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我們是石頭，鋪在路上，讓別人踩著過去，踩的人越多，我們抱得就越緊，然後道路變得堅實。
我是一個被時代遺棄的人，我的情感仍舊停留在遠古，而我的思維卻早已飛到未來。象我這樣的人雖然不少，卻也不多，你活一輩子也不一定能遇上幾個，更何況當你遇上這種人時，沒有將我們當成瘋子，就謝天謝地啦。我們的特點就是和社會格格不入，但我堅信，這種格格不入正是我們活下去的動力。春天的花很美，我們活著不是為了象花兒一樣開放，我們是石頭，鋪在路上，讓別人踩著過去，踩的人越多，我們抱得就越緊，然後道路變得堅實。當然，我們也會開花，並且開得很美，但這種開放很短暫，不為招蜂引蝶，不為博佳人一笑，是為了成為春泥。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經年事很高，現在卻很年輕。他很激昂，且健康，沒有人認為他會死去，如果他死了，人們會認為那是祖國的一大損失。有一天他死了，死得很平靜，沒有絲毫徵兆。你要是用心生活的話，應該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林牧。祖國沒有因為他的死而受損，因為他化成了春泥，就在此刻，你我都在得著他的滋養。
有一種叫做沙塵暴的東西，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非常肆虐，而我們最終的歸宿春泥，就是為了證明我們這裏不光有沙塵暴。
說白了吧，我是個持不同政見者，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正如你所推測的一樣，多年來一直碌碌無為，潦倒不堪。但這麼多年我們腳下土地所發生的變化，一半和我們的努力有關。”不要懷疑一小群品質優秀的人們具有改造社會的能力，事實上正是如此，並且唯一如此。”因為我們的強硬存在，招來了當局最直接的打壓，而在強硬派沒有被打完之前，當局就騰不出手向溫和派下手。所以我們的存在，使得大量溫和派有了可以活動和工作的空間，他們滲入主流社會，當局被迫考慮改革。儘管各種改革如同蝸牛一般，也很難算得上成功，但這已經是我們所能付出的最大努力。如果你覺得以上邏輯聞所未聞，不願相信，請想想希特勒和毛澤東是怎麼對付異己吧，他們都是一步一步從最強硬開始，清理到最溫和，乃至芸芸眾生。所以，我並不以自己的碌碌無為而感到羞恥。
在當局，或者說和我們政見不同者眼裏，以前我們是”反革命分子”，現在是”顛覆國家政權者”。相比較而言，我個人更喜歡前一種稱呼，也樂意以一名”反革命分子”或是”反動分子”自居。憑什麼只許他們革命，就不許我們反革命？請君注意”持不同政見者”這一頭銜，這種人只存在於專制社會中，在民主社會裏，和執政者有不同見解，可以自己去辦刊物宣揚自己的觀念，或者乾脆組黨參加選舉，用選票說話。
當然，我這裏是在寫關於沙塵暴的記錄，不是在寫政論，不過這些是沙塵暴的成因，所以需要交代一下。
我最喜歡的一種植物是薔薇，她很美，但並不象她的表妹玫瑰，她毫不張揚，不入公府，不入流俗，亦不故作姿態或是刻意躲避深藏，一切天成。我最喜歡的一種動物是蝴蝶，說實話我以前並不喜歡蝴蝶，因為她雖然漂亮，但棲息過的地方，來年往往滋生很多骯髒醜陋的毛蟲。但後來我喜歡上了她，那是因為，我最喜歡的一種感覺出現了。我最喜歡的一種感覺，當然是愛情。
