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在國內掀起了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狂潮，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亦愈演愈烈。邱吉爾又是最早對這個納粹新政權的罪惡進行譴責的人之一。
他寫道：“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的狂熱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進行
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為藉口而拒絕對文明社會為數眾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
正當希特勒德國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國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於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並在國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裁軍建議。同時，對於堅定地保持強大的陸軍的法國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品質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准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
邱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
“
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150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槍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槍，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槍，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駡……”
就在這次辯論演說中，邱吉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提出了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於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4月，邱吉爾在議會發言中說得更加明確：“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編制平等……，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只要德國的怨恨和不滿尚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指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1933年秋，和平主義在英國氾濫，和平的熱望鼓動著不明真相的大多數英國民眾。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義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擁護學生俱樂部作出的“該團體決不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著名決議。當邱吉爾的兒子藍道夫關於廢除這一決議的動議付諸表決時，卻被壓倒多數的票所擊敗。
在當年10月25日東富勒姆的補缺選舉中，和平主義情緒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黨卻減少了10000票以上。當選的工黨議員威爾莫特在投票後說：“英國人民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軍的政策，從而給全世界作出榜樣。”工黨領袖蘭斯伯裏說，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軍備裁減到德國的水準，作為全面裁軍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黨繼續以和平的名義堅持要英國裁軍。
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一概稱之為‘戰爭販子’和‘恐怖販子’。那些敢於採取不同路線的政黨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在政治上幾乎有被消滅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邱吉爾一天也沒有放棄反對裁軍和提醒存在戰爭危險的呼籲。1934年3月，在下院討論軍事預算的辯論中，邱吉爾指出：
“德國正在很快地武裝起來，沒有誰打算去阻止它。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沒有人提議進行一次防禦性戰爭以阻止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它決定武裝起來，也正在武裝起來；而且已經武裝起來了。我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事實很明顯，這些天賦很高的人，以他們的科學和他們的工廠——加上他們所說的‘航空運動’——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以極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進攻，也能防守，可以用於一切目的的最強大的空軍。
“我深恐有一天，威脅到不列顛帝國心臟的手段會落入德國目前的當權者的手中。我們將會落到一種可悲的境地，使每一個珍惜行動自由和獨立的人感到十分難過，同時也使從事日常工作、愛好和平的廣大群眾遭受極大的危險。我深怕有那麼一天，而且也許為期已不遠了。也許只有一年，或者也許十八個月。現在至少還沒有到來，但願沒有到來，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實上已為期不遠了。現在我們還來得及採取必要的措施，而這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取得空中均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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