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3日訊】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很不幸的人，人生三大不幸都被我趕上了。才剛三歲，最疼愛我的父親被共產黨殺害了。父親被害後，原本殷實的家道逐漸敗落，母親改嫁，我被送給了一戶人家撫養。長大後，共產黨鬧上山下鄉，我和千千萬萬的年輕人一起被趕到農村當苦力，被稱作「知青」。
好不容易文革結束，知青回城，我回到合肥。可丈夫拈花惹草，追求名利，不久和我鬧離婚，三十多歲我的頭髮就白了，含辛茹苦把三個兒女拉扯大，可二兒子正當人生的黃金年華時，因故離世。種種的打擊使得我精神萎靡不振，脾氣也越來越暴躁，晚上常常失眠。
精神上的痛苦直接帶給我很多健康問題，我一身是病，去醫院成了家常便飯，但是各種各樣的治療方法也改變不了我日漸惡化的健康狀況，疾病又讓我更加覺得人生無望，生不如死。
97年的時候，有個朋友告訴我，讓我試試煉法輪功。我從來也沒有練過氣功，當時也就是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找到了中國科技大學的煉功點，借了一本《轉法輪》。我看了兩遍，雖然書裡講的都是我從來不曾知道的，但就是覺得「真善忍」很好，於是就開始學習煉功，沒多久，身體狀況大有起色，身上的病好像都沒了，自己的脾氣也好多了，生活也感到有滋味了。
女婿說：「不是你怕它，是因為它怕你們！」
99年4月25日之前的一個月，我到北京探望女兒。那時，我已經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大法給我帶來的益處。我慢慢緩解了多年來對前夫和他家庭的深刻怨恨，自己的性情越來越平和，整個人顯得年輕和有朝氣。到北京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女兒幫我在附近的公園找法輪功煉功點。
4月24日，聽說天津非法抓捕了很多法輪功學員，我覺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觀，就和其他煉功點上的學員說，我雖然不熟悉北京，既不會騎車，也不會搭公共汽車，但我走也要走到府右街去上訪。學員們都笑了，因為我住的地方離府右街很遠。
第二天（4月25日）一早，我就和幾個學員去了府右街，到了那裏一看，已經有很多學員在那裏了。我們本來是站在街對面，後來警察來了，把我們引導到中南海的圍牆邊。我們就靜靜的站在人行道邊，給行人讓出了一條通道。
儘管，當時朱鎔基出來，並和幾位法輪功學員代表談話，但並沒有答應我們提出的所有條件。那些條件看起來是那麼簡單：釋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允許法輪功學員公開煉功，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可中共就是不答應。
我們決定一直等下去，到了晚上九點，我告訴周圍的年輕學員說，你們都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我們老頭兒老太太們在這裡堅持吧。可沒過一會，聽說天津學員已經被放了，我們大家就陸陸續續散開了，走的時候，大家把周圍的的煙頭垃圾都撿乾淨了。回家的路上，我覺得有點不安，這輩子吃中共的虧太多了，這樣的結果，中共說不定會報復。
我剛回家，女婿因為擔心我，衝我大聲嚷嚷：「你幹嘛要去中南海呀!那地方是咱老百姓去的嗎？！共產黨絕饒不了你們!」我嘟囔一句：「我這個老太婆還怕什麼？」女婿氣的大叫：「不是你怕它，是因為它怕你們！」
我這個女婿不修煉法輪功，對中共的瞭解也算挺透徹的。中共就是害怕老百姓，尤其是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老百姓。
我變成了全國通緝犯
果然不出所料，中共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進行迫害，中央電視台天天播放誹謗法輪功的節目，大有又要「運動」的架勢。7月20日左右，我們煉功點的輔導員陸續被抓。我和很多法輪功學員一樣試圖去府佑街信訪辦上訪，每次還沒有到達，就被警察盤問是否是法輪功學員，然後直接被抓上等在現場的大公共汽車，7月20日那日，成千的學員被關在石景山體育場。
不久，我就從北京回到了家鄉。家鄉的警察雖然從來沒有見過我，但卻不知道從什麼渠道聽說我修煉法輪功。我們家的電話一直被監控，甚至我不修煉兒子的私人電子郵箱也被他們隨時檢查，我女兒給我從海外發來關於海外法輪功的情況的郵件，甚至我們在郵件裡給我孫女起的小名，警察後來在抓到我以後都提起過。但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處在監控下，也沒有想到警察要監控我這個老太太。
