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2日訊】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舉辦「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的問卷調查，有1900多人參加。2個月後結果公佈，孫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當時，他正處於逆境之中，在上海蟄居讀書，並不是政治舞台上風光八面的權勢人物。那個年代，從北到南都是軍閥當道，有實力的是「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秀才出身的吳佩孚這些人，他們有地盤、有槍桿。民意調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孫中山當年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他沒有權勢，但他歷經艱辛、參與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他有主張，有藍圖，有熱忱，不斷地在為中國尋找出路，民眾對他的敬意完全是發自內心的。
孫中山骨子裡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麼憂鬱，為他深愛著的老大民族苦心焦慮、憂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總是超越眼前短暫的成敗得失，著眼於長遠的未來，正是這樣的遠見使他不計一時成敗，屢仆屢起，坦然地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險象環生的政治環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態。他幾乎受到了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們一致尊敬和交口讚譽，在近代以來的政治人物中，這簡直是個異數。在激盪曲折、錯綜複雜的中國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懷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軍閥，往往也不是選擇公開與他對立的姿態，甚而在表面上認同他的觀點。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過了他所擁有的實際力量，他的精神氣質完全超越了自古以來宮廷或官場上那些圓熟的權勢人物，也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經在他的身上生根、發芽，他不僅僅屬於他所熱愛的中國，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這樣一個孫中山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針對內憂外患、百病叢生、滿目瘡痍的現實，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極富概括力的說法，如此準確，如此簡明，這三個詞幾乎抓住了中國問題的內核，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內顧中國實情，深思熟慮的結晶。他親手制定的《實業計劃》、《建國大綱》等也都代表了那個時代對於中國最有前瞻性的認識，那不僅是通向現代化的具體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僅僅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時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時代的人遠。難怪在他活著的時代，他不靠權勢，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眾的問卷調查中「一覽眾山小」。這一點，他本人大概也會感到欣慰。
確實，孫中山是個理想型而不是行動型的領袖人物，同盟會內部就有「孫氏理想，黃氏（興）實行」的說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缺乏行動的熱忱，或者行動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動、實踐、奔波，但他更擅長的思考、演說，是激勵同伴，行動並不是他的強項，民國在亞洲地平線上破土而出，當然不應該歸功於他個人，儘管那與他火一樣熾熱的理想，與他長期不斷的革命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沒有他這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生命，一切都將是另一番樣子。
孫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缺點、有脾氣、有失誤。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偉大的歷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執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當清廷退位，袁世凱接替他出任總統，他認為民國成立、南北統一，民族、民權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以後的重心就是民生問題，所以他要退出政治，去從事鐵路建設，其中就不無天真。說他固執，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長流亡歲月中，或者民國以後的十幾年間，他不停地為理想而奮鬥，敗而不餒，與他的這種性格特徵應該也有關係。也因為如此，他有時特別堅信自己的正確，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勸告，「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的武裝行動失敗，再度亡命日本，決意重組秘密的中華革命黨，要黨員以服從黨魁命令為唯一要件，不僅要宣誓立約，而且要摁指摸。與他並肩奮鬥多年的黃興拒絕接受這樣的做法，力勸無效，只有黯然離開日本。與傳統的政治領袖不同，他不很擅長協調革命陣營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所以在同盟會時期，與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有過緊張的衝突。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政治標準，他看上去是那麼不成熟，不會玩權謀，不是長袖善舞之輩，總是公開地表達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歷代帝王、和那些久經宦海浮沉、老謀深算的達官貴人的區別也正是這裡，否則他就不是孫中山了。在民國成立以後的許多重大決策和戰略安排上，他也有過不少失誤，他沒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機遇，以最恰當的方式推動這次史無前例的轉型，已經有歷史學家直面這些問題。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訓、遺憾在內，都已成為珍貴的歷史遺產，成為後人反思歷史的新起點。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任上，毅然決然放棄權位，實現承諾，辭去這一最高職務，這一壯舉，放在中國歷史上乃是前無古人的，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給予怎麼樣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尤其考慮到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這一幕，孫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歷史的天空下。在他離開這個世界八十多年之後，我們目睹眼前平庸惡濁的現實政治，追念前塵往事，內心深處依然會產生「一覽眾山小」的強烈感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