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4日訊】一
前些年，看到肖雪慧老師的一篇《與書結緣》，她的童年因緣際會（一個叔叔的緣故），讀的多是外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大量古希臘、古羅馬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著作，比如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莎士比亞的劇作、雪萊和普希金等人的詩……她的閱讀起點之高，讓我羨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我兒時的閱讀顯得那麼的貧乏、單調和乾癟，我的閱讀是從中國古典文學開始的，我記得我讀的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課外書，已經是小學四年級了，那是一套供批判用的三卷本《水滸傳》，封面是深綠色的，翻開首先是毛澤東那段家喻戶曉的語錄：「《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因為傳閱的人多，書角都捲了，我讀得那麼小心翼翼，又讀得那麼貪婪。
從此，我便迷上了大人說的「閒書」，初中三年常在課桌抽屜裡偷看古典小說，從《三國演義》開始，幾乎把所有能找到的舊小說都讀了個遍，從唐人傳奇、宋人話本到明清各種小說，只有《紅樓夢》因為讀不下去而暫時放棄了（直到20歲以後才發現《紅樓夢》之好），所以我讀高一時，讀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以後，感到很不過癮，暗暗下決心，自己編一本中國古代小說史，那是少年時代最初的夢。這個階段中國大地上正在萌動的那些悄悄的變化，從政治到經濟乃至文化，我幾乎都沒有留意過。
當我的興趣從古典文學轉向現代文學，從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到拜倫、雪萊、泰戈爾們的詩，從郁達夫、巴金到沈從文、蕭紅、路翎的小說，已經是1983年以後的事了。特別是郁達夫，一度讓我迷戀，他的傷感、他的頹廢、他的一切都讓我感到新鮮、感到傾心。後來又為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獨具魅力的文字所牽引、所傾倒。我至今常感遺憾的是，在最需要精神滋養的整個青少年時代，我無緣閱讀文明源頭最有養分的讀物，連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都沒接觸過，更不用說希臘神話、悲劇、哲學。
80年代，是一個高歌猛進的年代，是一個激情萌發的年代，在「文化熱」的大旗下，各種各樣的熱潮接踵而來，令人應接不暇，即使處在遠離中心城市、文化沙漠的溫州城鄉，也能強烈地感受到這樣的氛圍。我漸漸從文學而喜歡上了美學，李澤厚那本薄薄的小書《美的歷程》曾讓我百讀不厭，由此熟悉了朱光潛、宗白華、高爾泰的名字，甚至連現在看來早已過時的王朝聞、蔡儀、蔣孔陽等人的書也找來讀，進一步還讀了黑格爾、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學譯著，這是我最初接觸外國的譯作，一個新的世界打開了。我意識到只讀中國書的無知、單薄和營養不良，開始嚴肅地思考一些問題，從宇宙到人生，從歷史到社會，就這樣我由美學又不可救藥地愛上、迷上了哲學。
我的哲學閱讀幾乎與整個80年代的各種「熱」同步，我記得每一陣「熱」我都沒有落下，近二十年前的往事如今想來，雖覺幼稚，但也讓我激動如初，先是「尼采熱」，我買的第一本尼采的書是綠封皮的《快樂的科學》，前不久回故鄉過新年還找到了這本書，外甥女想看點尼采，我送了她《偶像的黃昏》、《悲劇的誕生》，這一本卻終於捨不得。那幾年，我幾乎買到了所有尼采著作的單行本，包括他的詩、自傳，周國平那本《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我就前後買過兩次，讀過兩次，結果兩本書都被同學「搶」去了。從尼采走向叔本華是順理成章的，他們兩個名字往往就連在一起，《愛與生的苦惱》、《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都曾是我的枕邊書。然後是「弗洛伊德熱」，我至今難忘因未買到《夢的解析》而只好借讀的懊惱，弗洛伊德的「潛意識」、性心理觀點在當時來說確實令人震撼，令人大開眼界，我斷斷續續買過很多弗洛伊德的書，就是現在偶爾在舊書店遇到老版本的《夢的解析》，還是會眼睛一亮，怦然心動，儘管我不大會再去讀他的書了。（期間，似乎還有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熱」，房龍的「寬容熱」，「柏楊熱」，等等。）「薩特熱」好像要晚一些，那本厚厚的《存在與虛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哪怕不讀，放在手邊也感到很窩心。當然，我的哲學閱讀並沒有完全陷入「熱」點之中，我記得那個階段，大約前後有三年多的時間，就走馬觀花般地涉獵了古希臘到20世紀以來主要哲學家的中譯本，維特根斯坦、雅斯貝爾斯、加繆這些名字都在我的閱讀視野之中出現了，我也注意上法國啟蒙運動時代的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人，最初我喜歡盧梭是因為他的《懺悔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散步》，那大概是少年時受郁達夫的影響。