一天晚上，突然樓下有人按我家門鈴，說是看我在不在家，要來收小區管理費。我很奇怪怎麼會在晚上收管理費呢？我就下樓問鄰居家是不是也要交管理費。走在樓梯間裡，遇到四五個膀大腰圓的人上樓，和我擦肩而過。我在鄰居家往家裏打電話，家裏人很緊張地告訴我：「你別回來了！他們來了！」我這才知道是警察來我家抓我，他們不敢說是來抓人，卻冒充是收物業費的，也不知道他們怕什麼。
我當時就穿著家居便服，腳蹬一雙拖鞋就出了門，不得已向鄰居借了十元錢，從此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因為在我家抄到了大量的法輪大法書籍和資料，警察沒抓到我很緊張，就把我那不修煉的兒子抓去審訊，兒子後來告訴我，那審訊就像電影裡看到的那樣，警察用炙熱的大燈照著他眼睛，威脅要關他四十八小時，我兒子告訴警察他什麼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能出賣自己的老媽。審訊沒到二十四小時，那個審訊的警察突然拉肚子站不起來，不得不把我兒子放了。兒子親眼見證了善惡有報，告訴我說：「壞人一定不會有好結果，你看老天讓那個滿肚子壞水的警察拉肚子，把我給救了」。
由於修煉法輪功，我從一個普通老太太忽然間變成了重要人物，被全國通緝。聽說原單位的人整天守在火車站，試圖抓到我。我不得不在外飄泊，住過農村，吃過菜幫，歷盡艱辛。後來我又回到北京，不過因為女兒已經移民去了加拿大，我無家可歸，只能暫時住在那些還沒有被警察抓走的學員家裏。
那時候，為了讓中國老百姓明白事實真相，而不是被共產黨的一言堂的惡毒宣傳所影響，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在印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我住的那個家在北京郊區的學員自己掏錢，買了最好的複印機，有半人多高，印起資料來速度很快。我就留在那裏，不顧危險，和他們一起印發真相資料。後來，這個學員夫妻倆最終被警察抓走，女學員被判五年非法監禁，男學員被判三年。
我在他們被抓之前，就被這個學員送走了，所以又一次躲過了非法綁架。後來我向朋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小型複印機，打算回到老家繼續印發真相資料。回到老家後，當天我也沒有敢直接回家，就住在學員家裏，但是聽說當天晚上，我兒子就又被警察帶走了。我是有家又不能回了。
走投無路，我只有去一直和我很親近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家裏，很巧我的親生母親也住在他們家。一天之後，我妹妹就叫我去公安局自首，表示她們家也不能讓我呆下去了。我答應她第二天就走，不會連累她的。第二天，母親連中飯都不讓我吃，就要我離開。我當時心裏難受極了，眼淚嘩嘩的流，這不是文革事件的重現嗎？這就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能使親人變仇人。在老家，一直沒有人敢收留我。我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碰到幾個同樣在外流離失所的學員，我們就租了房子住在一起。後來，其中一個學員被警察抓住了，從她身上找到我們租房的合約。一天夜裡，大慨兩點左右，一群持槍警察闖入我們的臨時棲身之所，把我們九個學員全部抓走。
人間地獄 生不如死
我們一到拘留所，警察就搜身，把每個人身上的錢全都搜走了。我當時身上剛好有女兒從海外托人帶給我的一萬多元。後來，我們要求警察歸還我們的錢，他們讓我們報錢數，我們哪能報的那麼準確的數字。那警察得意地說：「你們報的總數不對，看來這錢不是你們的，予以沒收！」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我只有借錢買被子和洗漱用品。
有人說，北京的拘留所很「文明」，不打人，可去過那裏的人都說，呆在那裏比挨打都難受。我們被關在鐵籠子裡，連上廁所的自由都沒有。和我一起被關進去的一個煉法輪功的小伙子被警察用大皮鞋把十個腳趾都踩得黑紫黑紫的，他右腿很久都無法彎曲，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橫著挪。他是個善良的人，從來也沒有打過人，更沒有被別人這樣打過。他疼得滿頭大汗，對我說：「阿姨，真是生不如死呀！」
