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讀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一感受是學問真大；第二感覺是太囉嗦，堆積了那麼多史料，並非全部必不可少。有人曾評論陳先生的兩本中國中古政制史著作說：「言簡意賅且微言大義」，但在我的偏見中，還是覺得引文過繁而論述過簡，掉書袋子有餘而獨創性發現不足。
這樣的感覺，也許是源於我對中國的注經式學問的偏見，並將注經式傳統視為中國文化的一大病灶：由注、疏、釋及其考據學共同構成的注經傳統，太重書本之間的相互解釋而太輕面對現實的經驗實證。古人把太多的精力用在故紙堆裡，幾乎是無限制地堆積史料或引文，而罕見真正的思想性創建。
中國讀書人的注經和掉書袋子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自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時代結束後，中國思想史上罕有真正的思想家，先秦之後沒有「子」，此之謂也。漢代以來，由孔孟而馬列，一路注下來、掉下來，已經把國人的精神創造力逼入「窮途當哭」的絕境。否則的話，先秦之後的所謂思想大家的代表作，怎麼可能都是對先秦諸子的註釋？
漢代大儒董仲舒之名，靠的是註釋性著作《春秋繁露》，他堪稱中國經學家之鼻祖；魏晉時期最有成就的知名學者，郭象以注《莊子》而留名，王弼以注《老子》而不朽；唐代大儒韓愈，以闢佛興儒、倡導復古運動和儒家道統而垂世；宋代大儒朱熹，通過一系列註釋性著作來闡發「義理」，靠《四書集注》而傳世。
只是到了明朝，才有李贄這樣的叛逆者出現，他對儒家傳統的反叛和對世俗人性的尊重，使他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罕見的異數；故而，皇權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將他下獄，「盡搜燒燬」他的已刊未刊書籍。而李贄「堅其志無憂群魔，強其骨無懼患害」，以76歲高齡自刎於獄中。李贄的思想反叛無愧於中國古代的性靈文學和平民文學的旗幟。
進入清朝之後，嚴酷的文字獄使文人失語，也使以考據為主的「乾嘉學派」再次成為主流，那種「以繁為貴」的瑣碎，考證一個字的古義、一個字的音訓或偏旁，居然動輒千言，已經把中國式注經式學問作死了。
正如提倡用新方法來「整理國故」的胡適所言：「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裡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1928年）
當代中國最大的掉書袋子學者，非錢鍾書莫屬。他的四大本《管錐篇》，大都是東拉西扯的引文。我承認，錢鍾書做的這種掉書袋子學問，也殊為不易，起碼要博覽群書、掌握多種外語，甚至可以譽之為「難能可貴」或「堪稱一絕」。然而，資料豐富固然重要，可以避免空洞的長篇大論，但史料過於堆積而論述又嫌過於簡約，很有些掉書袋子的賣弄之嫌。如果沒有真知灼見，其博學也必然隨之貶值。
真不知道這種「注經」式的作學問傳統，何時了結？六四後，大陸知識界有所謂「思想淡出而學術凸現」之說，也很有人提倡回到「乾嘉的考據時代」。
與做學問的注經傳統密切相關的另一傳統，是在作詩為文上講究「用典」，故有宋代名家黃庭堅的「點石成金」之詩論。宋人偏愛杜甫而貶低李白，一是因為杜甫杜詩多為「載道」之作，而白詩多為「性靈」之作；二是因為杜詩喜歡用典且用的巧妙，而白詩大都不假典故、直抒胸臆。
比如，宋人論到杜詩，便贊其為集歷代優秀詩人之大成：「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而論及白詩則貶其為輕浮俗氣：「荊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
讀大學時，老師講到杜甫詩歌的用典問題時，常引杜甫本人的經驗之談：「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所以，宋代名家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對杜詩的評價：「老杜作詩，退之（韓愈）作文，無一字無來處。」
當時，我曾舉手向老師提問：「文學創作水平的高低與讀書多少沒有必然聯繫。許多沒讀多少書的作家照樣寫出偉大的作品。而如果『無一字無來處』可以成為作詩為文的高標準，那麼這樣的創作很有點抄襲之嫌。」時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老杜之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詩評，怎麼可能變成大詩評家的審美標準？「點石成金」的用典，怎麼可能演化為大詩人推薦的作詩法則？
