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日讯】2006年1 月25日一早，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雁荡山脚下，陪年迈的父母一起过中国新年。当天晚上，有朋友来短信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封杀了，问我是否知道。我当时还将信将疑，说消息来源可靠吗？不一会发来的短信说，这一消息已从“冰点”主编李大同先生的博客上得到了证实。在电视萤幕和报纸刻意营造的欢天喜地气氛下，“冰点”终于没有熬过寒流袭人的冬天，在汪洋大海般的歌舞升平中悄悄被掐死了。作为“冰点”的读者，我为“冰点”的沦陷感到伤心，山中的夜是那麽黑，灯光是那麽黯淡，我默默地走到屋外的院子中，擡头看天，夜空中布满了我久违的星星，如同闪烁不定的眼睛，注视着大地苍生。我不知道，在这个是权势通吃的世道，“冰点”的消失是不是像流星一般，没有多少人会在意，没有多少人为此痛心。但我依然深信，“冰点”的被虐杀不是它的死亡，不是它的终结，因为“冰点”的生命将长留在激荡的中国新闻史上。
就在我下乡的前夕，我刚刚为李大同的新书《冰点故事》写过一篇短评，同时，我在应约为香港《开放》杂志2 月号写的《大气候下的传媒生态》中曾写下这样几句话：“放在整个报业史上来看，《冰点》或许算不得什么，它关注的那些问题也不是惊心动魄、刀刀见血的，但在今日的一片浅斟低唱中，它始终坚持铁板琵琶、大江东去，时不时让人眼睛一亮，这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冰点》创造的辉煌让同业嫉妒、羡慕，爱之、恨之？或许各种感情都有，但不得不承认，在一片肃杀的严寒的大气候下，它的挺住本身就是奇迹”。
今天，当我返回城里，在电脑上敲下这篇迟到的小文时，“冰点”消失的伤痛已淹没在铺天盖地闹新春的烟花和爆竹声中，但是，我没有泪水，因为所有的泪水早已被记忆风干。我只知道我不能忘记那个日子，2006年1月25日。尽管在中国，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多了，多得我们常常喘不过气来，从历史到现实——我记起了1926年春天，邵飘萍被军阀杀害、《京报》被封门；我记起了那一年夏天林白水被军阀枪杀；我记起了1933年12月16日，发行15万份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我记起了1934年11月13日，如日中天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在沪杭道上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我记起了1946年10月31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下站着走完了全程；我记起了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的被查封，1948年7月针对南京《新民报》的封杀令，还有12月《 观察》周刊的关闭……真正是“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悲壮动人、长歌当哭的历史。
除夕之夜，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学生朋友来短信祝贺：“多事的一年走过，我们又进入下一个四季的轮转，然而现实仍是那麽暗淡。希望中国崭新的时刻不会太迟，我们的笑容不再沉重，还能寻到一丝温暖阳光。”确实，回首风波诡谲的2005年，我们能想起的是河北定州的血案，是连接不断的矿难，是广东汕尾的枪声和孤儿寡母的哭泣……2006年中国新年前夜，“冰点”的沦陷预示着我们等来的又将是暗淡无光的一年，“崭新的时代”何时才会到来，“温暖的阳光”何时照临这个苦难的民族，没有人能回答我们。
这一刻，面对“冰点”凋零的冬天，我已经不想重复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只想写下诗人黄翔的名句：即使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罪恶时代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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