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實在太晦澀、難讀，啃不下去，所以我就找了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來讀，他所說的星空和道德律令從此根植於我的生命深處。甚至卡夫卡那些富有寓意的小說，也被我當成了哲學書來讀。更晚一些（1987年到198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黑封面的哲學叢書，主要是20世紀的西方哲學，我為卡西爾的《人論》吸引，一度推崇他是20世紀唯一百科全書式的大家，認為他可以與黑格爾、亞里士多德相媲美，我幾乎買到了卡西爾的所有中譯本，《啟蒙運動》、《神話與符號》等。
這一階段，我還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生命的由來》、《達爾文回憶錄》，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原理》，烏納穆諾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等，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禪宗等都曾產生過強烈的興趣，當然也都未深究。培根、笛卡爾、奧古斯都，還有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的《沉思錄》，都給予我智性的陶冶，和對生命的深層反省。對我而言，那真是一個生吞活剝的閱讀階段，什麼深奧的書都敢讀，什麼冷僻的書都想讀，好像渾身有使不完的勁。與此同時，我也沒有放棄過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先是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好像是8卷本的，再是零星地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來讀，想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經典作家」到底是怎樣解釋世界的。我曾傾倒於馬克思那雄辯的文字，我反覆朗讀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評〉導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等等，都曾成為我的口頭禪。循著馬克思下來，我又閱讀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和劉少奇集，只有斯大林的書沒有讀過，因為對這個人特別反感。
這些生吞活剝的哲學閱讀沒能讓我最終走進哲學的殿堂，去探究自然人生、宇宙萬物的奧秘，但它至少有一個好處，讓我青少年做夢的時期，不懂不懂地領略了一番哲學的迷人風光，儘管只是外行看熱鬧式的，同時真正明白了在馬克思主義之外，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各種不同的哲學，他們異彩紛呈，各有千秋，自圓其說，爭奇鬥妍，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獨此一家，一個孤零零的哲學體系，也不是一覽眾山小的泰山之頂，而是群峰屹立，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之中，一道曾令千百萬不同膚色的人們傾倒的風景。我如同走進過一個百二奇峰爭比高的雁蕩山，或是千鳥競唱的大森林，或是萬花齊放的大花園，看到了真實的哲學世界，看到了多元聲音的美好而不嘈雜，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最愛，但我們無權決定別人愛什麼，我們的愛也可以隨著時間、心境的變化而變化。選擇的自由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利之一。
二
1986年底席捲全國的學潮也曾波及溫州，隨後對方、劉、王三人的批判，演唱《血染的風采》的徐良全國各地巡迴做報告，輪到我們巴掌大的小學校，看的只是錄像，可是校方也要求人人過關寫心得，由每個班組織，個個上台發言。這一切使我從完全超然的哲學閱讀中移開眼睛，把目光投向了現實。因為我的發言，沒有對老山前線的「英雄」表現出足夠的敬意，而是肯定和張揚了獨立的人生態度，受到點名批評，並得了個全班最低分。老實說，我的社會關懷意識就萌動於1987年那個春天，那一年我20歲。由此我從單純對宇宙人生的追問轉向了現實的思考，我開始逐漸相信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都是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那正是一個報告文學的時代，我之閱讀報告文學從1986年以前就開始了，蘇曉康的作品早就接觸過，但真正比較關注報告文學還是87年以後，賈魯生、胡平、張勝友、蘇曉康、麥天樞、趙瑜、理由……，我每期追讀《報告文學》《報告文學選刊》兩個雜誌，並把喜歡的作品剪下來，裝訂成合釘本，不僅自己一次次地反覆閱讀，還推薦給朋友們傳閱（並且到處找舊雜誌，蒐集劉賓雁的作品來讀）。像《神聖憂思錄》、《洪荒啟示錄》、《金錢的審判與被審判的金錢》、《西部在移民》、《第二渠道》、《活獄》等等，在那些年輕的夜晚，我曾為這些作品亢奮過、拍案過、流淚過。這次回老家，好不容易在櫃子裡翻出這些當年的寶貝，大致上瀏覽了一遍，感覺已沒有記憶中、想像中那麼好，或許那個時代過去了，那一頁已翻過去，那種文體是和那個特定的時代相吻合的，要引起反響、產生共鳴需要一種心境、一個社會輿論的氛圍。在某種意義上，報告文學就是那個時期的時評，包裹著一點文學的外衣，行使的卻是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的責任。