請不要把我當成個婆婆媽媽的娘娘腔，有位朋友評價我說：”這傢伙成天闖禍，而且禍事闖得都不小。”是的，我經常闖禍，為此我母親時常憂傷，但每當她憂傷時，便自我寬慰：”你雖然老闖禍，卻時常可以見到；你哥哥從不闖禍，可想見他一面卻那麼難。”她說這是人生的哲理，我說這叫禪機。我的禍事，都和一個名叫”國內安全保衛”部門的人有關，對不起，他們也許不能稱為人，這是全世界人們給密探下的公論。連他們自己也說：”我們就是一部鎮壓的機器，你的這種話不要對我們說……”他們裝備有一種高尖技術設備，專門用來跟蹤拍攝。主機可以偽裝成各種各樣的包：背包、提包、挎包、夾包……針孔攝像頭裝在腰帶、紐扣、拉鏈、背包帶等處，還有一個可以偽裝成各種手機的監視螢幕，並隨時通過這個手機和其他密探保持聯絡。有些型號還有夜視功能；有些型號小得可以裝進上衣口袋；有些型號可以變焦調速。有一次我到他們那裏去交涉，在他們辦公桌上看到一份技術說明書，便一邊翻看一遍對著他們哈哈大笑。
由此可以證明，我並不是娘娘腔，而是個膽大妄為之徒。這也是我得意之處，好男兒劍膽琴心。
沙塵暴往往發生在北方，尤以北京的為名。沙塵暴的產生，是因為植被被破壞，在我們這個國度，心靈的植被所遭到的破壞，遠遠甚于自然植被。
五月中旬，正是楊花落盡的時節，城裏人不知杜鵑為何物，而我卻知道，並且知道當想起杜鵑時，歸期便近了。那時我在北京，已經離家兩個半月，繞著中國轉了半圈，北京是我的終點。我有一位朋友，他比我大五歲，坐過三年牢，我們很要好，不是一般的要好，儘管只匆匆見過一面。我喜歡聽他給我講監牢裏發生的事，因為我覺得如果自己坐牢的話，第一次的刑期應該和他差不多長。但他並不願多說，回憶那段經歷會令他陷入痛苦。於是我只好向那些坐了十幾年牢的老獄耗子們打聽，他們畢竟年紀大了，一方面成長的環境不同，另一方面對人生的認知也非我能及。有時他們只是輕描淡寫說些偷酒喝的事，要麼就是關於讀書的或是絕食的，仿佛那裏頭是個天堂，偶爾提起那些漂著大糞渣滓的菜湯和牢頭獄霸時，也不過笑著吐出”煉獄”二字而已。
我朋友住在香山腳下，那裏房租很便宜，當然房子也很差，是個貧民窟。我乘公交車往香山去，一路上上下下，後半程幾乎僅有我一人。北京城並沒有多少變化，灰不溜秋地，只是多了些迎接奧運會的標語。我望著那些標語啞然，到了奧運會期間，不知他們要把我抓到哪里去？我很不”和諧”，這一點無論我還是密探都非常明白。不過這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我馬上就見自己的朋友，下了公交車我站在一個一人多高的高臺上等他，一會他來了，我從高臺上跳下，身上還背著個近四十斤的背包。他大叫：”小心！”在半空中，我自己也有點心虛，不過仍舊象貓兒一樣落在地面，於是心中暗自得意：嘿！老兄，你還挺年輕嘛！
他非常高興，拉著我去吃螞蟻上樹，喝啤酒，泡澡堂子，以為我來了北京便會不走。還告訴我他早就看好了一處房子，有兩間屋子和廚房、衛生間，還可以上網，月租只要七百多塊錢。他說：”第一個季度的房租我付，你放心，我付得起。”但我覺得很抱歉，我也非常希望和他住在一起，他去上班，我寫作，晚上回來說著心裏話，如果錢多的話，甚至還可以喝點啤酒。你能理解這種情感嗎？當一個異類遇上另一個異類，那是莫大的幸福。佛經上說：這一劫已經接近了減劫的最低谷，在減劫最低谷處，世界上殘存著聊聊無幾的極少數人，當人們走出藏身之所，發現同類時，會抱頭痛哭。
但是我要到廣場上去，就在這個六月初，而且已經為此走了半個中國，我要到那裏去獻上百合花和燭光，祭奠十八年前亡故的魂魄們，到時還有別的朋友要來和我會合。他馬上驚呼：”你不要去！……”眼中露出驚惶。我當然明白去的結果是什麼，但已經難以更改，想要更改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密探們提前將我抓走，要麼我的愛人讓我拋開一切到她身邊去。
