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陈丰诣、通讯员祝家琦、何秀丽纽约法拉盛报导）12月14日下午法拉盛论坛在法拉盛的百利大厦举行了第十三次研讨会。新唐人时事评论家杰森博士在研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属于不正常的爆炸性的经济发展。GDP每年是10%在增长，而中共的财政收入是GDP速度的3倍，而中共贪污的速度又是整个财政收入的3倍，再加上整个房地产不协调造成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老百姓富裕感也消失了，罢工事件日益频繁。当中国经济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维权会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行为。
以下是杰森的发言录音整理（续上篇）：
地方政府收入靠卖地贪污
曝露出来以前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官员贪污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共在财政收入上，中央和地方一直都是争钱。整个来说，中共在四九年以后，把很多的财、钱，都拿到中央了。然后地方的话，能拿到的钱非常非常少。地方这么多年它的财政靠什么？靠卖地。整个中国的财政收入是GDP收入增长的三倍。实际上怎么讲这个数字，地方政府根本不靠中国的财政在生活，他们倚靠的钱是靠卖地。什么时候卖土地呢？就是房地产非常好的时候，地产商今年我一万块钱买地，明年我十万块钱卖给你。这样的话这个地方财政本身非常有钱，它可以贪污。
各地的官员、各地的公务员，工资一长再长，但是这个因素在变化，变化得非常得厉害。房地产这块呢，整个地方财政百分之五十出了问题，在房地产还没有进入施工之前呢，各地政府甚至拿出几百亿，当着老百姓说，我把这个房子先放在我手里头，让资金运转起来。因为他需要盖房子，他没有向这个开发商买地。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什么政策谁谁赶快买地，买地的话我给你什么优惠，这地方财政拿多少亿块钱来刺激房地产，因为和他直接相关，和它直接的流动，这些事情的影响带动很多事情的流动。
地方政府危机处理黔驴技穷
地方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民怨会暴出来。很多地方的突发事件很多的群体事件都这样，比如说我们知道，南方东莞是个加工基地，前段时间有个河水家俱厂，突然倒闭，倒闭了以后所有工人都没有工资发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地方财政攒了一些钱，那么他怕突发事件，他就把它地方财政一年的盈余六千万，拿出来，发给工人让他们走了。
这个事情呢，表面你来看的话呢，说是个好事，为他人着想。其实呢从各方面来看它是不公正的事情，第一个呢，你地方财政的钱不是你政府的钱，是地方老百姓的钱，你有什么权力把几千万的钱你自己决定，把这个钱先给砸了呢？那是对地方本身的不利。那第二个呢？你把六千万的钱都发了，你以后还有别的事情怎么办？这事实上是把一个危机往后推了一下。这事实上呢，第二点就是当地方财政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危机的处理能力很差。
警察也开始向政府讨个说法
我们还知道整个来说呢，在这个维权的部分呢，警察的这个行业，中共一直把他看的最重要。在镇压地方维权过程中，最劳累的是警察。警察超负荷运作，因为突发性事件太多，而地方财源不够。事实上警察也开始向政府讨说法。
整个来说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经济转型下，被经济导向的一个社会大趋式，这个趋式就是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某一个冲突会更加严重，中共贪污的事情会看得更明显，老百姓突发事件会更多，老百姓搞民间调查：“中国社会什么事情让你感觉最不公？”他说：“最让我不平衡的就是，建国六十多年了，就是官员贪污腐败。”有富人高消费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平衡。实际上整个社会感到不公、心里不平衡就是这个国家腐败。而官员腐败在什么时候感觉到？在你工资感觉在下降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人在很强壮的时候，有个东西咬着、叮着你感觉不到。但当你浑身没有力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有那么大的虚弱。
政府仍是暴力和镇压的武器
事实上呢，这是在经济转型的时候引起社会冲突的基本的一个动力。另外呢，经济转型的时候在地方整个财政，由于中共整个地方财政有非常大的缺口。这件事情整个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对地方处理的能力降低很多，也就是说整个地方呢，维持社会制度的能力很差，双方的原因使突发事件反而更多，而且突发事件解决起来会更难。我们知道去年深圳有个电子厂劳资双方发生矛盾。地方政府处理这些问题往往利用暴力。把警察带去，把工人打得一踏糊涂，把你打得遍体鳞伤的。政府经常站在资方的角度，做为一个资方暴力和镇压的武器。
中共伪善掩盖对群体事件的恐惧
我们最近聊起来，比方说这次出资事件，还有那个玩具厂的事情，很多政府倾向于不用暴力，怕激起民怨，政府在这方面使用非暴力，有人说中共在改良，实际上中共这种非暴力其实也是它自身不合法的内心怯懦的感觉。刚刚我举一个例子，一些工人聚集在一起，对中共来说任何一个群体事件对它来说都是内心非常恐惧的，因为它知道中国整个社会布满了民怨，任何一个事情都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导火索，只要有人群聚集, 它第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驱散他们。这个已经成为官员衡量的一个标准、一个地区执政的能力。
你这个地区民怨太多了就是你做得不好。官员没有原则的处理群体事件，比如说这个玩具厂这个事儿，他就直接把地方所有的钱拿来解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没有一个老百姓站出来说：“你凭什么把我的钱给这些厂？”为什么你把六千万一下就拿出来，政府解决这件事情，下面其他这种事情我们也吵得快不行了，你却不解决，你要给我们留钱，没有人考虑这样的问题。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本身，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北京市，最近他特别担心，因为房地产的情况，民工年底发不到工钱，在整个北京市滞留，然后造成北京政府首都混乱，他出来一个新政策：哪个开发商不给老百姓发放工钱让他回家，那么我就把你这个开发商这个房子没收，咱们拍卖，这个当地媒体也出来报导，很多人都说你看政府，真的关心民工，民工年底讨薪讨不了，你看政府这次真的做出姿态。我说这完全是一个谬论，为什么呢？行政指令高于国家法律之上。
第一，民工他劳动一年他应该拿钱，他本身做那么多苦力。比如说：新出来的劳动合同法他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你不给钱，事实上在已经有法律的时候，你又用行政的一个指令，来压在这个已有的更大的国家法律机构之上，你其实是对自己法律的藐视。换句话说，我地方政府一个行政指令盖过那个法律，那个法律是我地方行政指令所管理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人治社会的现状。
另外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开发商可能正在运作过程中，其它还有一些雇员正在想办法，这时候你政府不能用强硬的指令的方式去做，你一旦规章制度出来了，你就去执行。你要是强行可能就把事情办糟，你比如说这个房子你把他强拿过来，强拿过来拍卖，拍卖是什么意思，只要有人给钱，我就把它卖出去。现在北京市平民的房价一万多块平方米，好吧！如果这个房子他一样卖了五千块钱平方米，你把整个北京的房地产都搅乱，你整个企业亏损，垮了别人在哪里就业！就说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目前的状况。
非常多人跟我激烈辩论，中共已经很文明了，他现在不是那么暴力了，我跟你说他非暴力的作法，什么非暴力作法，他本身对社会来说是巨大的隐患，无论出来一个什么地方法令都盖在法律之上，然后不管经济运行规律，出了问题他都是给未来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事实上是带来更多的失业，更多的民众维权。因为它透支财政，透支这个经济基础，它将会带来更多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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