常優越，少年時便閱讀了大量書籍。然而由於當局恐懼真理，在思想上實施極端嚴密的控制，當時中國合法的思想資源除去馬列主義著作外，只有一些左傾俄羅斯文學作品。因而說來十分有趣，今天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物之一的劉曉波，當年曾無比熱情地一頭扎入馬列主義的懷抱。
他說，自己十四、五歲時便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經典著作，當時曾能夠大段大段地背誦，至今仍然記得部分內容。在筆者看來，盡管與很多青少年一樣，當時他萌生的是文學夢，但已經為以後學習方向的轉變埋下了伏筆。他表示，大學時研究西方哲學，基本上是按照少年時形成的西方哲學史的脈絡展開的。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罪惡，莫大諷刺的是，少年時即開始文學夢想的劉曉波，二十多歲時不僅沒有進入文學圈，卻不得不去做一名五大三粗的建築工人。好在這段極其邪惡的歷史很快便終結了。一年後他成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
大學時他選擇了中文專業，圓了少年時的文學夢。但他很快發現，自己對思想、哲學領域的知識有更大的興趣。於是未來的劉博士便經常逃課，獨自躲在圖書館，閱讀了大量西方哲學書籍。因而一般人會遇到的，文學的形象思維與哲學的邏輯思維之間的巨大鴻溝，於他而言並不存在。他由文學向美學的轉向自然而然，十分順利。
劉曉波表示，今天回過頭去看，對其文學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卡夫卡。正是在卡夫卡那裡，他才知道痛苦居然能夠用那麼平靜冷峻的文字描述，而且更為有力。哲學思想他服膺康德。他認為，康德是現代眾多哲學流派的共同源頭，他對人的理性局限性的研究十分重要。
厚積薄發
1984年，劉曉波獲得文藝學碩士學位，獲留母校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說到這兩年的執教生涯，盡管已過去了近二十年，他仍然戀戀不忘。他說，他喜歡給學生上課，十分留戀課堂上的那種感覺。
直到1986年，劉曉波並沒有寫出有影響的作品，甚至可以說並沒有進行認真的寫作。一切在這一年完全改變了。他先後在《中國》等多家媒體發表文章，批評美學泰斗李澤厚，引得眾人側目，輿論一片嘩然。一時間眾口一詞：哪裡冒出來一匹黑馬？
短短兩年間，他出版了多部專著，如《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審美與人的自由》等。與此同時他還在攻讀文藝學博士學位，並經常到北京及周邊多所大學甚至區縣文化館演講。如此旺盛的精力，如此巨大的成績，很可以套用一句古話：厚積薄發，或者說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劉曉波認為，自己與李澤厚的本質分歧在於，李澤厚是將康德融入馬克思的體系，但他認為，馬克思根本沒有資格融入康德。從某種角度講，李澤厚的作為仿佛拆毀一座巍峨的殿堂，將珍貴的楠木材料搬入破爛的茅草棚。李澤厚的思想強調社會本位，而自己強調個人本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7年，李澤厚的博士生向他下戰書，雙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飯廳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結果，李澤厚的四名博士生大敗，遭到臺下觀戰的社科院研究生痛斥。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教授程映虹，當時是臺下觀戰的社科院碩士研究生。近二十年過去了，他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近期還撰文提及此事。
出國講學
80年代中期，劉曉波這匹文化叛逆“黑馬”的影響日見隆盛，引起了海外漢學界的廣泛關注。1988年8月，風頭正健的劉曉波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三個月後，轉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哲學，並進行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的專題研究﹔1989年3 月，劉曉波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轉赴海外前，劉曉波曾在香港短暫停留。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殖民100年有如此巨大的發展，以中國幅員之廣大，殖民300年也許能解決問題。此論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賣國賊的咒罵猶如海嘯般，鋪天蓋地向他襲來。可以想象，其中雖不乏純粹由愛國激情主導者，但圈中如此激烈者到底有多少人那麼單純、絲毫不夾雜嫉妒與仇視情緒呢？
筆者問劉曉波，當初他說這話是出於文人一時的義憤，還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他表示，他是認真的。因為殖民是落後國家進步的捷徑，而且最壞的殖民者也有法治觀念，也比本民族的獨裁政權對人民寬容、和善。他說，自己當時還表示，中國已經失去了被殖民的機會，十分遺憾。一是因為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二是因為中國實在太大人口太多，沒有一個宗主國能夠背負得起。該觀點記者沒有報道，否則一定會引來更多的唾沫星子。
轉折點
到美國不久，“八九”民運便爆發了。作為一名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人士，劉曉波自然不願意成為這一波瀾壯闊民主運動的缺席者。他安排好相關事宜，4月26日毅然決然返回北京。
一回到學校，他便倡導開展校園民主活動，並與陳小平等人組織教師自治聯合會。5月12號，他參加了由中共改革派高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組織的座談會，從此深入參與了“八九”民主運動。會後，他來到天安門廣場勸導學生們撤離，但非常遺憾，沒有人響應他的理性呼吁。於是他轉而辦了一份刊物，希望循序漸進地影響同學們。
