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2006年1 月25日一早，我回到了久別的故鄉雁蕩山腳下，陪年邁的父母一起過中國新年。當天晚上，有朋友來短信說，《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被封殺了，問我是否知道。我當時還將信將疑，說消息來源可靠嗎？不一會發來的短信說，這一消息已從“冰點”主編李大同先生的博客上得到了證實。在電視螢幕和報紙刻意營造的歡天喜地氣氛下，“冰點”終於沒有熬過寒流襲人的冬天，在汪洋大海般的歌舞升平中悄悄被掐死了。作爲“冰點”的讀者，我爲“冰點”的淪陷感到傷心，山中的夜是那麽黑，燈光是那麽黯淡，我默默地走到屋外的院子中，擡頭看天，夜空中佈滿了我久違的星星，如同閃爍不定的眼睛，注視著大地蒼生。我不知道，在這個是權勢通吃的世道，“冰點”的消失是不是像流星一般，沒有多少人會在意，沒有多少人爲此痛心。但我依然深信，“冰點”的被虐殺不是它的死亡，不是它的終結，因爲“冰點”的生命將長留在激蕩的中國新聞史上。
就在我下鄉的前夕，我剛剛爲李大同的新書《冰點故事》寫過一篇短評，同時，我在應約爲香港《開放》雜誌2 月號寫的《大氣候下的傳媒生態》中曾寫下這樣幾句話：“放在整個報業史上來看，《冰點》或許算不得什麽，它關注的那些問題也不是驚心動魄、刀刀見血的，但在今日的一片淺斟低唱中，它始終堅持鐵板琵琶、大江東去，時不時讓人眼睛一亮，這已經是十分難得了。《冰點》創造的輝煌讓同業嫉妒、羡慕，愛之、恨之？或許各種感情都有，但不得不承認，在一片肅殺的嚴寒的大氣候下，它的挺住本身就是奇蹟”。
今天，當我返回城裏，在電腦上敲下這篇遲到的小文時，“冰點”消失的傷痛已淹沒在鋪天蓋地鬧新春的煙花和爆竹聲中，但是，我沒有淚水，因爲所有的淚水早已被記憶風乾。我只知道我不能忘記那個日子，2006年1月25日。儘管在中國，這樣的日子實在太多了，多得我們常常喘不過氣來，從歷史到現實——我記起了1926年春天，邵飄萍被軍閥殺害、《京報》被封門；我記起了那一年夏天林白水被軍閥槍殺；我記起了1933年12月16日，發行15萬份的《生活》周刊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我記起了1934年11月13日，如日中天的《申報》老闆史量才在滬杭道上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我記起了1946年10月31日，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周刊在國民黨當局的打壓下站著走完了全程；我記起了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的被查封，1948年7月針對南京《新民報》的封殺令，還有12月《 觀察》周刊的關閉……真正是“長夜難明赤縣天”，中國新聞史就是一部悲壯動人、長歌當哭的歷史。
除夕之夜，一位從未謀面的大學生朋友來短信祝賀：“多事的一年走過，我們又進入下一個四季的輪轉，然而現實仍是那麽暗淡。希望中國嶄新的時刻不會太遲，我們的笑容不再沈重，還能尋到一絲溫暖陽光。”確實，回首風波詭譎的2005年，我們能想起的是河北定州的血案，是連接不斷的礦難，是廣東汕尾的槍聲和孤兒寡母的哭泣……2006年中國新年前夜，“冰點”的淪陷預示著我們等來的又將是暗淡無光的一年，“嶄新的時代”何時才會到來，“溫暖的陽光”何時照臨這個苦難的民族，沒有人能回答我們。
這一刻，面對“冰點”凋零的冬天，我已經不想重複雪萊的名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只想寫下詩人黃翔的名句：即使只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罪惡時代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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