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一 虎照門
2008年6月29日，耗時將近9個月的陝西華南虎照門事件終於迎來一個有限的積極結果：官方宣佈虎照為假，小演員周正龍被刑拘，13個涉案官員受到懲處。
不過，虎照背後尚有重重疑團，黑幕之後還有黑幕—在當下的政治結構下，重重黑幕是注定無法被完全揭開的。迄今為止，圍繞虎照門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官場醜態需要總結評析，以期讓虎照門事件成為社會演變過程中重要的照妖鏡，通過它來折射當下怪異的官場和權力生態。通過虎照門事件折射出來的公民力量的成長，也讓我們有理由對正在進行的社會轉型保持適度樂觀，公眾的持續參與將可以對抗劣質化的官場生態。
有論者將華南虎事件比喻為一個特殊的歷史取景框，在這個取景框裡「恰恰集中了這個時代最為荒誕也最流行的某些社會元素，有意無意地充當了歷史標本。這些荒誕元素中，既有無恥無畏的攝影造假、以假亂真的圖片PS、底線失守的自我炒作、名利時代的扭曲喧囂，更有少數官員明目張膽的政績造假、愈演愈烈的官僚主義瀆職作風，以及虛構項目、套取財政專項資金的權力腐敗。」「官場本能般拒絕公眾質疑批評，極盡太極手法的推諉塞責，耗費巨大經濟成本、制度成本及公眾信心資源卻毫無半點結果的調查鑑定……謊言藏於某些官員「以人頭作擔保」的豪言壯語中，真相包裹於厚厚的腐敗馬甲之後，政府形象與公信力被無節制透支，華南虎照恰如一根攪屎棍，將一些地方齷齪不堪的官場習氣連底攪起，腥臭難聞。」（來源廣州日報，作者張培元）
我認為這些分析和定性是到位的。華南虎事件雖然一波三折，具備不同尋常的戲劇性，不過其內在機理並沒有任何新鮮東西，簡單的講就是相關當事人的利益衝動（這種利益包括現金，名譽，政績等等），通過製造噱頭來訛詐套現那些幾乎沒有什麼約束的專項預算資金，甚至，造假事件就是權力層上下心照不宣的一場默契表演，唯一針對的只是中央財政的錢袋子，只是陝西地方官員將這場假戲演過了頭，被原本可有可無的觀眾發出的噓聲壞了好事。
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不受納稅人權利和透明規則約束的財政資金的使用，是四處糜爛腐敗亂象的一般性源頭。腐敗故事雖然越來越有「技術含量」,腐敗所呈現的形式也越來越有創造性，一些不為公眾所瞭解的複雜的產品和路徑設計，都成為了腐敗的載體，龐大的財政資金源源不斷的輸入到「利益相關者」的口袋。我們知道，這種腐敗產品幾乎可以是任何產品，基礎設施，公共產品，科技項目，公共榮譽，都可以承載種種隱蔽的洗錢路徑。而華南虎事件中，這種產品也算相當有創意：通過聯合造假，相關各方可以各取所需，而其中周正龍的所得其實相當有限，充其量，他只是一個小演員。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些巧立名目的利益相關方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時代的民間智慧，在龐大的網絡打虎群體面前，他們進退失據，功虧一簣。
二 官僚集團
雖然虎照門事件的基本邏輯並不新鮮，只是官僚機構一貫的腐敗機理在起作用，不過這個故事還是呈現出一定的獨特性。獨特性之一就是為什麼在一個荒誕事件中，那麼多官僚群體願意一次次為之背書？為什麼這個事件的糾正需要耗時將近九個月？這其中，究竟是什麼力量在起作用？
華南虎事件因為一開始就展現出強烈的戲劇化效果，而成為公共輿論關注的焦點，牽涉其中的政治利益不言而喻。從技術性角度來看，鑑定一份照片之真偽，幾乎沒有難度，廣大網友已經從各個角度指出其中之疑點，結論在官方正式結論出台之前，早已經不言而喻。可是為什麼面對這麼一個簡單事件，從鎮坪縣政府到陝西省林業廳，甚至到林業部，以及陝西省政府，都不斷的被捲入，在一個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他們為什麼要在一場越賭越輸的賭局中不斷增加籌碼？
對於這些追問和疑惑，官方倒是備好了一個答案。據新聞報導，陝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趙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機關處以上幹部大會上表示，這件事充分暴露了相關機關和公務人員作風漂浮、紀律渙散、責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識淡薄等突出問題。
不過這種答案說了等於沒說。它本來就是用官場套話來敷衍那些追問，根本不會針對問題本身提供一些有價值信息。追問到這裡，也許需要一個新的視角才能繼續分析下去。
這個視角，在我看來，就是官僚集團的興起以及在此基礎上和政治集團之間的博弈。在本文的敘述中，官僚集團指的是那些行政部門，事務部門的官員群體，而政治集團指的是那些主要承擔政治功能的官員群體。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在本文的語境中，都是一些中性詞彙，沒有任何道德的褒貶。
