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一千萬名戰死者、兩千萬名負傷者以及六百萬名俘虜，再加上後來發生的大恐慌所引起的大量失業後，社會已經不需要這種「經濟至上主義」了。也就是說，工業社會已經不成其社會了。社會已經厭倦了為經濟而生、為經濟而死、為經濟而戰、為經濟而休戰等事情了。
然而，當時用來跳脫經濟至上主義的，只有以「國家社會主義」為名的極權主義而已。親手爭取到民主主義而對它有所偏愛的英國與法國，仍堅持於民主主義，而對於是否要發展為極權主義感到猶豫。
但是對於德國與義大利而言，民主主義只是國家統一下的副產品而已，兩國都按捺不住地擁抱國家社會主義。二者都是由幾個小國統一起來，而在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形成民主主義的。日本也是，幕藩體制後，隨著明治中央集權政府的成立，取得了參政權。
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軍國主義，不是壓迫，也不是暴力；這些都只是附屬品而已。它的本質更為深沉，是一種要跳脫經濟至上的主義。這是杜拉克的分析，也是當時他眼中所看到的全球狀況。
在納粹德國的時期，工廠裡最有權的不是廠長，而是身為資深黨員的警衛；商店裡最有權的不是老闆，而是可直通柏林的新進店員。
國家社會主義，是要跳脫經濟的秩序。在大眾悲切吶喊著要拒絕經濟至上主義與它所帶來的一切時，這是因而出現的答案之一。至於這樣的答案好不好，就是杜拉克的處女作《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所探討的主題。
二十三歲的杜拉克
一九一四年，杜拉克四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少年時期的杜拉克所看到的，是父親阿道夫與友人湯瑪斯．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間所談論的「文明的末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後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馬克思斯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間的爭鬥。
一九三三年二月某天晚上，杜拉克親眼清楚地目睹其後的歐洲與世界的模樣。地點是祖國奧地利的鄰國德國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那是杜拉克二十三歲的時候。杜拉克當時是法蘭克福的一大晚報《法蘭克福紀事報》的經濟部記者，十分活躍。由於大戰後的壯年者不足，杜拉克也幫忙寫評論。還有經濟刊物也經常找他寫外稿。
同時，杜拉克又擔任法蘭克福大學法律系的無給助教。有給的經常性講師也已經唾手可得了。而且那一陣子，他仍持續代替老教授講授國際法。博士學號，他在兩年前已經取得，題目是〈準政府（叛亂者、流亡政府、近乎獨立之殖民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此外，科隆的報社也準備找他擔任國際版的編輯。而且不久他馬上就能到科隆大學或附近的伯恩大學擔任兼任講師。無論如何，杜拉克絕對能以國際法學家之姿在德國學術界發展下去。
大街上，右派與左派的社會主義仍在激戰。但一月底的國會中，在前一年十一月的選舉中席次減少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由於保守勢力的支援，已經少數黨之姿取得了政權。
1933年2月下旬的那天，大學裡出現一批納粹政權下代表新秩序權力者的「納粹政委」（國家社會主義人民委員）。他們很快召開了擴大教授會議，把包括助教在內的全體教職員集合在一起，宣布新方針。他們一一指著系主任的臉威脅，說「誰有不滿，就送到收容所去」。
杜拉克很明白，在極權主義下，無論是右派或左派，都無法撰文或教書，也無法擔任研究者或記者，根本生活不下去。
剛好就在那陣子，杜拉克意識到，事態如果再這麼發展下去，勢必得公開說出自己的信念與立場不可。於是他寫了立憲政體論，交由杜賓根的知名出版社莫爾出版。
那天晚上，杜拉克完成了最後一校的工作。他打算隔天把校好的稿寄還給出版社，自己就此搭火車離開法蘭克福。先不管要去哪裡，到了這種地步還寫什麼立憲，也不可能再在納粹掌握權力的德國待下去了，就算你是持有護照的外國人也一樣。總之，先回到維也納好了。
然而，此時卻有人前來找他，是以前的記者同事萊茵霍德．漢修（Reinhold Hensch），他是派駐到市公所的市政負責人，也是資深納粹黨員。傳聞中，他也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
「奉黨的指示，我現在負責管理法蘭克福的所有媒體。我原本想把《法蘭克福紀事報》交給你編輯，但今天跑到報社去，才知道你遞辭呈了，驚訝之餘才來找你。」
「我把社長趕走了，猶太人很讓人困擾。總編輯我也開除了，他既是紅的（共產主義者），太太又是猶太人。如果你現在願意接手，未來將不可限量。你還要回維也納去嗎？別辭了，來幫我吧。我們很想來場社會改革。」
追求能跳脫「經濟至上」的主義
身為「社會性存在」的人，需要一個能發揮社會功能的社會。那麼，社會要想發揮功能，有什麼條件呢？第一，社會裡頭的人們，必須全員都有定位；第二，全員都要有可扮演的角色；第三，社會裡的權力必須要有正當性。然而，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業社會，並無法滿足這三項條件。
主張「自由追求利潤，人人都能豐足」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造成了無數貧困受虐的人；主張「這些無產階級只要能取得生產工具，就能展開千年的無上幸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只是帶來僵硬的階級社會而已。
這兩種經濟至上主義的雙胞胎，都失敗了，都無法為人民帶來自由與平等，也都無法給他們定位與角色。而且，權力也沒有正當性。
取而代之、由漢修所代表的大眾所堅持、以「跳脫經濟至上的主義」之姿存在的法西斯極權主義，也不會是工業社會中組織原理的解答。雖然它並非解答，但已無去向的世界，應該還是會委身於法西斯極權主義之下吧。@
摘自 《一本讀通克拉克》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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