這所有的一切是那樣不可思議，我用兩個月時間走了半個中國，聽著火車輪子的咣當聲，望著車廂內昏昏沉沉打盹的旅客寫詩。所到之處受到熱情接待，幾乎每到一處，遇上的人們都要挽留我多住些時日，每離開一個地方，都戀戀不捨。我想，能得到這種待遇的人，在全中國也沒有幾個，而我卻有幸成為其中之一。但是沙塵暴就要來了，北京的六月，沙塵暴非常厲害。
我躲在一個叫喇叭溝門的地方，位於北京地圖最北端，那裏曾是北京最窮的所在，據說到了八十年代還有人吃人。這並不新鮮，在我的故鄉，到了九十年代仍舊屢有餓死骨。我從沒有去過喇叭溝門，也不認識任何一個當地人，這很好。那是個滿族鄉，只有一個郵局。我在溝門下了車，背著背包漫無目的沿路往山裏走，那條路正在施工，到處坑坑窪窪，但是山上楓樹很美，雖然這並不是霜凍的季節。我一路走著，一位開翻斗車的漢子沖我高喊：”來畫畫哪！”我笑了一個，說：”來寫作，想找個地方住下。”他大笑：”可惜我家沒多餘的屋子，要不住我家，往裏走吧。”
太陽漸漸西沉，抬眼往山裏望去，只有崎嶇的山路，看不到人家，還有漫山楓葉，而楓葉又與遠方白雲相連。我不知道要走多遠，但我相信自己還年輕。那時候腦海裏只有一個人，如果自由已經降臨，再也沒有沙塵暴，我們一起沿著山路向裏漫無目的走去，累了就在樹叢裏聽著鳥叫聲說些悄悄話，那該多麼幸福。現在，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亦不知道我在哪里，只有一個即將發生的事實我們都無比清楚：密探們馬上就要來到我眼前了。我並不稀罕什麼密探，如果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或是彼得堡，只要高喊一聲：”密探！”那麼周圍的人就會一擁而上，往那個靠出賣良知混飯的傢伙身上啐口水。傍晚的山風越刮越大，越刮越冷，遠處有一片什麼小東西飛來飛去，我疑心那是一隻蝴蝶兒，便加快腳步朝她走去，而她卻越飛越遠。這令人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第一次投身政治異見活動時的場景，她給我帶來一大箱東西，裏面甚至還有兩條毛巾和半個梨子。她想盡辦法也沒能阻止我，似乎要用那一大箱東西把我留住，因為扛著那一大箱東西上路我會吃不消。但是我把它們都扛走了，以及她先前送我的很多物什，一去就是四千裏外。等到天黑，我覺得自己已經忘記了一切，有時候覺得山裏有鬼，鬼並不可怕，至少比世人要好得多，只是覺得越來越冷。當投宿在一戶人家時，主婦問我：”從哪里來？”我答：”溝門兒。”又問：”怎麼來的？”答：”走著來的。”她驚詫：”好傢伙，走了29裏地！”
我敢相信，如果有密探想要跟蹤我的話，他跟不到這裏頭來。
我跟她談好價格：住半個月左右，20塊錢一天，管吃住和勤務。
五月底的某天，我和一群農民乘坐一輛農用卡車離開。那天早晨異常寒冷，卡車裏根本沒法坐下，因為道路太過於顛簸，必須蹲下雙手緊緊把住車廂側板，才可以勉強控制住身體不至於摔倒。風很大，呼呼作響，我就要到廣場上去了。卡車蹦蹦跳跳，似乎要將時空顛倒，我望見自己的往生，也是在一個寒冷的早晨乘坐卡車上路，不過不是去廣場，是去戈壁灘上的右派農場。那時我是一名小提琴手，因為拉奏資產階級的腐朽音樂，需要去接受改造。