2001年5月中，我被非法判了勞教，送進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調遣處的房子很小，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地方要住十幾個人，平時站著都嫌擠，吸毒賣淫的人可以睡床上，我們這些法輪功學員都只能睡在地上很小的一塊地方。我這個老太太沒力氣，他們不讓出去幹體力活兒，就在屋裡幹活，可剩下的人都必須每天出去，他們有的種莊稼，有的扛大包，一天下來滿身臭汗，身上往下直掉灰土。監室裡的所有人都不讓洗澡。大夏天一個多月下來，身上的衣服都硬了，連內褲都不讓洗，每個人身上都臭哄哄的。每天早晨規定每個人只有5分鐘的洗漱和上廁所的時間，因為時間緊，那些吸毒人員都搶在前面，像我這樣的老人根本沒有時間洗漱上廁所，長時間下來，牙也壞了，好多天不能大解。我向來是個非常愛乾淨的人，在那樣的環境裡生活，簡直是痛不欲生。
共產黨說勞教不是判刑，被勞教的人沒有犯罪，可是我們在這裡卻連一個犯人應該具備的基本人格尊嚴都沒有，我這個滿頭白髮的老人打飯的時候被要求向只有二十多歲、甚至十幾歲的警察單腿下跪，向警察報告自己是「勞教人員」，求警察給盛飯，報告的聲音小一點兒也要挨打。在那裏，站著要抱著手，低著頭，頭低得不夠深，就會有警察指使的吸毒犯從後面衝上來打你的脖子和頭。那種無時不在的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比肉體上的痛苦更加摧殘人的心靈，這樣的痛苦是沒有語言可以描述的。
一個多月後，我又被轉送到了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五大隊，那裏的生活條件似乎有一些改善，但對人的洗腦卻是軟硬兼施，對心理的衝擊更大。第一關就是不准睡覺。不「轉化」的人不許進寢室，我被迫站在水房裡，一站就是6、7天，困得直打哈欠。
經過看守所和調遣處的折磨，我臉上幾乎沒有什麼肉，下頜骨的鏈接很弱。因為過於睏倦，一次打哈欠，下頜骨就脫臼了，整個下巴掉了下來，那個負責轉化我的人也不向警察報告。就這樣，我在疼痛中度過了整整一個晚上。第二天，他們找來了一個不懂行的醫生，給我接了半天，把我的嘴裡都摳爛了，也沒有把我的下頜骨裝上。後來他又找來另一個大夫，才把下頜骨給我接上，可能他用力氣太大，把我的韌帶都給拉傷了，所以他告訴我一天都不准動，只要一動下巴還會掉下來。
在勞教所裡還有很多法輪功學員比我經受了更多的折磨。我這種情況算是比較好的，因為我隨身攜帶著海外女兒給我的一封信，敘說加拿大民主自由社會的美好，五大隊的警察們都看到了。勞教所對有「海外關係」的人都不敢太用酷刑，怕他們海外的親人追究。可對沒有海外關係的人，他們就十分兇惡，甚至給送到「沙漠裡的集中營」裡永遠消失。
有的時候，警察假裝對你很好，利用人性脆弱的一面從精神上折磨人。從我被抓開始，因為拒絕洗腦，警察從來沒有通知家裏有關我的任何消息。我惦念家人，警察就給我講她看到的一個故事，一位東北的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被抓，因為拒絕洗腦，很長時間和家人失去了聯繫。他的丈夫聽說法輪功學員都被勞教了，就從東北趕到北京，一家勞教所一家勞教所的找，他在勞教所大牆外一邊繞著走，一邊喊著妻子的名字：「XX啊！你在哪裏呀！」當一年多以後最終他終於能夠在勞教所見到妻子的時候，他們抱頭痛哭。警察的故事勾起了我對家人的思念，讓我倍加想念他們，可警察告訴我，只有轉化了才能給家裏打電話。任何事情經過警察的嘴的扭曲都能變成個轉化工具。
我雖然不認同他們說的那些歪理，但是實在是受不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就想：唉，看來我這個人很不成器，不配當師父的弟子。我受不了折磨，也不要再用法輪功學員的名義出現在社會上，給法輪功抹黑吧。於是我就抄寫了一個保證書，說自己不配當法輪功學員，就不再煉功了。保證書剛簽了字，馬上那些被洗腦後的學員就上來，拉著我的手，排成一排搖搖晃晃地唱《同一首歌》，我聽著他們唱的一點都不好聽，當時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歌，看到那些昔日的同修被「轉化」後像瘋子一樣不正常，那感覺痛徹心肺。
勞教所絕不會僅僅滿足於得到一份《保證書》，他們最想得到的是污蔑法輪功。我不會罵人，說不會寫，勞教所就給了我一份寫好的，逼著我簽字，那上面的字句不堪入目，現在想起來都讓我的心感到戰慄。
這以後，警察才允許我給兒子打電話，我兒子一直在到處找我，憂心如焚，在電話裡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我出獄後，才知道兒子為我承受了很多，三番五次被警察抓走審訊，警察明明打了他，還厚顏無恥的說：「誰打你了？誰看到了？」警察動輒就去兒子的公司裡找他，弄得兒子不得已到處躲藏，連工作都丟了。兒子的新的手提電腦也被他們無理搶走，至今也沒有歸還。
