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 地点：成都一茶馆
时间：二OO六年二月十六日
录音整理：黄维才
主持人：杨远宏
两年前在我所尊敬的老诗人、我的至交孙敬轩先生的灵堂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孙老师，你没说完的话我们要继续说；你没做完的事我们要继续做；你没走完的路我们会接着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走出了书斋，脚踏实地地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去关怀社会，去关怀我们这块土地，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今天雨樵先生讲的主题是“毛泽东与文革”。文化大革命已经四十年了，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政治野心，政治焦虑，政治权谋，打击功臣，排除异端，愚弄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这样一个独裁专制者，他的晚年与史达林的晚年极其相似。我的意思是说，仅仅停留在对毛泽东的政治野心和个人权谋的认识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追问和反思，那场革命与其说是文化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人的革命，他是在革人的命。与其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如说这是对我们民族人类灵魂一次巨大的扭曲，一次巨大的打击和毒害。以至于那种深度的毒害在我们民族中至今还是缺乏反思精神，更没有忏悔意识。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四十年，但是文革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历史教训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块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为此应该思考些什么？我们应该走向那里？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重演？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刘心武先生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全民共忏悔问题。毫无疑问刘心武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它关涉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结构，它关系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灾难到底应该如何去反省？我们自己在文革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自己在文革当中是否也成了施虐者而不仅仅是受害者？结果，可惜，刘心武先生太天真了，我也太幼稚了。迄今为止，我们民族对文革并没有一种深层次的深度的忏悔意识。结果文革成了人人都是受害者而没有施虐者的一场战争。朋友们，这难道不荒谬难道不可笑吗？人人都在痛哭流涕地控诉，人人都在痛说自己的灾难，人人都在倾诉自己的痛苦。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遭受灾难，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遭受了灾难，我本人也遭受了灾难和痛苦。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反思一下，在这场革命当中，我们自己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难道这些问题不应该深刻地反省吗？
如果说这些问题达不到深刻地反省，不仅是政治结构本身的问题，想想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如果我们灵魂深处的毒素得不到清洗和清除，朋友们，我悲观地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极左思潮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卷土重来。最近这两三年，一边是对舆论的极度干涉和控制，一边是一片享乐一片欢乐之声，难道我们没有听见吗？这是随处可见的现实。我们把文革的一切苦难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重新快乐起来了。当然我尊重在座每一位朋友的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位朋友的生活习惯，但当我们面临着对文革的反思，要对我们灵魂深处的毒素的继续清除，这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此前的一次发言当中说过，我说专制独裁害怕的还不仅仅是限制，压制，打压人的外部行为，不仅仅是对人的躯体的迫害；更可怕的是独裁专制对人的灵魂的深度毒害，这一点我们在前苏联在前东欧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尽管政治体制已经转轨，然而现在俄罗斯留下诸多问题，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民族的灵魂的深度毒害所造成的。专制的阴影继续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主游荡，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对人的灵魂的深度毒害甚至要几代人才可能清除干净。朋友们，这难道不可怕吗？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天周先生的讲题“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这虽然是一个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相信，第一它能够重新唤起我们对苦难的回忆；第二它能够重新唤起我们对这场灾难的反省和反思。今天周先生演讲之前我就简单地作这样一个开场白，谢谢大家。
主讲者：周钰樵
刚才远宏先生讲了，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但是迄今为止，今年我还没有看到一篇真正深刻反思文革的文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人在有意地消灭我们的记忆。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捍卫我们的记忆。文革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它曾经使全世界瞠目结舌，以为中国为什么突然疯了，同时，它也使当时中国的七八亿人陷入一种集体疯狂。