車上男男女女的山民們頂著大風熱火朝天拉家常，我就要到廣場上去了，廣場上有沙塵暴，而我有蠟燭和百合花，還有我的朋友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來，有多少人能來，只知道那裏便衣密佈，早已是天羅地網，此一去必是有去無回。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永遠銘記並永不放棄。有一隻鳥飛過，人們喊著：”今兒喜鵲起得真早！這一趟肯定順利。”我沒看清那只鳥，它一閃而過。但我認為那不是一隻喜鵲，而是一隻布穀鳥。在我的故鄉，這個季節布穀鳥也許已經停止鳴叫。你去過我的故鄉雲南嗎？那裏崇山起伏，四季常青，離這並不遠，過了夜郎，再往西一點便是。
我不願去想她，儘管非常想見她最後一面。等到三年後，她也許已經把我遺忘，這很好，幾個月來我一直在不停罵她，試圖把她罵走。因為三年的牢獄正在向我招手，我決心舍佳人而取彼，以其憂傷難解，不如就此相忘。三年後，當我出現在她面前，只會令她驚恐。但是她不是那樣的人，因為我看見她在烏雲深處乍隱乍現，所以我不願去想她。我想著十八年前曾經在廣場上的一幕幕，當然只是影像資料中的一幕幕，十八年前我才十一歲。可是我卻敢自豪地宣稱，那個十一歲的孩子比很多三十一歲、四十一歲的人都更可貴，因為當時他是憂傷的。廣場像是個魔咒在召喚我，我相信那些天來所有的魂魄都在聚在廣場上等待我。三年，其實並不長，眨眼而過。我也許就要去喝那漂著大糞渣滓的菜湯了，那湯會好喝的，總有一天會覺得它好喝的。我最景仰的師長楊天水先生，他已經喝了十年，如今還要再喝十二年。沒有多少人認識楊天水，卻有無數人崇拜毛澤東。孟什維克的別爾嘉科夫先生說：”君子打不過流氓，因為流氓不講規則。”我不相信，君子打不過流氓，那是因為君子的人數太少，尤其站出來和流氓鬥爭的人數太少。卡車在荒郊野外開得越來越快，不停地從崎嶇處高高跳起，又狠狠落下，滾滾紅塵越來越近，那裏有些地方歌舞不休，有些地方饑者相盜，身似浮塵車似箭，心如刀絞風如乂。同胞們！你們為什麼不醒來？極權專制究竟給你們帶來了什麼樂趣？讓你們如此心滿意足？難道你們從來也沒有想過還有另一種生活？
我把臉沖著車尾，那樣風會小一些。忽然身後有人輕輕戳著我的肩膀：”小夥子，你怎麼哭了？”我想說，我沒有哭，眼裏進了沙子，但是我的臉在抽搐著，甚至可以感到兩行淚水正在一邊落下，一邊由濕熱漸漸變成冰涼。所以我沒有轉過頭來，只是不住點頭。
城裏的天氣並不比山裏暖和，城裏正風雨大作，我在人行地道裏抱著自己的背包想要睡覺，但是地道裏穿堂風很大。只有地道入口處沒有太大的穿堂風，於是我坐在地道入口的臺階上睡覺，雨有時下得很大，會淋在我的後背上，但是我睡著了，只夢見有兩隻舌頭冰涼的大狗在舔我的後背，模模糊糊像是我老家的兩名高級密探。
我要喚起沉睡的夜鶯，
為你唱一首辭別的歌，
請你在歌聲中起舞吧，
在這黑夜最深沉凝重的時刻。
我不能就這樣到廣場上去，我要去理髮，洗澡，換一身乾淨的衣服，我還想再見她一面。我真的理了發，找了一位從民國時候就開始幹剃頭行當的老人，他給我剃小平頭，那是我剃得最英俊的一次。還洗了澡，換了乾淨衣服，只是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三年並不長，這談不上最後一面，我站在前往廣場的地鐵裏，手捧百合花望著地鐵兩旁飛速逝去的廣告牌告訴自己：馬上就要坐到楊天水老師曾經坐過的椅子上去了。是以心頭百感交集。不，不對，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法蘭西，中國的法庭上沒有犯罪嫌疑人的座位，只有光頭、馬甲和手銬。應該說：馬上就要戴上楊天水老師曾經戴過的手銬了。而另一個聲音告訴我：把百合花藏起來，感到不對勁，馬上就跑。
