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黃靜榮香港報導）今年46歲的李蘭菊，已移民海外20多年。六四期間2次上北京，親自見證了北京血腥屠城的場面。她說：作為六四的見證人，不能不回來，她要在中國的土地上來悼念六四。看到年輕的面孔，令她想起民運的經歷，很難忘記被殺害同胞的血肉模糊的場面。她認為，要改變現狀，爭取民主、人權其實是等待社會契機的到來。這次來港和年輕人講述親身經歷，李蘭菊表示，感觸很多，不枉此行。
六四15周年的時候，李蘭菊回來過香港參加研討會，但這次20周年，李蘭菊說：「我作為六四的見證人，作為當時香港學生上北京的代表，我不能夠不回來，我一定要在中國的土地上面來悼念六四。」
看到一張張年輕的面孔，李蘭菊想起當年天安門89民運的同伴，想起他們怎樣在歷史及時代需要的時候就挺身而出的場面。
李蘭菊當年是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赴京支援北京民主運動代表去北京的，分開三批的代表團前去：「我是第一批及第三批去的。第一批上去是了解這件事，證實這件事是單純的學生運動，沒有政治的操縱在後面才行，然後就回來幫手籌款。第三次是在5月26日上去，6月5日同李卓人一班機回來，當然李卓人上不到機。」
李蘭菊憶述當年在北京親眼見證對六四的血腥屠殺：「在北京的其中一個歷史場景是，我們在歷史博物館的前面，同大概幾百至1千的軍隊對峙，那班軍隊比較克制，拿著衝鋒槍、長棍，沒有任何的行動。」
「我哥哥被他們打死了」
她續說：「後來大概10點多至11點，就開始有信號彈在天安門的上空發射，沒多久就有連串的槍聲，有好多的嚎叫聲、嚎哭聲在歷史博物館的樹叢後面發出。因為樹叢遮住我的視線，看不見後面發生什麼事，但是接著就好多的傷者、死傷者，有市民抬著學生，學生抬著市民。就送到我們歷史博物館旁邊的臨時救傷站。有好多人死傷，有一個學生的後脖被打得血肉模糊，剩下一個頭在那裏搖著，下半身已經動不了了。學生說：你們看到了，我們和平請願，他們這樣對我們，你們不要放棄，我們堅持到底啊！」
她記憶最深刻的是：「一個大概11歲多的小朋友，手裏拿著石頭，就像從樹叢後面衝出來，想向解放軍衝過去，並不停的說：我哥哥被他們打死了、打死了，我要和他們拼命。」然後李蘭菊立刻緊抱著她說：不要去，這樣只會送死的。她就趴在李蘭菊的肩膀上哭：「一個十幾歲的小朋友，當時哭得像一個絕望的老人家一樣，沒多久她掙脫我，就追著上車，一直叫哥哥啊、哥哥啊！就這樣走了。」
香港學生很少見到軍隊、坦克及死傷的場面，於是，李蘭菊當時就覺得天旋地轉，想暈、想嘔。同伴擔心她，就將她帶到救傷站，一輛救傷車來了，醫務人員首先就叫：「香港的學生先上車。」李蘭菊說：「我沒事，沒有受傷，只是有點不舒服，那麼多人受傷，趕快救人啊。」第二架救傷車來，他們又是說：「香港的學生先上車！」
回去告訴全世界的人
李蘭菊當時不明白，只是說，別再理我了，我真的沒事。「當時就有一個醫護人員握著我的手，用英文（可能怕旁邊的人聽到）和我說：你一定要離開這裏，離開天安門廣場、離開北京，回去告訴全世界的人聽，這裏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們的政府是用什麼手段對付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黎民百姓。」於是李蘭菊就上了救護車，去了醫院。第二天，李卓人徒步來酒店接他們，第二天坐港龍的包機離開。」
李蘭菊這次來香港，每天都跟年青人講述，也都令她有好多感受及反思：「因為年代比較長了些，10年前，我不需要這麼吃力，我大概講一講自己當時所看到血腥鎮壓就行了；但是現在同年輕人講，要有好多的背景資料佐證及同他們解釋當時發生什麼事等。」
她覺得年輕人沒錯，現在有很多的吸引、物質等的引誘。但是人們對人權、對自由、對民主是一個與生俱來的一個要求：「當一個社會的契機來到的時候，我相信年輕人都會像89一代那樣，承擔他們國家所需要的責任。」
李蘭菊認為，在港英政府時期，政治壓力、滲透、謬論都不是那麼多。黑與白分得很清楚。知道香港要回歸了，要爭取88直選，當然到現在都沒有正式的直選：「但今天的學生領袖比我們那一代更加難，因為都很困惑，真是不容易。在這麼一個眾說紛紜社會裏面，仍然有這麼多年輕人，作為一個新生代的領袖挺身而出講這些這麼有理據、有承擔的話。」
橫跨20年的民主運動
李蘭菊相信六四這一件事，好多人都心裏有數。她認為，在某一種程度上講，89民運是一個成功的民主運動，中國的歷史裏面從來都沒有一種民主運動可以橫跨20年：「20年了，維園的燭光依然璀璨，照亮大陸受苦的人，也照亮我們海外華人的心。相信中國的民主運動，從來都沒試過有一段歷史，有那麼多的文獻去支持當時的事實；中國任何的一場民主運動或政治運動，都沒有像89民運一樣。比如在海外的華人歷史裏面，從來都沒有試過有那麼多人、那麼長期、這麼堅持同樣一個民主運動。」
她覺得這次來香港是對的，不枉此行。李蘭菊認為，以前的中日戰爭，無論在教科書、文獻、各個的團體以及到電影、電視劇，都是排山倒海的宣傳，沒辦法不認識。但是看到六四有很明顯的掩蓋，尤其是政府，一些媒體、一些組織成為禁忌。
人們對六四的淡化，李蘭菊認為是中共政權的滲透、思想洗腦政策有效。但她一點都不悲觀，「因為當年89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的思想鉗制都很厲害。在海外都接觸不少的大陸來的新生代，當然他們對六四有好多的誤解或不認識，但他們對中國的民主訴求、對希望中國改革的理念及信念，同89年代的學生是一樣的、一致的。其實現在就是等一個社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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