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一個謊言是說我們煉功人不要家庭，甚至殘害我們的親人。可事實上正是中共對我們的迫害造成的我們多少家庭的不幸！給我們以及我們所愛的家人們造成的痛苦真是罄竹難書！
溫暖的回歸
在我結束了勞教後，女兒懷孕了。她一直擔心我在國內的處境，就藉此機會給我發邀請信請我出國。2002年12月15，我來到了加拿大，女兒看到我有了安全的生活，感到很高興。
過去在國內的時候我一直勸女兒要修煉，她雖然知道大法好，一直對我很支持，但並沒有真正開始修煉。可能也是機緣到了，女兒來到海外後，沒有我這個媽在後面催促她，她卻自己決定修煉了。
在她印象中，我可能還是那個天天天不亮就打坐煉功的媽媽。但她不知道，那時候我和以前完全是兩個人，我心裏覺得冷的像冰窖，不願和別人溝通，想起自己曾寫過所謂的保證書，想起那份簽過字的揭批材料，我不知道我怎麼面對這裡的法輪功學員，怎麼面對師父，那種背叛自己恩師和親人的痛苦無以言表。
女兒現在反過來開始勸我修煉了，我一聽她說這些就煩，心裏想，你是我養大的，還敢教訓我，你媽媽在國內幹過什麼你知道嗎？像我這樣背叛師父和大法的人就是猶大了。做了那樣的事還怎麼修煉，我想師父不會原諒我了，歷朝歷代，各種修煉，一旦背叛師門，都幾乎不會再有機會修煉了。我的身體也是一落千丈，各種老毛病又回來了，體重只有七十幾斤。我內心不為人知的苦楚和身體的病痛一次又一次折磨著我，我又變得無比暴躁，動輒生氣。
可是，這裡的法輪功學員並沒有歧視我。很多同修聽說有個大陸曾遭受迫害的學員來到了加拿大，也都主動來看望我。我記得那一年，下很大的雪，很多同修依然不辭辛苦，從幾十公里之外的地方趕來我家，和我交流。但那時我看著他們就來氣，心想，你們都在這麼好的環境下修煉，怎麼知道我在大陸所遭受的痛苦。你們說的什麼那些做好人提高心性的體會我早就有，不用你們和我講！
我反過來把自己在勞教所裡洗腦的那些東西講給這些來看我的同修聽，讓他們也嚐嚐那種滋味。那滋味誰都會覺得不好受，尤其那《揭批》材料和勞教所洗腦的邪理歪說的內容，對師父和大法的誹謗更是不堪入耳。看的出來，那些同修對我的執迷不悟感到很痛惜，但他們依然很有誠意的和我交流，聽我宣洩我的痛苦往事。
有一次學員邀請大陸剛來到海外的學員們一起去摘櫻桃，幫他們適應海外生活。女兒給我報名參加這個活動，因為女兒家住的比較遠，為了怕我耽誤了第二天的活動，就把我送到一個住在多倫多的學員家裏，說是這樣的話，肯定耽誤不了了。可是第二天，等我們趕到要集合的停車場時，居然發現車已經不在那裏了。我們回到學員家裏，聽到一個留言讓她無論如何要把我送去和大家一起摘櫻桃。這個學員回電話說，「好，我這就飛過去」。
等到了車上一看，就差我一個，整車人等了我幾個小時。我心裏感到很內疚，但大家都笑呵呵地等著我，沒有人抱怨，反倒都給我鼓掌，歡迎我，我真覺得又回到家了，終於像一名大法弟子那樣向大家合十，行禮。那感覺現在想想我都會流淚。
那天回來後，我做了個夢，我的包丟了，有個人撿到後，給我送回來，我告訴他，那包裡其它的東西都不重要，我就要那本《轉法輪》！
在同修們的幫助下，我又重新開始了修煉的道路，開始像過去一樣每天天不亮就開始煉功，日漸虛弱的身體很快又慢慢恢復了。我毫不費力地幫女兒打理所有的家務，並幫助她照顧好兩個年幼的孩子，讓女兒女婿安心工作。另外，我還幫助一個鄰居照看她的兩個孩子，她支付給我的工資，我就都捐給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做資料。
六年來，回想起這些，我常常感動的落淚，我從內心裏感激所有幫助過我的學員，我覺得能修煉法輪功，能和這樣一群人在一起，這輩子真是太幸運了。
在加拿大，我過著很平靜的生活，但我怎麼能夠忘記有那麼多法輪功學員還在中國遭罪，那麼多中國人還在被共產黨欺騙。
所以不管任何時候，只要碰到中國人，我就和他們講我受過的迫害，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好，勸他們退出中共。這裡的華人很多。他們很多人因為受中共誣蔑宣傳的影響，並不相信法輪功在大陸受到那麼殘酷的迫害，有的一開始還罵我。但當聽到我的親身經歷後，很多人都哭了。有些人還拉著我的手，眼淚汪汪地安慰我說：「阿姨，別難過了，都過去了。」當看到我的同胞們的善心的流露時，我真是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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