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森 : 維權會成為全民性的行為(中)

法拉盛論壇第十三次研討會上發言(中)

【大紀元1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陳豐詣、通訊員祝家琦、何秀麗紐約法拉盛報導)12月14日下午法拉盛論壇在法拉盛的百利大廈舉行了第十三次研討會。新唐人時事評論家傑森博士在研討會上談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屬於不正常的爆炸性的經濟發展。GDP每年是10%在增長,而中共的財政收入是GDP速度的3倍,而中共貪污的速度又是整個財政收入的3倍,再加上整個房地產不協調造成中國經濟持續放緩,老百姓富裕感也消失了,罷工事件日益頻繁。當中國經濟進入這個狀態的時候,維權會成為一個全民性的行為。

以下是傑森的發言錄音整理(續上篇):

地方政府收入靠賣地貪污

曝露出來以前他們沒有意識到的官員貪污現象,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共在財政收入上,中央和地方一直都是爭錢。整個來說,中共在四九年以後,把很多的財、錢,都拿到中央了。然後地方的話,能拿到的錢非常非常少。地方這麼多年它的財政靠什麼?靠賣地。整個中國的財政收入是GDP收入增長的三倍。實際上怎麼講這個數字,地方政府根本不靠中國的財政在生活,他們倚靠的錢是靠賣地。什麼時候賣土地呢?就是房地產非常好的時候,地產商今年我一萬塊錢買地,明年我十萬塊錢賣給你。這樣的話這個地方財政本身非常有錢,它可以貪污。

各地的官員、各地的公務員,工資一長再長,但是這個因素在變化,變化得非常得厲害。房地產這塊呢,整個地方財政百分之五十出了問題,在房地產還沒有進入施工之前呢,各地政府甚至拿出幾百億,當著老百姓說,我把這個房子先放在我手裡頭,讓資金運轉起來。因為他需要蓋房子,他沒有向這個開發商買地。然後還有比如說,這個什麼政策誰誰趕快買地,買地的話我給你什麼優惠,這地方財政拿多少億塊錢來刺激房地產,因為和他直接相關,和它直接的流動,這些事情的影響帶動很多事情的流動。

地方政府危機處理黔驢技窮

地方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呢,很多地方的民怨會暴出來。很多地方的突發事件很多的群體事件都這樣,比如說我們知道,南方東莞是個加工基地,前段時間有個河水傢俱廠,突然倒閉,倒閉了以後所有工人都沒有工資發了,那怎麼辦呢?因為前一段時間地方財政攢了一些錢,那麼他怕突發事件,他就把它地方財政一年的盈餘六千萬,拿出來,發給工人讓他們走了。

這個事情呢,表面你來看的話呢,說是個好事,為他人著想。其實呢從各方面來看它是不公正的事情,第一個呢,你地方財政的錢不是你政府的錢,是地方老百姓的錢,你有什麼權力把幾千萬的錢你自己決定,把這個錢先給砸了呢?那是對地方本身的不利。那第二個呢?你把六千萬的錢都發了,你以後還有別的事情怎麼辦?這事實上是把一個危機往後推了一下。這事實上呢,第二點就是當地方財政不好的時候呢,這個危機的處理能力很差。

警察也開始向政府討個說法

我們還知道整個來說呢,在這個維權的部份呢,警察的這個行業,中共一直把他看的最重要。在鎮壓地方維權過程中,最勞累的是警察。警察超負荷運作,因為突發性事件太多,而地方財源不夠。事實上警察也開始向政府討說法。

整個來說你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經濟轉型下,被經濟導向的一個社會大趨式,這個趨式就是說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某一個衝突會更加嚴重,中共貪污的事情會看得更明顯,老百姓突發事件會更多,老百姓搞民間調查:「中國社會什麼事情讓你感覺最不公?」他說:「最讓我不平衡的就是,建國六十多年了,就是官員貪污腐敗。」有富人高消費這種奢侈的生活方式,讓人不平衡。實際上整個社會感到不公、心裡不平衡就是這個國家腐敗。而官員腐敗在什麼時候感覺到?在你工資感覺在下降的時候,你會考慮這個問題。就是人在很強壯的時候,有個東西咬著、叮著你感覺不到。但當你渾身沒有力氣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身上有那麼大的虛弱。