我是全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作为一个所谓的“红城派”的造反派头头，不仅全程介入了这个打着旗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而且不瞒大家说，我也曾经分到了一杯羹。在上帝面前，凡是在文革中介入了的，都是有罪的，包括我自己，都必须忏悔。如果不忏悔，如果不反思，这正是今天的独裁者所需要的。因此，我们今天重提文革，就需要抽丝剥茧似的追寻文革的罪恶之源究竟在什么地方。作为对文革的一种研讨，我觉得曾经有过的不仅远远不够，而且文革的流毒现在还在显现出来。文革中间对民主的不尊重，对人权的任意蹂躏，法制根本不管了这些现象，在现在还是依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研究文革的书籍很多，我大概也读了十几本，但没有观点能够定于一尊。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也仅仅是个人体会的东西，所以关于下面几点，我提出来，愿意和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共同研讨。我希望通过这个研讨，我们能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畅行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神州土地上。
下面是我第一个题目，叫“文革是三斗哲学的凸显”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现象，它是一种哲学的凸显。这种哲学按毛泽东的话讲，叫斗争哲学。毛泽东把共产党哲学归为四个字，“斗争哲学”。那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斗争哲学？我认为首先这和苏联体制有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建立的，它全盘地接受了苏联的共产党哲学。苏共的哲学在列宁的著作里体现得非常清楚。最早，布尔什维克走的是议会道路，参加了议会竞选，被选成了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几个字就是少数的意思。而多数却是孟什维克。这时列宁发现，他如果要通过和平的竞争，根本没法能在短期内取得政权，于是他们倡导了一场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也就不赘述了。无独有偶，在只有一个高中生水平而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早年在跟蔡和森通信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议会道路我们可不可以走。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说，可是可以，但我们的时间太短了，要找一条捷径。这条捷径怎么办呢？毛泽东虽然号召我们大家都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本人却唯读了半本马克思的书。我查遍了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发现一本马克思的书他都没有读完过。为什么我给他定义唯读了半本，因为他确实读过共产党宣言，因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思共同着的小册子，所以我说他唯读了半本。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了。但他却要求大家都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却唯读了这半本，还在这本书中作了眉批，他说“共产党宣言我只取它四个字，那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最早斗争哲学的一种出现。
再加上毛泽东受的教育。他在十四岁以前读的是私塾，由于调皮，还有其他原因，他父亲就不让他再读书了，这样在两年中就换了五六所私塾的顽皮学生，确实让他的父亲感到非常恼火，干脆就让他回家务农。从十四岁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胡乱地看了一些书，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水浒”，所以毛对“水浒”的评价非常高，讲的是暴力夺取政权嘛。另外还有“说岳全传”之类的。他并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理论学习，直到十六岁，他才开始到东江小学去上学。一个一米七高的他和一群七八岁的童稚未干的小学生在一起，你想毛的心情当时是何等感受。在他读小学之前，他父亲就停了他的学，停他学的原因是他非常调皮，当时经常拳脚交加地对他进行教育。毛当时过的日子是每一个月都吃不上鸡蛋，也吃不上肉。父亲对他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这样的日子非常难过。为了挣脱这样的日子，他离开了。
当他去寻求所谓的“革命”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孙中山在屡次碰壁之后就愿意接受苏联的经验，走运用暴力革命的这条道路。这条路和毛的想法是一拍即和。这个斗争哲学作为一种安生立命的哲学，无论是在政党内，国家内，团体内，都是非常糟糕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斗争哲学在对外上显现的就是绝对的无情，对内也是非常无情。比如清A、B团，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最近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写了一本书叫《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章节是揭露了毛泽东清AB团，甚至他把高级将领全部抓了，他的手下把高级将领的夫人全身脱光，毒刑拷打，甚至于还有烧阴户，点花灯之类的酷刑。这还是内斗，说到外斗当然就更严酷惨烈多了，我在这里从略。
他的这个斗争哲学一直演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四九年以后，按理说已经夺得了政权，在农村，通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地主富农等的土地被没收了；在城市，通过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资本家的财产也被剥夺了，就应该安心建设了吧？但为什么在文革前有那么多的斗争？从对内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到反右，甚至于在五九年的卢山会议，对内批彭德怀等等，为什么斗争不断？是因为他的基本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那么他就必须要斗，不管是在和平时候还是非和平时候。
这个斗争哲学后来被毛泽东逐渐地归类了，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5%的人被划为了阶级敌人，在肃反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毛当时的批示）比如；天津，现在要枪毙多少多少人，他给你定一个数字，至于这些人该不该枪毙，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这样逐渐地完善了这个斗争哲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一个他把他这个斗争哲学的外延概括为三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这是无神论的体现；与地斗，我们这里谭作人先生有一篇文章我建议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态资源已经被破坏到哪一步了？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希望大家看一下；至于与人斗，我们大家都更有体会。