1987年在我的精神成長史中是個關鍵的轉折性的年份，那年秋天，我到了一個鄉村中學教書，在上課、批改作業之外，我把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放在了讀書上面。這一時期前後只有一年半，卻是一生中讀書最精、效率最高的階段，我做了大量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光是那種大16開本的備課本，就寫滿了十幾本，還有許多小筆記本。偏僻的鄉村，沒有圍牆的校園，一片梨樹、一片柳林、一塊草地、一條小溪，還有一片到雨季會漲水、平時乾涸的廣闊的石子灘……，孩子們放學以後的環境很是清淨，清淨的有點寂寞，讀書成為我打發寂寞的唯一方式。我記得，我常常在搖晃的燭光下，看書、做筆記，那個地方停電很頻繁，學校給教師發那種長長的白蠟燭，光線有點暈黃，如今想來也很溫暖。就是在那裡，我最初閱讀了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科恩的《論民主》等等……當時在溫州買不到這些書，我都是通過一個在溫州師專美術系的好友張銘幫我借的，讀完了，跑一躺溫州，再去換書。我記得第一次沒有借到《論法的精神》白話譯本，所以我讀的是嚴復的譯本《法意》，後來又借到白話本，再讀了一次。兩次都做了筆記，前略後詳。很可惜，我在那個階段燭光下記下的十多本筆記，都在1989年新年後丟失在故鄉雁蕩山通往樂清縣城的清北公路上，被當地人撿到，缺德鬼拿走了一兩百元錢，然後一把火把我的讀書筆記、日記和一本《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化成了灰燼，等我在馬路邊的橋洞下找到時，紙灰尚溫，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在讀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同時，卡爾‧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們對歷史的看法幾乎是相對的，放在一起尤其別有意思，於是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和他的自述也進入到我的視野，那時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好像還沒有中譯本。讀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我感到太淺，很不過癮，那是一個有著強烈理論興趣的時候，讀了幾年哲學書，又整天沉溺於西方思想史上的經典，對淺白的文字一度看不上眼。再晚一些，我讀了盧卡契、葛蘭西等人的著作，葛蘭西的許多觀點曾引起我強烈的共鳴，一度認為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然後，又讀了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等人的著作。那個時候已經具備了初步的問題意識，是試圖通過不斷的閱讀、思考，為心中的問題尋找答案，從1987年春天以來，徘徊在我腦海裡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來龍去脈，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成敗得失，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它是否代表了人類最高的價值追求？二、中國的民主化之路何以如此艱難、曲折？到底什麼是民主？我在80年代末期的讀書已掙脫少年時期的混沌狀態，如前所述，許多商務版「漢譯名著」叢書中的經典使我興奮，給我力量，時至今日，我一想起或看到那熟悉的綠色封皮，仍會激動，它們所給予我的何止是知識的、思想的陶冶和訓練。所以我特別感念何兆武先生那樣的學術經典翻譯家，沒有他們，不會閱讀外文原著如我，不能想像自己的精神歷程將會如何展開。
那個階段，我還讀了一些榮格的心理學著作，他的自我實現和集體無意識等觀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歡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在幻想鎖鏈的彼岸》，今天看來，《逃避自由》表達的觀點雖不如哈耶克、波普爾、阿倫特等人那麼精闢，但足以引起我們對那個重大問題的重新思索。我不是從《通往奴役之路》，而是從《逃避自由》開始審視人性軟弱而可悲的這一維度的。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之間，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共通的東西。