早年讀大學時，對古典詩文，我很反感漢唐詩裡的微言大義而特別偏愛陶淵明的潔淨性靈。故而，我不喜歡屈原的病態自戀而欣賞太史公司馬遷的清醒自省；不喜歡漢大賦的鋪排華麗而喜歡《古詩十九首》的質撲；不喜歡詩聖杜甫的載道濟世和大儒韓愈的道貌岸然而喜歡詩仙李白的放浪不羈和詩鬼李賀的詭異超常，也由此偏愛宋詞婉約派的人性化抒情。我猶愛柳永那「執手相看淚眼」的纏綿悱惻，為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等奇女子所感動，能夠背誦湯顯祖為《牡丹亭》所作題詞：「天下女子有情寧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書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相對於文以載道、豪放恢弘的漢唐文學的而言，以「吟詠性靈」為特徵的宋明清三代之文學，按照古典標準，固然顯得有些委婉小氣，但如果按照現代審美標準，那種貼近真實人性的吟唱，恰為國人之審美視野開出別一樣斬新天地，其精髓乃為「離堂廟而入閨房」，創造出一系列悲劇性的愛情傳奇。如果說，文以載道的文學是皇權制度的墓誌銘，那麼，吟詠性靈的文學則是人性慾求的傳奇，在文以載道的正統之外開出另一番人性大天地。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率先提倡《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他認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只知道如何「做人」卻「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他提出「人的文學」所依據的中國古代文學資源，主要就是宋以後的「抒發性靈」之文學，而唐以前的中國古典文學，主角是「帝王將相」，主題是「社稷江山」。中國古典文學的人性化平民化的傳統，萌芽於宋代的詞曲和筆記，興盛於元曲和明清的戲劇小說。所以，五四文學革命的主將胡適對周作人的文學理論評價很高，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裡，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作為五四新文學革命的綱領之一。
讀中國古典詩文，與女人的真情和高潔相對比的，正是男人的霸道、虛偽、猥瑣和齷齪。在巍峨的皇宮和豪華的庭院的背後，在後宮萬千佳麗的雍容華貴和深宅三妻四妾的家規祖訓之中，我讀不出一絲女人之為女人的性情和滋養。她們要麼成為傳宗接代的生殖工具，要麼空守毫無生命的富貴榮華而耗盡大好青春，所謂「寥落古行宮，寂寞宮花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是也。她們之中的成功者，也決非「真愛」的獲得者和奉獻者，而僅僅是由生殖工具上升為弄權工具，即在男權社會中卻能讓男人們俯首帖耳的佼佼者。這類成功的女人，皆是盡脫人性的女人，甚至變得比男人還六親不認、還心狠手辣、還為我獨尊、還貪圖淫逸。
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之地，絕非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和佳麗三千的金壁皇宮，而是輕飄浪蕩的街邊陋巷。不僅是官場上失意的士大夫們，還有宮禁深處的天子，雖然擁有三宮六院的無數佳麗，亦喜歡裝成平民去青樓尋找男歡女愛，以擺脫宮廷的繁瑣而森嚴的主奴禮儀。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次走上講台，一定以此為題，講講中國文學中的妓女，淪落風塵的別名就是自由戀愛，青樓才是女人真性情可以舒展的天地。
宋詞之審美風格，有文以載道的豪放和抒發性靈的婉約之分，在傳統文學史家的眼中，往往是褒豪放而貶婉約。但在我看來，婉約派的出現，實為中國古代審美趣味的一大轉折，即由注重宏大的載道轉向微觀的性靈，由對君王社稷之嘔心瀝血轉向對人情人欲、男歡女愛之沉湎享受，由對抽像使命之抒發轉向具體人性之發現，是不可多得的「人的文學」，其審美價值遠遠超過非人的「堂廟文章」。
曉風殘月之中的「執手相看淚眼」，那種竟無語哽咽的世俗畫面和人性深情，實在勝過「大江東去浪淘盡」的空洞抒發。晚明時期，袁宏道的小品文，湯顯祖的戲劇，馮夢龍和凌蒙初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市井小說《金瓶梅》，突破了載道文學的禁錮，開出一片人性、世俗、平民的新天地。正是宋詞之婉約和《金瓶梅》之俚俗，為曹雪芹的創作提供了兩大美學資源，創作出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人性化峰巔的《紅樓夢》。曹雪芹對女人的欣賞和對男人的鄙夷，就蘊含在宋詞婉約派的價值觀和審美態度的轉折之中。
也許，只是我個人對傳統的注經式和考據式的作學問方式成見太深，所以，我佩服諸如陳寅恪先生、錢鍾書先生的博學，但對他們那些過於掉書袋子的學術著作卻缺少敬意。也許，自己天生就不是做中國式學問的材料，沒有那種「頭懸樑，錐刺骨」地扎古紙堆的毅力，故而對古人那種過於注重古紙堆而輕視經驗調查之考據方法抱有偏見。
如果我將來還有機會講述中國古代文學史，我會重新解讀「載道派」和「性靈派」， 特別是宋詞之中的「婉約派」，也會重新評價所謂的「盛唐之音」和宋詞元曲、明清戲劇小說。
1999年4月30日於大連教養院
2006年7月8日整理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