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1941年9月，張季鸞撒手而去，告別了他主持筆政達15年的《大公報》，告別了30年的言論生涯，書生意氣，兩袖清風，質本潔來還潔去，他在遺囑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獨立自由為念。在他謝世之後，國共兩黨、政要名流、社會各界無不同聲悲悼，盛況空前，幾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時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報人張季鸞的逝世》，載《老照片》第三十五輯）。蔣介石在唁電中稱他為「一代論宗」，他筆下的文字也並不像他自己說的，「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中所說，「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遙想季鸞當年，在那個動盪不安的亂世中國，始終以辦報為唯一職業，擎起一支禿筆，以他獨有的才華、人格和執著將「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一個高峰，大大拓展了議論國事的公共空間，為凝聚社會人心、重塑社會良知提供了一個言論的平台，樹立起了一種新的批評模式，使權勢集團在理性、正義的言論面前懂得有所忌憚，使普通百姓在瞭解社會、辨別是非時有所依據。從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報》這份民間報紙辦成舉國輿論的重心，對於形成一個有全國影響的言論界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公報》之所以成為蔣介石每日必讀的報紙，不是因為它向權力獻媚，而恰恰是它堅持了獨立的言論品格，它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對言論自由始終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處處體現出來的健全的愛國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毫無疑問，在張季鸞執筆的年代，他就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議論國事、文章報國的榜樣。與他同時代的魯迅則開創了另外一種雜文的傳統，以曲折、隱晦的手法轉彎抹角地針砭時弊、諷刺現實。毋庸諱言，就當時的影響而言，張季鸞言論的影響遠在魯迅的雜文之上（魯迅的文學成就和思想價值另當別論）。魯迅承認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稱是「上了鐐銬的跳舞」，類似於「植物被壓在石頭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魯迅對張季鸞他們的貢獻當然是不屑的，當胡適、羅隆基等知識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當的言論批評國民黨政權時，他嗤之以鼻，嘲弄他們是賈府的「焦大」，焦大的罵是要賈府好，他們之間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間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識諱忌」，「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
學者李歐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一文中指出，「魯迅的問題就在於他為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沒有太大的貢獻」，「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遊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迷藏遊戲），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總之，魯迅式的雜文無助於開創真正的「批評空間」，建立起一個健康的言論界，當然這是持「魯迅中心論」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魯迅和張季鸞相繼去世。在以後的歲月裡，張季鸞被世人遺忘了，魯迅則成了現代「聖人」，張季鸞被遺忘的過程也正是言論界在中國消失的過程。雜文倒是斷斷續續有過幾度的繁榮，甚至有人為雜文付出了沉重代價，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雜文凸顯、言論淡出（乃至絕跡）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何謂言論？言論就是直接的、公開的批評，而不是影射或隱喻，不是「石頭下彎曲的生長」。正是因為沒有正常的言論空間，缺乏公開表達意見的公共平台，人們才會以雜文的曲筆形式來表達自己要說的話，不由自主地選擇魯迅的傳統而不是張季鸞的傳統。
近年來，雜文越來越明顯有向言論轉化的趨勢，「時評」的形式也正越來越受到新聞媒體的重視。儘管很多「時評」寫得像雜文一樣，但新聞界畢竟已重新認識到了時評的重要性。在《２１世紀經濟報導》等一些報紙上，「社評」這個久違的名詞也出現了。多一點直接的言論，少一點曲折的雜文，回到我們曾經的傳統，回到張季鸞，這是一個健康言論界得以產生的前提。但我們確實無法知道，在經歷了那麼多的風雨滄桑之後，張季鸞還能回到我們中間嗎？《季鸞文存》還能激動這個古老的民族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