之所以提到官僚集團的興起，是因為在中共早期架構中，官僚集團空間被壓制，官僚集團幾乎淪為附庸。從49年-79年，中共體制內充斥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培育出來的幹部，基本忠實於最高層的政治決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官僚集團，也沒有形成官僚階層明確的共同經濟基礎。79年之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事務管理的需要，官僚階層重新萌生並緩慢發展，不過黨管幹部依然是基本基調，官僚體系湮沒在後台。最近數年來，經濟社會事務日益複雜和多元，一些規章、制度和法律逐步出台（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官僚集團有了長足增長，其獨立性和專業性也日益凸顯，政治集團對官僚集團的掌控能力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
雖然從廣義上來說，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共同構成了一個政治生態，享受著一些共同的利益機制。不過，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的利益之側重點是不同的。官僚集團關注的更加具體：薪酬待遇，職業陞遷，職業榮譽，事務處理等等。而政治集團關注的自然是政治利益，比如合法性、政績，民意，指導思想，政治穩定等宏大敘事。政治集團關注的公眾認同度、政府公信力和權力的公共形象等構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通常不是官僚集團關注的重點。民間俗語說的，屁股指揮腦袋，實則暗含了這種利益的共享和分野。
在華南虎事件中，包括鎮坪縣林業局，鎮坪縣政府，以及陝西林業廳和國家林業局的相關官員自然地成為了官僚集團的成員；而那些主要擔負政治責任的官員，尤其是和體制存在深度相互依賴的官員，比如陝西省長，省委書記，以及更廣義的高層政治人物和機構都可以被視為政治集團。當然在本文中，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的這種區分並不嚴格，在某些情況下，相關當事人的角色是可以轉換的，這完全可能隨著事件所影響的利益大小而來，比如省委書記在某些時候也可以歸入官僚集團成員。
華南虎虎照的處理過程，深刻的反映了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的分歧，抗爭，以及最後的妥協。
上文說道，華南虎事件是官僚集團中相關機構的一種套利安排。當這種套利安排面臨破產威脅的時候，官僚集團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被迫不斷下賭注，而這個事件可能的政治後果卻被低估或者忽視—畢竟政治後果通常不是官僚集團關注的焦點。當虎照門演變成為一個人所皆知的公共醜聞的時候，這些官僚和他們相關的部門依舊負隅頑抗，睜眼說瞎話。這足以顯示官僚階層在利益驅動下罔顧整體政治形象，以地方、部門和個人利益為最高追求的現實趨勢。
可笑的是所謂的政治集團，也許受制於政治派別林立，權力爭鬥失措，內部規則相互糾纏等約束，或許是因為系統超負荷而導致麻木，對於公眾輿論和重大社會議題已經失去辨識能力（請參見拙作：「ZG腦死亡」），加之必須借助官僚階層維護穩定的需要，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長期間任由地方官員大量損耗整體政治權威（實際等同於對中央權力的綁架），在華南虎醜聞中表現得有些麻木不仁，任由事件蔓延，即便在公權力的政治形象一路走低的情況下，也長時間沒有割肉止損。或許，他們也採取了許多勸慰性的舉措，希望官僚集團能自我糾錯。比如，很長一段時間內，陝西官員採取了掩耳盜鈴的方法，對於這個話題有意迴避或者顧左右而言他。
一方面是政治集團對於華南虎事件的麻木消極，另外一方面是官僚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積極主動，因此這件「皇帝的新衣」繼續穿在表情已經僵硬的權力身上。正是官僚集團利益訴求的畸形生長，在某種程度上對政治集團形成一種功能障礙，使得政治集團已經無法及時有效的清理門戶，而最後政治集團被迫要處置的時候，形象損害已經不可逆轉。
在華南虎事件中，政治集團最後噩夢醒來，作出有限交代，拘捕周正龍，處罰了13個官員。這姍姍來遲的交代雖然觸動了特定官僚的利益，但由於官僚集團與政治集團共同分享的利益之牽制，這種被迫處置仍然是「舍軍保帥」，小人物作為替罪羊被拋出，絲毫沒有觸及體制性根源，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必然被輿論詬病，更談不上從此抑制和約束官僚集團牟利的不擇手段。
華南虎事件之後，陝西省政府進行所謂整風活動，但明晃晃的照片再次把嚴肅的整風變成民間笑柄，整風會場中有不少人睡態可掬，醜聞之後再出醜聞，這也算是官僚集團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一個場景吧。另外，整風會議上的領導發言，顯然仍在迴避華南虎事件的本質，用一個較小的謊言掩飾另一個巨大的謊言，本質並無不同，如何能夠指望參加會議者打起精神傾聽領導發言？
三 民主化