從1987年到1989年，至少有兩年，我最心儀的人是馬克斯‧韋伯和湯因比。閱讀韋伯是從那本風行一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開始的，前後幾年，我找到了《儒教與道教》等大部分韋伯著作的中譯本，以及研究韋伯的著作，蘇國勳、王容芬曾是我最喜歡的學人，因為他們有幸以研究韋伯為業。在韋伯的著作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王容芬譯的那本薄薄的小冊子，其中只有《以政治為業》、《以學術為業》兩篇講演，我常常把他的話當作格言，抄在日記本上。將近二十年後再回首，我想閱讀韋伯最大的好處首先是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同時在方法上也有許多的啟迪。我一度迷戀韋伯，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想搞出一個「M‧W互補理論」來，M是知馬克思，W就是韋伯，我當時還沒有馬克思的龐大身影中徹底走出，認為馬克思所忽視的或不夠重視的正好是韋伯所重視的，他們之間可以互補。我在1987年初就想過，馬克思用經濟決定論解釋世界，弗洛伊德用性解釋世界，這時又發現韋伯用宗教來解釋世界，漸漸明白解釋世界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影響、推動人類社會的不光是單一的經濟槓桿，還有性的槓桿或宗教槓桿，還有其他的槓桿。思想的窗戶一旦打開，世界是多麼遼闊，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少年時就熟悉的萊蒙托夫的《大海》。
第一次在一個朋友那裡見到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三卷本，我就大為震撼。那只是個節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的，他的文明史觀、他對有史以來幾個主要的區域文明的比較研究，他提出的不同文明模式之間「挑戰與應戰」的觀點，對一個充滿求知渴望的中國青年來說，都足以一新耳目。我到處尋找湯因比著作來讀，後來只讀過《文明經受著考驗》、湯因比與池田大作的對話等。湯因比解釋宏大歷史的獨特魅力始終牽引著我，使我對歷史哲學發生了異乎尋常的興趣，由湯因比，我又找到了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
當然我不是一味的「崇洋迷外」，在此前後，我一直喜歡北島和他同時代那一群詩人的詩，曾在筆記本上抄錄過很多他們的詩篇。我一度熱衷於讀《莊子》和楚辭，誦讀《九章》《九歌》《天問》，把詩當哲學讀，在冥想中超越日常生活的煩躁。我也喜歡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喜歡過一本叫《紅月亮》的小說[作者已忘記了]，我更忘不了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和龍應台的《野火集》，加上後來的電影《紅高粱》，那種充滿激情的批判，對生命個性的高揚，都曾使我如痴如醉。我喜歡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那時，壓根就不可能想到余先生十幾年後將為我的第一本書作序）。當然，我更喜歡的還是李澤厚的三卷本《中國思想史論》，前前後後讀過好多遍，買過好幾套，1989年5月4日，我在人流如潮水般的廣場上邂逅後來的妻子，她當時還在北師大教育系讀一年級，我送她的第一樣禮物就是李澤厚的幾本思想史論（所以我現在還保存著兩套相同的書）。但這與我同時喜歡《選擇的批判 ——與李澤厚對話》並不矛盾。「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等叢書，都曾是我的精神食糧，深受湯因比文明史觀影響的《河殤》電視系列片，也引起過我內心的強烈共鳴。我記得那些在80年代會發光的名字，葛兆光、甘陽、謝選駿、王潤生、蘇國勳、劉小楓、劉東、陳平原、梁治平、周國平……，他們是「文化熱」中脫穎而出的「新星」，在經歷水深浪闊的淘洗之後，他們中或搞純學術有成、或成為小品文明星、或成為「新左」代言人、或皈依神學、或復古、或銷聲匿跡了，大半都已黯淡無光，真正與時代同行的似乎只剩下一個當時並不火爆的徐友漁。這或許是大時代裡不可迴避的命運。
時間如水，緩緩而去，卻沒有任何力量能擋住，讓他停一下。遠去了，那美麗而憂傷的年輕時光，月光下的石子灘，那些十八年未再相逢的學生，如今也早已為人父母了。我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懷念年輕的歲月，清貧而富足，對未知世界充滿了憧憬，對未來有著許多的夢，雖然不少夢都在無情的現實面前被砸碎了，但我依然嚮往那做夢的年齡，嚮往玩命似的閱讀生活。
三