政府仍是暴力和鎮壓的武器

事實上呢,這是在經濟轉型的時候引起社會衝突的基本的一個動力。另外呢,經濟轉型的時候在地方整個財政,由於中共整個地方財政有非常大的缺口。這件事情整個的結果是地方政府對於突發事件,對地方處理的能力降低很多,也就是說整個地方呢,維持社會制度的能力很差,雙方的原因使突發事件反而更多,而且突發事件解決起來會更難。我們知道去年深圳有個電子廠勞資雙方發生矛盾。地方政府處理這些問題往往利用暴力。把警察帶去,把工人打得一踏糊塗,把你打得遍體鱗傷的。政府經常站在資方的角度,做為一個資方暴力和鎮壓的武器。

中共偽善掩蓋對群體事件的恐懼

我們最近聊起來,比方說這次出資事件,還有那個玩具廠的事情,很多政府傾向於不用暴力,怕激起民怨,政府在這方面使用非暴力,有人說中共在改良,實際上中共這種非暴力其實也是它自身不合法的內心怯懦的感覺。剛剛我舉一個例子,一些工人聚集在一起,對中共來說任何一個群體事件對它來說都是內心非常恐懼的,因為它知道中國整個社會佈滿了民怨,任何一個事情都可能成為整個社會的一個導火索,只要有人群聚集, 它第一個想法就是不管怎麼樣驅散他們。這個已經成為官員衡量的一個標準、一個地區執政的能力。

你這個地區民怨太多了就是你做得不好。官員沒有原則的處理群體事件,比如說這個玩具廠這個事兒,他就直接把地方所有的錢拿來解決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說:「你憑什麼把我的錢給這些廠?」為什麼你把六千萬一下就拿出來,政府解決這件事情,下面其他這種事情我們也吵得快不行了,你卻不解決,你要給我們留錢,沒有人考慮這樣的問題。這種非暴力的方式本身,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比如說這個北京市,最近他特別擔心,因為房地產的情況,民工年底發不到工錢,在整個北京市滯留,然後造成北京政府首都混亂,他出來一個新政策:哪個開發商不給老百姓發放工錢讓他回家,那麼我就把你這個開發商這個房子沒收,咱們拍賣,這個當地媒體也出來報導,很多人都說你看政府,真的關心民工,民工年底討薪討不了,你看政府這次真的做出姿態。我說這完全是一個謬論,為什麼呢?行政指令高於國家法律之上。

第一,民工他勞動一年他應該拿錢,他本身做那麼多苦力。比如說:新出來的勞動合同法他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你不給錢,事實上在已經有法律的時候,你又用行政的一個指令,來壓在這個已有的更大的國家法律機構之上,你其實是對自己法律的藐視。換句話說,我地方政府一個行政指令蓋過那個法律,那個法律是我地方行政指令所管理的,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人治社會的現狀。

另外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比如說,開發商可能正在運作過程中,其它還有一些僱員正在想辦法,這時候你政府不能用強硬的指令的方式去做,你一旦規章制度出來了,你就去執行。你要是強行可能就把事情辦糟,你比如說這個房子你把他強拿過來,強拿過來拍賣,拍賣是什麼意思,只要有人給錢,我就把它賣出去。現在北京市平民的房價一萬多塊平方米,好吧!如果這個房子他一樣賣了五千塊錢平方米,你把整個北京的房地產都攪亂,你整個企業虧損,垮了別人在哪裡就業!就說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目前的狀況。

非常多人跟我激烈辯論,中共已經很文明了,他現在不是那麼暴力了,我跟你說他非暴力的作法,什麼非暴力作法,他本身對社會來說是巨大的隱患,無論出來一個什麼地方法令都蓋在法律之上,然後不管經濟運行規律,出了問題他都是給未來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這個隱患事實上是帶來更多的失業,更多的民眾維權。因為它透支財政,透支這個經濟基礎,它將會帶來更多的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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