民主化有許多種模式，威權體制本身走向衰敗是民主化得以發生的基本條件之一。中央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統治集團和社會力量之間都在發生著複雜的互動，某種程度上都在瓦解著ZG的威權架構。而華南虎事件的處置過程表明，興起的官僚集團和走向衰敗的政治集團之間的博弈也將是一個重要的變量。（在許多公共事件中，都能挖掘到這個博弈的影子）
這個變量值得更多關注，不妨多花費點筆墨，繼續分析他們可能的博弈痕跡。
一個轉型中的威權政體，由於有著制度性的分歧，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自然會產生裂痕，他們之間的摩擦，控制和反控制等博弈是一種常態。通常來說，政治集團擁有主動權，因為他們佔據在權威的頂端，擁有人事任命的生殺大權，而官僚集團則表現出某種依附性。不過，政治集團的一個軟肋是，他們必須依靠官僚集團執行其政治訴求，如果說政治集團是大腦的話，官僚集團大抵是他們的軀體。沒有了軀體的支持，政治集團也就無所依託了。因此，在博弈當中，政治集團和官僚集團必須進行適度的妥協，通常的做法就是點到為止，而不能斬盡殺絕。
這種關注重點的不同，注定了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在相互配合的時候，也會相互博弈，甚至相互分裂以致背叛。每有轟動海內外的大醜聞出現，政治集團總要拋出官僚集團的幾個人作替罪羊，這會讓官僚集團內部逐步積累起「替罪羊怨恨」，替罪羊怨恨的強烈有時甚至會使某位下台官員公開抱怨，從而揭露出政治集團應負的責任。比如，甕安事件中被撤職的公安局長就滿腹牢騷，抱怨警察過多地被推到非警務事件的第一線，直接與民眾對立、衝突。
為了防止這種後果，通常來說，政治集團需要提供必要的利益刺激，同時也需要給官僚集團一種意義說教：那就是通常所謂的意識形態等觀念層面的粘合性。因此，在極權主義鼎盛階段，官僚集團幾乎和政治集團密不可分，反應在現實生活中，那就是官僚集團具備了高度的政治自覺性和政治責任感，主動把政治集團的利益內化為官僚集團本身的利益，犧牲了官僚集團的職業利益，而完全依附於政治集團，也就是極權話語體系中的「大局意識，政治意識」。不過隨著極權主義逐步過度到威權主義，原有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不斷出台的是那些自相矛盾卻日益破敗的政治說教，同時政治集團已經無法約束官僚集團進行利益攫取，腐敗已經成為官場惡劣生態中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官僚集團和政治集團逐漸顯示出離心離德，同床異夢的趨勢。
政治集團已經失去了昔日的絕對主導權，在很多議題上，不得不遷就官僚集團的利益，這是威權體制內在的癌變。站在民主化的立場，威權體制內在的這種癌變也許不全是壞事，官僚集團的利益驅動和慣性運作特點，有時也可以部分修正政治集團決策的偏執和不切實際，為民主化導入提供一個窗口。
當然，官僚集團的利益訴求不應該得到縱容，華南虎事件表明一個失去約束的官僚集團面目將如何扭曲，這種扭曲也不能指望威權政治來加以修正。這種修正必須要依賴現代民主制度。憲政民主制度是一種權力約束方式，通過憲法，通過公共參與和程序化的民主設計來約束權力。這其中，官僚集團的勢力無疑也是約束對象之一。與黨國專制下通過政治化，道德化對官僚集團的約束不同—這種約束一旦被反動，必然意味著官僚集團利益化，腐敗化，民主制度下對官僚集團的約束是通過法定的程序和透明的規則，還原官僚集團的專業特點，形成必要的職業規範，官僚集團才能真正回歸現代社會的專業集團，法制化，專業化，非人格化，並受到法律和職業倫理的約束，取代極權主義體制下官僚集團對政治集團的人身依附，人身追隨等關係特點。
官僚集團的這種演變軌跡意義重大。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中提到鞏固的民主政體需要五個相互作用的場域，這些場域彼此之間相互促進，使民主得以鞏固。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自由和活躍的公民社會可以發展的條件。第二，必須存在一個相對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會。第三，必須有法律可以確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權利和獨立的結社生活。第四，必須存在一個國家官僚系統，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須存在一個制度化的經濟社會。
從靜態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社會已經略有雛形，公民社會已見端倪，而政治社會似乎還在孕育，鑑於互聯網的影響，公民結社似乎有了功能上的替代品，華南虎事件也映出了官僚體系的模糊面貌。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巨大鴻溝之間，社會本身卻呈現出了很多相似性。
也許虎照門喧囂的背後，民主化序幕已靜悄悄的展開？
2008年7月18日
──轉自溫克堅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