经过多年以后，他这个斗争哲学就逐渐延伸了，延伸到文化革命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又出来了，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看他的斗争哲学已经升华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你说毛是不是伪装，不是，我认为不是，毛是真实地认为就应该这样。甚至在他的生活中也有体现。大家可能不知道毛是一个京剧迷，非常爱看京剧，最爱看的一出叫“白蛇传”，只要是优秀演员演这出戏，毛泽东每看必哭，从断桥开始就哭，一直到白蛇被法海和尚的紫金钵压在雷锋塔下了，他就哭得更凶了。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因为毛在看《白蛇传》的时候太爱哭了，大家觉得有些难办。因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管是否有外国人在场都是照哭不误，所以后来就尽量让他的侍卫长先去打前站，告知不要演“白蛇传”，以避免毛有失身份。结果有一次卫侍长去晚了，到上海时柯庆施来汇报，说晚上安排了些什么节目，而毛就说你们上海的京剧演员好，就演“白蛇传”吧。卫侍长去后听说是演“白蛇传”，知道有麻烦了，知道他又会哭。但就在那次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次的“白蛇传”是童芷林（当时的京剧皇后）主演，演到断桥时毛又开始哭，开始时是抽泣，后来看到白蛇被压到雷锋塔下时，（这里插叙一下，毛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坐下后会把皮带松开）毛就哭得更凶了。柯庆施当时都被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这个卫侍长李银桥就给他摆手让他别害怕，因为李已熟知这个场面。那天的情况是李摆了手以后，毛因为看到白蛇最后的结局很激动，一下就站起来，谁知裤子却掉下去了。当时李银桥一边帮他穿裤子，一边对他说：主席，该去接见演员了。毛当时却大声说，“不造反，行吗？”这就是他造反哲学的底线。当然后来的花絮是他上台给演员握手时，他使劲给白蛇演员握手,然后两只手给小青握,一只手给许仙握,都显得很勉强,见到法海,他手都不握,我想那个演法海的演员那晚上肯定睡不着了。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说明斗争哲学已经深入到毛泽东的骨髓。
毛泽东若干次把中国作为他斗争哲学的试验田，均遭失败以后，他又觉得通过反右可以来求得舆论一律，但他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反右还是出了中国的圣女林昭式的人物。后来，通过打压彭德怀党内的声音没有了，但是生产却垮下去了。六十年代，中国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确凿地说明仅四川当时就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他发现要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他运用斗争哲学，鼓吹造反有理，就这样来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他的所谓理想就可以实现了。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文化革命一拖十年，民穷财尽，当时，人们的精神完全垮了。这一个斗争哲学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灾莫大焉。因此，我们在谈论文革的时候，我觉得对文革的斗争哲学是应该首要批判的。那么批判毛的斗争哲学，我们是什么目的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针锋相对地提出和谐哲学。批判文革，批判毛泽东的三斗哲学，应该是提倡三和哲学，“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用基督的爱取代所谓斗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义行在中国神州的大地上。（鼓掌）
我要讲第二个问题是：苏共批判史达林为毛泽东搞文革埋下了伏笔。
我们在追寻文革的产生原因时，很多人把它归于毛的个性使然。实际不全是。这里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民族的因素。刚才远宏先生提到民族集体忏悔的意识，我非常赞同。那么我在这里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外部因素。毛泽东与三个人非常相似，第一个，史达林，第二个希特勒，第三个秦始皇。他把古今中外独载者的品性集于一身，于是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怪胎，这个怪胎就是毛泽东。这个毛泽东无论从哲学上，还是从生活上，都是怪胎。你可以想一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数十年不洗澡；喝茶时要喝最苦的茶，甚至用手去捞茶叶来咀嚼；并且在未进中南海之前长期拉野屎。你说这样的人在生活上是不是一个怪胎？但这些生活上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原谅。
但是在他发动文革的时候，我们追寻文革原因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一个外部原因。我原来曾经研究过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曾经给人家讲过党史，讲党史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这个中共刚刚成立的时候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想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都是教员，不可能有多高的工资，但那时看他们好象不缺钱用。开会的地方不对了没有关系，去租一条船就是了，好象就是不缺钱。最后通过有些资料的解密我才知道，他们的钱，中共早期的经费全部是苏共提供的。但是苏共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给你提供经费，你必须按苏共的模式来进行革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的组党，整个的原则，都是从苏联（苏共）来的。甚至我们后来的教科书，譬如我曾经在电大教过文学概论，最早写这个文学概论的人叫叶以群，而叶以群是把苏联的文艺学引论原封原样地移植了过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从苏共“政治第一，文艺第二”这样演生过来的。因此，中共当时虽然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实际上是苏共的一个附庸。
