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現代政治
政治從來都是複雜的，而生活在極權統治下，對政治的誤讀則是一種宿命。無論你對政治採取何種態度，極權體制都以預先設定的某種程序把人們對政治的偏好，評價，行為模式給格式化了。這種格式化的後果，是普遍的政治冷漠，偶爾爆發的政治狂熱，是極端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共生共長，通用的政治詞彙，儘是大而無當的口號，充滿激情的大詞，而選票、選舉等最基本的現代政治要素，卻成了最陌生的、最遙遠的東西。
中國人長期生活在極權政治之下，儘管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了，但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思維中仍然深刻地烙著極權政治的痕跡。
這種政治病狀應該得到寬容，正如那些長期生活在沙漠裡的人群，由於長期缺乏水源的生存，怎麼能要求他們會游泳，熟悉水性呢?現代政治素質，政治文化的發育和成長，只能在一個走向開放、自由和民主的過程中才有可能得到培育。反過來說，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也需要現代政治知識的傳播，需要有對民主社會政治規則的理解和遵守。
表面上看這是個雞和蛋誰先誰後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社會的動態演變過程中，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雞中有蛋，蛋中有雞”，他們以一種多元的、多維度的非線性的形態相互影響。在當今時代，有新，有舊，有好，有壞，但由極權到民主的政治變遷是無法阻擋的一個趨勢，同樣也是誰也無法描述清楚的一個過程。雞和蛋的邏輯在這裡顯得太過蒼白。
把過程留給過程，起碼我們可以從政治原點進行一些梳理，即政治是什麼，不是什麼;政治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種梳理，其實就是對政治ABC的恢復。這種政治常識的還原表面上是中性的，對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都不具有敵意。但是極權體制卻與這種基本常識不兼容，極權體制使政治神秘化，政治成為幽靈，無處不在，卻又無跡可尋。一個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社會交織共存。
泛政治化表現在政治似乎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都是政治事件，社區，單位，小團體都是政治載體，行使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如言論，遊行，示威，都可以是高度忌諱的政治表達，一些特定的社會經濟政策，比如土地拆遷，計劃生育都跟政權的合法性緊密相關，報紙的版面設計，新聞頻道的出境率和謠言工廠，都是政治角鬥的微妙的平台。官僚政客除了政治表演，已經不會說人話了。專制體制營造的這種”政治”，如同傳播能力特強的病毒，瀰漫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籠罩著社會的各個角落。這種病毒的基本成分是謊言和恐懼。它持續不斷的毒害著整個社會的肌體，毒害著社會的功能結構。
泛政治化社會的政治，必然是高風險的領域，也就必然在社會心理上形成一種政治悖論——政治的無孔不入造成普通人對政治的畏懼和冷漠。也就是說，與這種泛政治化社會相對應的是一種去政治化社會。人們害怕政治，厭惡政治，不關心政治，不願意討論政治，不願意跟政治沾邊，人們逃離政治。政治鬥爭黑箱化，政治事件非政治化，政治訴求模糊化，政治人物演員化。一個被抽離了公眾自願參與的政治社會，就是一個沒有公共生活的社會，就像一棵空心菜，精神和自我流離失所。
作為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狀況的社會後果，就是對政治的正確認知成為不可能。政治被妖魔化，被認為是骯髒的遊戲，政治先天的承載了許多的道德壓力。人們傾向於從道德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來考量政治，來分析政治。對政治的鄙夷成為精英階層的當然之選，政治制度建設失去了重心。另一方面，政治冷漠蔓延，公共參與精神低迷，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形成失去了價值維度的支撐。
所以，需要從多個角度來疏理和還原政治。
首先要堅持”是非”。在通常情況下，政治僅僅是跟公共權力相關的一系列機制。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數事件，都跟政治無關，而跟我們的權利，利益，自由有關係。在民主社會，這些內容並不是政治內容，是行為主體而不是政治規則決定如何行使權利。但在專制社會中，屏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正確”意識，在真實中生活，象自由人那樣行使權利，就是對極權主義去政治化的一種反制，對泛政治化的一種消解。辯清這些政治”是非”，回歸我們的常識，可以使我們避免成為極權體制無意識的同謀。
其次，在觀念層面，需要一系列的話語置換和在此基礎上的觀念競爭。沒有話語置換，走不出原來專制話語的陷阱。沒有觀念競爭，將容易掉進新的陷阱。比如，與極權主義相對應的憲政主義，在方式上就是主張讓政治回歸政治，把四處蔓延的政治碎片收集起來，套上權力有限和權力制約的咒符，把公共權力這個魔鬼裝回到憲政這個瓶子中。這種話語體系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治療泛政治化的藥方。又如關於政治德行，我們必須在觀念層面拋棄加載於政治之上的道德負重，恢復政治應有的德行，捍衛政治本身的正當性，政治作為天下公器，價值不證自明。而現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保障自由，提供正義。是善和美德的庇護所。