於是我藏起百合花，從地鐵出口上到廣場上。那裏花團錦簇，一派熟識景象。在我幼小的記憶裏，這廣場上一直花團錦簇。直到十八年前，在電視上看到它沒有花團的另一面。那一年我要去考初中，緊挨我座位的是位留過好幾次級的大女孩，她也曾經是我哥哥的鄰桌，那時她就是留級生。
那年春天她總是穿裙子，因為她正在談戀愛。整個鎮上也沒有幾台電視機，而她卻有機會看到電視，因為她在和能看到電視的人談戀愛。她告訴我：”北京的大學生上街遊行了，人很多呢，有幾十萬。”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他們愛國。”我不明白遊行和愛國有什麼關係，她接著說：”我們整個班裏，只有你一個人有可能到北京去讀大學，等到那時候，你要象他們一樣。”我問：”如果你去北京，也要遊行去嗎？”她說：”今年再考不上，我就回家種地……哎呀，吾爾開希沒有王丹長得子弟（子弟系雲南方言，形容年輕人英俊且有教養。）”
我們要上晚自習，點著用墨水瓶自製的煤油燈或是桐油燈，下了晚自習就成群結隊回家，因為疑心路旁漆黑的竹林裏有鬼。有時候唱齊秦的歌，有時候唱小虎隊的歌，，這些歌我都不會唱，我只會唱《他多想是一顆小草》。我問她：”吾爾開希是個維吾爾族，為什麼要來管我們漢人的事？”她不答，只是告訴我當兵的要進城了。我說解放軍是好人，愛護老百姓，解放軍的進城肯定是去保護他們的。她說：你太小了，你不懂。
現在，我來到了廣場上，一切順利得令人感到吃驚，路上不停地見有密探截下人盤問，一般都攔截那些年老，看起來又很拘束的婦女。密探問：”你從哪里來？來幹什麼？身份證？李洪志是好人還是壞人？走！到派出所裏去！”我沒有受到任何阻攔盤問，繞著人民英雄紀念碑轉了兩圈，還在廣場一角寫下兩首詩。只是，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我所認識到朋友，為此感到有些失落。
天還沒有完全黑，那個廣場並沒有絲毫改變，除了毛澤東屍首展覽館因裝修沒有對外開放之外。象徵絕對專制和血腥暴力的血紅色的五星旗正被徐徐降下，我的朋友們仍舊沒有來，現在撤離，應該完全還來得及。但是如果他們來了怎麼辦？我覺得自己應該留下來，如果別人來了，而我卻跑掉，那……。於是我在廣場上坐下來，逗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玩，她不太乾淨，父母坐在旁邊，亦不乾淨，估計是第一次到北京來。天漸漸有些黑，我又繞著紀念碑轉了一圈，然後在紀念碑前坐下，等待著一切自然發生，我甚至為自己感到自豪。但是我又想站起來走，五星旗已經被降下，圍觀者正密密麻麻四散離開廣場，這時候混在他們當中離開，最好不過。
有位四川的朋友，他說：”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晚上，我就站在長安街上，整個清場過程我幾乎都經歷了，四周全是……血……”然後喝一口水，眼睛望著天空，努力壓制住顫抖的聲帶：”一灘一灘的血跡，有些就是一個人的形狀，有些被拖得好幾米長……整個天也是暗紅的，好象被血染紅了。”他在秦城監獄坐了七年牢。”那時我對黨沒有一點意見，我到廣場去，是因為我忠於黨，我甚至想入黨，日後去當官，我覺得自己至少可以當到地廳級，可以指揮調動很多人……我只是因為親眼目睹那種場面，才走到了這一步。那天晚上我被震動了，或者說是被嚇壞了。”他又喝了一口水：”我非常佩服你，我是被鮮血嚇醒的，而你是自己覺醒的。”