但是苏联自列宁去世以后，史达林比列宁更残忍地镇压了非常多的人，甚至于他的好朋友奥尔忠尼启则都被他杀了，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在苏共内部，多数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为啥子呢？他有一个秘密员警头子叫贝利亚，只要史达林暗示一下，他不满的人便非常迅速地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现在常常强调毛泽东反对史达林，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他无论从哲学观点，从生活态度，从行为方式这些方面都同史达林好象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只是一个人放在了俄罗斯，一个人放在了中国而已。所以他是把史达林学得非常精的。
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政权巩固了，经过土改，经过三反五反，经济上完全是国有化了，另外在政治上经过多次的批判，批武训，批胡风，批胡适等，很多人都开始晋升了，当时全国是一片“歌舞升平”。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文艺，我把它概括为颂歌遍地的文艺，尽是颂歌。三颂，第一颂伟大领袖的伟大，第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第三颂劳动模范的勤劳。三颂时代，那时候你在文艺界里很少找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切硬是好得很，一片光明。
但是没有料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号，苏共内部以赫鲁雪夫为首作出了批判史达林的决定。而前提是史达林去世之前指定了他的继承人马林可夫。后来由于宫廷政变，马林可夫下台，赫鲁雪夫上台。赫鲁雪夫上台以后联系了一些人，秘密地处决了以前专门秘密处决人的贝利亚。他们提出来应该批判史达林。第一批判史达林的肃反扩大化；第二他们觉得应该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展开一场和平竞争，当时叫做“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朱德，朱德去了以后感到非常吃惊，这被奉为老大哥的苏联居然批判敢史达林。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开，这时苏联批判史达林的这股风已经在中国和东欧国家传遍了。对毛的压力很大，这时曾经在七大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的刘少奇，突然提出来我们也要防止个人崇拜，防止史达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显得非常被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召开，非常有趣的是毛泽东只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当时大家感到有些异样，随即提出对党章进行修改。彭德怀当时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党章要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呢？毛主席是伟大，但写进去还是不妥。当时刘少奇附合，多数人也附合。于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的党章上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了。尽管毛泽东很谦虚地表示删去可以，但是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平衡。同时毛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把他的权力交一部分出来。毛也做到了，一九五九年他把国家主席交出来了，理由是他要多用一些精力来钻研马克思主义，但是直到他去世，他还是没看过除共产党宣言而外的任何马克思著作。我说这个是因为我研究过毛泽东，我把他的全部读书笔记翻完，因为知道毛有一个习惯，他凡是看过的书都要作一些点评，以表明自己看过。后来有御用文人说我们经常看到主席在翻《资本论》，可惜没有留下批注，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翻《资本论》，我还翻过呢，因为看不懂，我就没看了，怎么能说翻一下就是看过了呢？那么这一个苏共五六年的批史达林，对毛的震动很大，而且五九年确实刘少奇就担任了国家主席。毛泽东一交出国家主席就感到非常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的政令不通了。曾经有过一个资料说到了文革前毛突然到政治局去，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他说，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发言权；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发言权。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微妙了。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他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因素就是从五六年开始他觉得有大权旁落的感觉。而作为一个独裁者，如果有了这种感觉，他是会发疯的，所以最后毛泽东开始发疯，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理想国。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上海大学的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毛泽东是个五四青年。毛泽东呢他还有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的想法。但我觉得毛虽然是一个五四青年，但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虽然他没有提希特勒，但他提了并赞扬了秦始皇。甚至于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几百人，我们比他坑得多多了。因此苏共这个五六年批史达林搞的这个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运动，对毛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再加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配合，使毛泽东有大权旁落的感觉，所以他希望通过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因为在文革之前，所有的运动都是中央下文，从上而下开始的。唯独文革是自下而上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