作為信奉憲政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群體，在還原政治的過程中扮演著特殊角色。不再猶抱琵琶，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面政治，亮出底牌，為政治而努力，因政治而精彩，這是珍視自由的群體的道義責任，又是把政治還原為政治的必要通道。
這種觀念和價值的梳理，政治德行的重新確立，可以給志願推動公共事務變革的人們提供必要的動力和自信。追求自由，參與政治，融入政治民主化的大潮中，不是不道德，相反那就是道德和善。而熱愛政治，立志於推動政治民主化變革的群體開始出現，也就意味著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開始孕育。政治變革時代的政治家無疑是最稀缺的資源，讓我們用掌聲來呼喚他們即將的登場。
政治家
常規政治，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和正常運轉，也許僅有聰明的政客就足夠了。但大變革時代的政治，僅有政客是不夠的，即便是聰明絕頂的政客也不夠，而必須有偉大的政治家。那種具有現代政治觀和價值觀，也具有政治遠見和政治魄力，更具有高超駕馭能力的政治人物。對於轉型過程中的今日中國來說，現代政治家是最稀缺的資源—這個判斷顯然是有爭議的。不同偏好的人，選擇肯定是不同的。一個國家主義情結嚴重的軍事迷，也許認為超級航母才是最稀缺的，因為有了它，就可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了。經濟學家們也許認為今天最稀缺的資源是能源，是石油。而站在政治變遷的立場上，政治家稀缺的問題就凸顯出來。
事實上，這種稀缺源於兩個事實，一個是政治家角色的重要性。正如企業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一樣，偉大的政治家是道義象徵和政治資源配置的主體。在一個向民主化過度的社會，政治家是民主的助產婆。沒有了政治家，民主化只能孕育卻無法降生。另外一個事實是，在我們的公共視野裡，幾乎看不到現代政治家的身影。那些尖端的常規武器的存在可以讓一個軍事迷得到某種安慰，經濟學家們也可以忙著研究各種替代性能源的作用，但是現代政治家是沒有替代品的。在現代政治中，一個滿懷父愛主義的獨裁者，不過是腐朽政治的代表；一個精明的官僚，不過是投機主義的政客；他們都不可能稱為政治家的有效替代品。而政治家缺席的直接後果，就是恐怖政治的肆虐，是政治僵局的延續，是腐朽制度的苟延殘喘。
應該承認，1949年以後，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失去了太多東西。比如，有文字卻沒了文學家，有思想卻沒了思想家，有政治，也產生了政治狂人（毛澤東）和政治閹人（周恩來），卻沒有了政治家。原因其實也很直接，專制體制跟現代政治家是不兼容的。專制體制或者使政治人物變成暴政機器，或者用暴政機器把政治人物關入監獄。79年以後，政治鬆軟，曾經出現過一些最接近現代意義的准政治家，但是後來暴政回潮，政治重新變得僵硬，政治人物流離失所，而公共舞台充斥著各色政治演員。
歷史在繼續，多少個春夏秋冬過後，我們發現今天的中國，極權主義已經退縮，自由的人性開展張揚，民主制度等待催生，這是個呼喚政治家的時代。
那麼這些即將登場的政治家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看來，這些政治家首先是人，有人的味道，會說人話—這個最基本的要求自動排除了如今活躍在屏幕前面的那些職業演員，因為看上去他們不會像人那樣正常的說話。既然是真實的人，他們就會犯錯誤，知識上的或者道德上的。面對這些錯誤，積極的反應也許是拍磚，而不是掄道德大棒。
其次，他們對政治的熱愛將是發自內心的。對於政治，他們不再羞羞答答，他們將選擇以政治為職業。當然，出於策略性的考慮，他們也許不會把底牌全部亮出，但是在歷史性的政治關頭，他們將不會選擇放棄政治或者退出遊戲。
對現代政治的理解將是另外一個必要條件。他們認同憲政民主、自由法治等現代政治的要件和基本價值，他們必須對權力保持敬畏，對權力來源保持謙卑。陳勝，吳廣式的政治人物將被淘汰出局。
他們還將擁有充分的政治運作技巧，積累和配置有限的政治資源，在特定的時候，以蛇吞象，向專制體制發出收購要約。
請原諒，我這裡用了一種將來時態的文字描述。這種描述意味著遊戲的一個開放狀態。也就是說，成為政治家的通道是開放的。那種通過血緣傳承，或者密室交割的政治遊戲就顯得過時了，而任何”口含天憲”式的自我加冕方式將淪為笑柄。
這種開放通道最大的特點就是競爭，為資源而競爭，為理念而競爭，為認同而競爭。弔詭的是，在這個競爭過程中，原來掌握專制體系的那些庸俗政客，如果把握機會，脫胎換骨，完全有可能獲得先機，轉身成為現代政治家。在這裡，遊戲也向過去開放。國民黨的蔣經國就是中共高官的最好榜樣。
上面的描述當然還忽略了政治家的多樣性。未來不僅產生成功的政治家，也產生失敗的政治家—他們都將是政治變遷過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未來不僅需要很多關注全國性事務的的政治家，還需要數量眾多的以地方事務為主要取向的政治家。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大陸的圖景也許並不那麼黯淡，政治不再是鐵板一塊，大量的政治人物等待登場。而在中國基層選舉的背景下，有一大批通過競選，獲得一張張選票而成功當選的村長們，看上去越來越有地方政治家的樣子。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成昭示著未來政治家的必要路徑，這是一條競爭和選票鋪就的道路。
那些不願放棄自由的人們，現在就開始上路吧!
2006年8月初稿，2007年8月定稿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