從80年代末以來，我曾有過至少十年的人生低谷，不過，即便是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哪怕一次次地面臨絕境，我都沒有放棄過閱讀，也正是那些人類文明的精華支撐起了我的精神天空，使我度過了生命中最為暗淡的時光。沿著洛克、盧梭和孟德斯鳩，我千方百計、盡一切可能地尋找商務版的漢譯學術名著中的綠皮書，或借、或抄、或買，密爾頓的《論出版自由》、邊沁的《政府片論》、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代議制政府》、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霍布斯的《利維坦》、漢密爾頓他們的《聯邦黨人文集》、柏拉圖的《理想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及休謨、西塞羅、但丁、泰戈爾、雪萊的政論都成了我的盤中餐，休謨對人性的解剖，以及對人性和制度建構關係的闡述，對我有著刻骨銘心的影響。傑斐遜、林肯、潘恩、華盛頓、羅斯福的文集，還有孔德、斯賓塞等人的著作，甘地和梭羅的著作都使我心嚮往之，乃至一些經濟學家的著作也進入了我的閱讀範圍，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熊彼特和馬歇爾，我喜歡的不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是他的《道德情操論》和《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晚幾年又喜歡上阿馬蒂亞‧森的《貧困和饑荒》、《以自由看待發展》等。不過說實話，我並沒有把他們的書當作經濟學的專業書來讀，只是當閒書翻閱而已。那個時候的閱讀仍夠得上「貪婪」這個詞，貪得無厭，一心想讀盡天下好書。1993年秋天我結婚後，老是要妻子幫我找書，有些書就是她幫我借來、買來或向她的同學、校友要來的，而今想起，依然充滿了感激和溫暖的愛。
1989年冬天，對我而言那是極為黯淡的一個寒冬，我的閱讀重點已不是漢譯學術名著，而是中國近代史，我試圖在歷史中為我的疑問、那些混和著血淚的疑問尋找答案，尋找歷史千折百回、痛苦曲折的原因，尋找民族苦難的根由。我大量借閱和購買近代人物的全集、文集和其他史書、史料，《孫中山全集》、《黃興集》、《宋教仁集》、《朱執信集》、《戴季陶集》、《居正集》、《馬君武集》、《陶成章集》、《秋瑾集》、《魯迅全集》、《梁漱溟全集》、《陶行知全集》、《蔡元培全集》，章太炎、梁啟超、陳獨秀、張謇、鄭觀應、王韜、薛福成等人的文集，以及劍橋中國史、費正清等人的中國史著作都是這個時候起，陸陸續續讀的。（再晚一些，我才廣泛地閱讀胡適、儲安平、羅隆基等人的文字。）我自小熟讀古典小說，捎帶著喜歡上歷史，在十八、九歲以前，文學與歷史一直在我的閱讀中暗中較勁，但文學往往佔上風，我總是擋不住文學的誘惑，讀小說、讀詩的時候居多。此後，逐漸由文學入美學，再入哲學，解除了這對矛盾。1989年以後，我幾乎已徹底遠離文學閱讀，歷史閱讀成為為生命的重心不是偶然的。我曾有過宏大的歷史寫作計劃，列出了詳細的提綱，想要寫出百萬言的百年中國史。當然，現在看來是好高婺遠。
大約1995年春天，我買到了許良英先生等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我其實只讀了第三卷，他那些關於社會人生的言論，從此，我的精神世界中又多了一分養分，一個科學巨人對人生的追求、對人權的捍衛、對國家社會的清晰認識，第一次讓我明白了一個自然科學家，一樣要對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發言、負責任，而不是整天埋頭在實驗室，躲在象牙塔中。愛因斯坦提供了一個最卓越的榜樣。
差不多同時，我讀到貴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顧准文集》，一個在無邊的黑暗中獨自摸索，洞察歷史脈絡的哲人，一個在貧病交加中過早凋零的知識分子，他的那些原本沒打算發表的文字，甫一問世，即引起了世人的矚目，說顧准引發了一場思想界的小小地震，也許並不過分。我慶幸，我們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荒唐、荒蕪和野蠻歲月中，還有一個顧准，我慶幸，我們在90年代發現了顧准。（之後，又發現了陳寅恪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發現了西南聯大的傳統，發現了《觀察》週刊，由此重新挖掘出了一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精神譜系。）
1996年以後的兩、三年中，我認真讀過的書中包括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等。《政治學說史》我就細細地讀了兩遍，做了好幾本密密麻麻的筆記，我之所以細讀這幾種書，是因為許良英先生的極力推薦，他本來是研究愛因斯坦和世界科學史的，晚年致力於研究民主問題，86歲高齡還在孜孜不倦地讀書、研究、寫作，對許多問題有著洞若觀火的見解，是我們時代一個傲然獨立的知識分子，一個大寫的人，他走過的道路就是一本大書。自從1995年那個酷寒的冬天，他在看到我的一篇小文後，託人帶信給我予以鼓勵，轉眼十年過去了，十年來，我們保持著通信交流，他對我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
