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安培採訪報導）中共農業部負責人表示，現在農村公共產品總量不足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所謂的公共產品是指醫療衛生服務，基礎教育，交通設施建設等。資料顯示，中國的農村為國家財政所做的貢獻大，但農村獲得的公共產品卻很少，農村的社會保障覆蓋率僅有城市社會保障覆蓋率的1/22。
記者安培邀請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農村問題分析人士姚立法先生和黑龍江的時事評論人士石成仁先生就這種差距進行討論。
記者：據《南方報業》文章的一系列數字，在中國農村中學生享受到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佔38％。農村的居民僅享用了國家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而農村的人口佔全國的一多半，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很突出。首先請問姚立法先生你看產生這樣的問題根本原因是什麼？是不是跟中共政權政策上長期忽略農村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呢？
姚立法：中國不把農民放在眼裡，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城市的工人、城市的居民或者是其他社會的成員，是高度的集中，文化水平相應較高。
但是農民是分散的，而近代中國社會急遽的不穩定，中共為了保住這樣一個穩定，那麼它可以忽視農民的利益；甚至完全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當然農民起了很大的一個作用，因為中共是用武力取得政權，等到政權到手之後，中共就把農民完全放在一邊了。
記者：石成仁先生您的觀點呢？
石成仁：我的觀點跟姚先生觀點基本相似，我補充一下。其實我們以前我們說中國是個農業社會，靠的是純粹農業和農民。所以說新生活以後應該說也搞了工業化，但是新生活以後基本上沒有考慮過農民的問題。應該說從朱鎔基才適當的關照到了農村，才真正考慮到了農村，那麼農村目前存在的問題不是今天一下就能得到解決，包括教育、醫療。
今天雖然說是22：1，如果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在農村待過，今天農村什麼也沒有，教育和醫療基本上都是將就應付。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中國發達地區和偏僻地區條件相差巨大，有的時候在同等待遇情況下沒人願意去。
記者：就人才的問題。
石成仁：還有人才的問題，我還得補充一點。中國目前也不光是城市和農村這個保障差距大。發達地區和非發達地區差距保障也相當大。
記者：兩位剛才都從歷史和現實這一些方面因素談了造成中國城鄉社會保障水平相差這麼大的主要原因。《南方周末》這些文章也提到說是農村，農民的公共產品的供給大多數是由各級領導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提供，農民缺少實質性的參與。
這個也導致農村的產品供給與需求嚴重的脫節，農村中本來應該由官方提供的公共產品，但是往往卻由農民自己來主要承擔，在農村中，官方的公共服務的功能幾乎是缺位的。姚立法先生你看要根本改變這種局面，你有什麼建設性的意見呢？
姚立法：當然經濟是有很多解決的方法，渠道有很多。但是我要談到一點，現在中共財政是暗箱操作的，就是說問題出在假設公共財政要是一個公開的東西，那麼它對社會資源的分配失去了一種平衡的時候，它自己一個是要受到社會的指責；再來處在權利地位那些人也是人，應該還是有人的本能的良心的這樣一個回歸的時候。
現在從中央到鄉鎮甚至連村委會，當然村委會它不是一個公共財政，它沒有一個財政權利的問題，它也沒有一個財政收入的問題，鄉鎮據我的了解的情況，99％的財政，甚至是100％的財政全是暗箱的。就說錢來的多少，怎麼在用，該怎麼用，實際怎麼用，這是一個大黑洞，還有預算以及財政結算不對社會公開，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
記者：姚立法先生的觀點就是說不管官方的財政怎麼樣向農村傾斜，採取什麼樣的措施，關鍵還是要財政要透明化，官方的政務要公開。石成仁先生你看關鍵官方要做的是什麼？
石成仁：我看關鍵是這樣的，但是我沒有數據，因為這是普遍的社會現象。農村幹部的普遍水平都是比較低的，就是有能力的幹部基本上是派不到農村去，這是一點。
另一點就是姚先生說的我同意，必須得有人監督，目前我們這個人大監督不了中共政權，因為我們人大事實產生的代表不是各方面都有，那應該有健康的、民主的反對派對官方執行監督。再就是應該有真正的人才進入農村領導階層，我說除了那些專業人才之外，領導幹部應該是知識化，因為現在農村幹部知識化現在非常低。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