但形勢的發展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知識分子所有阻止學生們激進行動的努力都告失敗。劉曉波認識到，如果不能與學生們站到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影響他們。於是他約請另外三位知識分子與自己一起絕食，支持學生的正義要求。
6月2號下午四點，他們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宣布絕食72小時，頓時廣場上歡聲雷動。劉曉波說，第一次面對數十萬人的支持與信任，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由得自我膨脹，真以為自己能夠扭轉乾坤。
知識分子的絕食重新聚積起廣場上的人氣。王軍濤等人立刻認識到此舉的重大意義，馬上安排了三人一組的接力絕食計劃。然而大屠殺旋踵即至，劉曉波他們的良好願望徹底落空。
為避免更大的犧牲，保留民主運動的火種，劉曉波等人反復勸說學生主動撤離廣場，但學生們堅持不撤。於是他們決定一面與戒嚴部隊談判，一面繼續勸導學生。正當他們准備按照談判協議安排學生們撤退時，軍隊卻突然發動了進攻。在軍人的野蠻攻擊下，大部分學生在他們的帶領下沖出了重圍，但劉曉波與數百名學生卻被堵截在包圍圈內。他於是帶領學生們來到廣場北京市紅十字會所在地。天亮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將他們帶出廣場。
劉曉波等人先到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宿舍休息。沒想到那樣緊張的氣氛中他居然一覺睡到下午，可見他已疲憊到了怎樣的程度。醒來後他去到朋友處。在朋友的安排下，他來到澳大利亞大使館。在使館大門口，他問使館官員，另外兩名大陸絕食知識分子是否可以與自己一起申請政治避難。對方很為難。劉曉波不可能拋下朋友，獨自逃生。他毅然走下了車。
劉曉波深知，自己走出汽車的那一瞬間，深陷羅網的命運便注定了。為了讓自己在那一刻更踏實更勇敢一些，他決定回家迎接厄運。 6月6日晚上11點，他騎著借來的自行車正往家趕，後面突然沖出一臺白色面包車，將他別倒在人行道上。七、八個彪形大漢如狼似虎地扑上來，給他戴上眼罩、塞上口銜，將他架入車中。他說，當時大腦非常清醒。首先想到的是，深更半夜，這幫家夥要是把自己拉到荒郊野外一槍干掉怎麼辦？那還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吶！而且身體不受控制地顫抖不止，直到近一刻鐘後才完全停止下來。
1991年1月，經歷了近二十個月的牢獄生活後，劉曉波重獲自由。
評說與反思
對於“八九”民運，劉曉波從兩方面進行了分析。他說，“八九”民運的巨大悲劇導致執政集團中的改革派被一網打盡，終止了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進程，客觀上是很大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八九”民運對中國九十年代之後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貢獻。鄧小平所以在高層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形下力排眾議，以南巡的方式啟動遠較八十年代深刻的經濟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九”民運使當局徹底喪失了道義合法性。面對極其巨大的政治壓力，當局只能通過厲行改革，以政績合法性維持獨裁統治。如果沒有“八九”民運，之後的經濟改革就不會那麼全面深刻的在全國展開﹔“八九”民運喚醒了中國人的人權意識。中國人的人權意識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極其淡薄。“八九”民運之後，盡管當局始終保持著殘酷強大的壓力，但以民間政治反對派的集結和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及社會底層的維權活動為代表，中國人權意識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其必將對中國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產生極其重大的積極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用鮮血換來的人權意識的覺醒，遠較此對官方道義合法性的摧毀重要得多。
說到教訓，劉曉波表示，當局改革派與精英知識分子、學生之間缺乏交流、溝通和合作是最大的問題。
屢敗屢戰
出獄後，劉曉波繼續進行寫作和民運工作。1995年5月，當局又展開了一波大鎮壓。劉曉波因為呼吁為“六四”平反、保障人權，被關入北京西郊香山一個四合院內，直到1996年1月才獲得釋放，無理無法軟禁長達八個月之久。獲釋後，他毫不猶豫地再次拿起如櫞巨筆，向專制主義發起新的沖擊。當局對他極其仇視，九個月後再度抓捕了他，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關入勞動教養院，三年後才重獲自由。
盡管多次遭受當局的嚴酷打擊，雖然走出監獄只不過意味著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囚籠，劉曉波早已完成了從精英到囚徒的角色轉換，但他從不氣餒。他說，雖然自己認識到生命有很多痛苦，但一直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它，是一個積極的悲觀者。因而失去自由時他如飢似渴地學習，一旦重見天日，立刻再度起而戰鬥。
希望在民間
劉曉波頗有信心地表示，中國自由的希望在民間。他認為，由於當局的長期剝奪與壓制，“民間存在著強烈的政治參與飢渴”，只要民眾能夠持之以恆地開展真話運動，就能解構當局的獨裁統治，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於北京香山
–原載《爭鳴》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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