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讓我對人類主流文明幾千年來在政治學方面的創造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實際上讓我少年時代以來涉獵過的各門各派哲學作了一次稍為系統的梳理，最終確立了對常識理性的信仰，拋棄了早年閱讀的尼采、叔本華、黑格爾等哲學家。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使我清楚地看到人類的先哲是如何破除形形色色的神學枷鎖，把人的世界還給人的。站在17世紀的天空下，斯賓諾莎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自由比任何事務都為珍貴」，「實在說來，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我相信，正是他啟迪了洛克以來的許多哲人。
從那之後，我的心中，那些零散的、有些雜亂的思想、有限的知識漸漸變得整齊起來。我再也不可能被任何東西所迷惑，再也不可能被任何似是而非、莫測高深的理論所欺騙、所困擾，我已經看到了光，看到了真。
世紀之交，我終於讀到了殷海光的政論和《中國文化的展望》等著作，讀到了捷克的哈維爾，然後是波蘭的米奇尼克，還有林昭血寫的遺作，他們的道路、思想和人格力量，早已和我少小時接受的精神滋養融會在一起，成為我精神天空中不滅的星辰。
我的精神歷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在滿是泥濘的路上，真是一步一個腳窩。我在這裡想順便提出對精神共同體的一點看法，我深知人類的歷史絕不只是一部吃喝拉撒睡或者運用層出不窮的陰謀、權術、武力搶椅子的形而下歷史，也是一部高尚的而悲壯的形而上的精神史，我們古老的民族史上，從來都不缺帝王術、幕僚學、厚黑學乃至「下級學」，我們有爛熟的「人情練達」和「世事洞明」傳統，我們缺乏的只是精神、人格層面的追求，一個民族要形成獨立的健全的精神譜系，逐步造成一個足以與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體，那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精神共同體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但他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根植於人心深處，它不是宗教，勝似宗教，是一種超越於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是維繫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支柱。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世界胸懷、現代人格和文明視角，需要常識理性，不需要烏托邦式的非理性。人是生物的，也是精神的。這樣的人所構成的精神共同體才有望重塑民族精神，為每個人的自我解放提供價值尺度和精神家園。
我的身上或許帶有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相似的痕跡，或許我們中有些人的閱讀史大致也是相似的，我自身的閱讀史就是我的精神成長史。在風雨無常、風雲變幻的三十年中，我不能忘記許多一起走過的精神同伴，哪怕今天天各一方，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我還是常常想起他們，篇幅所限，這裡就不細說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時代，一個變革中的轉型時代，海外華人學者張灝把1895年到1925年這三十年稱為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1976年到2006年這個三十年當然也是「轉型時代」，只是轉型尚未完成。
我不幸而生在這個時代，一個沒有定型的過渡時期，我又慶幸生在這樣的時代，時代應該讓我身受的苦難我都一一體嘗，時代應該經歷的焦慮和痛苦，我至今還在深味著。我並不感嘆生活的無奈，我們正行進在歷史的三峽中，唐德剛的二百年出三峽論時時縈迴在心頭。亞里士多德說得多麼好：「國家起源於生活，它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這句話和愛因斯坦的「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可以說是異曲同工。多少風雨如晦，多少天低雲暗，我不敢說，我已領略到了人類創造的文明的最精髓部分，但我敢說，我一直在污泥濁水之中仰望星空，無論生活的境遇是如何的慘淡。記得好像是哈維爾說過，沉到井底，你就可以看到星空 [大意]，而我一直就生活在井底，在井底掙扎、閱讀、思考，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仰望星星。最近一次回故鄉，在天朗氣清的冬夜，我看到了久違的星空，那密密麻麻的星星，在遠遠的對我眨著眼睛。每到這個時候，我總是不可抗拒地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筆記本上寫下的那句詩——
星星的思想可以與太陽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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