我看著長安街和其他街道，想像著街上一灘一灘的血跡，覺得有些迷茫了，便站起來，走出幾步，又回來坐下。我的朋友們沒有來，他們一個也來不了，天色已經暗到了將近可以點蠟燭的時候，我想拿出蠟燭和花兒來，但我的另一半腦子在醞釀著一首詩。當這首詩成型的時候，天色應該暗了，那時候點上蠟燭。腦海中有個鏡頭閃了一下：蠟燭剛取出一點上，周圍馬上撲過來幾個密探，把我按倒在地，銬上銬子……這場景很好笑，象表現主義的電影裏的鏡頭。詩還沒有想好，恍恍惚惚間發現一個穿制服的人向我走來，便抬起頭，微微笑著看著他一步步行進。他的步伐還算平穩，不過臉上有某種古怪的表情，一直被拼命壓制在嚴峻之下。他在我面前兩米處站住，對我行了個禮，要我出示身份證，我笑得更加輕鬆，向他問員警證，他沒有，說警服可以證明，我仍舊笑著輕輕搖頭，告訴他這一身證明不了什麼。然後他打電話叫來一個便衣，便衣在鼻子下面哼道：”你要看員警證是不是？這不是？”掏出來在我眼前晃，我伸手去接，他立刻閃電般將證件縮回去。我笑得開始有點冷，對他說：”我什麼也沒看清，出示證件的時候要讓我看清你的警號、姓名，這是員警法，還要我來教你嗎？”他有些不知所措，和穿制服者交頭接耳幾句。我聽見穿制服者輕聲說”……歐陽小戎……”於是便衣繼續打電話，要求對方趕緊來，兩輛車都過來。我對穿制服者說：”眼挺尖嘛！”他答：”一般……”然後我向他挑起大拇指。
象我一樣坐在紀念碑前的人有很多，他們在看著我，似乎看得目瞪口呆。他們來這裏，是為了看看五星旗降下的場景。這種場景我也很喜歡，但不是現在。我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很快，兩輛車象趕集一般駛來，停下。一輛是藍鳥車，一輛是三菱越野，車很新，令人羡慕。湧出七八條大漢，其中一人問：”你是歐陽小戎？”根據他的表情和說話強調，以及周圍人的表情，我覺得他應該是個支隊政委，便答然。他要求我把包給他，我問他要搜查證，他要求我上車，到局子裏開搜查證，我啞然，然後告訴他沒有傳喚證和搜查證無權帶我走。他有些急，似乎要指揮旁邊人上來逮我，我便大笑著站起來，向他們的車門走去。兩個大漢要架我，我說自己會走，開門吧，接著鑽進他們的汽車。這時旁邊一個站崗的兵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支吾，我在車內對那個當兵的說：”沒事，他們是一處的，來抓我走。”
幾秒鐘後，汽車發動，我想要說一聲別了，但是不知道該向誰說，也許說給沙塵暴最合適。我沒有見到沙塵暴，雖然北京的沙塵暴很有名，這很遺憾，並且，我所思念的人，至今仍在天邊。
補記：
儘管我因”涉嫌非法活動”成了犯罪嫌疑人，但我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涉嫌的究竟是什麼非法活動？非的是那條法？案件資料上寫著：涉案工具是百合花三朵、蠟燭一包，筆記本三本、打火機一個、炭素筆兩支。但我暫時還未因此而去喝那漂著大糞渣滓的菜湯。他們給我辦了”監視居住”，也就是俗稱的軟禁，這要感謝數十年來先輩持不同政見者們的不懈努力和犧牲，時代在不知不覺中改變，這都是他們的功勞，他們已經成為最堅實的石子。我最大願望，就是當十年或是二十年後的人們，產生類似想法之時，在他們所感謝的人中，也有自己的名字。
願自由護佑我們，我們幾乎失去了可以被奪去的一切，卻緊緊擁抱著自由。我願一生和你在一起，無論沙塵暴刮到哪里。
《人與人權》08年一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