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
十七、最大的犧牲品
文化大革命中對劉少奇的打倒、揪鬥，進而全面升級是有步驟，分階段進行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採取了扣留、揪鬥王光美。其次批判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對影片《清宮秘史》的大批判。再有就是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定罪。進而達到煽動廣大群眾對劉的直接面對面的批鬥大會。
在一次批鬥劉的大會結束後被押回辦公室時，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道：「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甚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國家法律是多麼的蒼白無力，可以視同兒戲。而一個國家主席竟沒有人權與資格，捍衛自己做人的尊嚴。而遭受非人道的凌辱與迫害。更遑談國家法律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一切都是中共紅色帝國暴力與謊言的產物，無出其右。也為以後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學生運動；一九九九年七月鎮壓破害法輪功開了先河。
「指責劉是『無產階級的叛徒』的論斷由《紅旗》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首先提出，該文發表於1967年6月8日，是毛本人審閱並修改的。」當劉少奇在彌留之際從廣播中聽到中央開會將他定為叛徒、工賊、內奸、特務、反革命並永遠 開除出當時，他的精神徹底的崩潰、垮掉了。當毛澤東的威信在全國人民的心中一天天被神化與抬高的時候，正是踩著昔日的戰友的倒下的身軀與屍骨，一步步登上了共產邪靈給毛本人安排的權力之巔與領袖的位置的，並散髮著教主神化而又迷人的光圈的。劉對毛來說，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犧牲品，但劉不是最後一個，也不是第一個被黨祭旗的冤死鬼。
毛最後一個最大的祭品是林彪。而劉的前面祭品應從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以來，被批判的一系列黨內走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等。這一長串共黨分子的首領，都是共黨邪靈為了保證共產體系的不變色，邪勁十足而進行的體系內部的清洗運動。可以說共產體系的構架就是一部龐大的人肉絞肉機，無論其敵與我，外部與內部，只要被定為異己分子，一視同仁，絕對不留情面，可謂心狠手辣，殘忍至極。這是因為，它將自己的邪惡生存與否，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其餘一切生命均可以忽略不計。
十八、造神運動的發起者
林彪作為共產黨開國十大元帥之一，也是一員久經沙場，戰功卓著的虎將。與國民黨軍隊對壘的三大著名戰役，其中有兩個戰役是在林彪的直接指揮下打贏的。可以說他是從國民黨手裡武裝奪得中國大陸政權的第一號軍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與絕對權威，達到造神運動的頂峰，跟林彪極力推崇與鼓吹的「個人崇拜」是分不開的。這種鼓吹「個人崇拜」的做法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開始運作。一九五九年「七千人」大會，林彪反其道而行之，大贊特贊毛澤東，並在他領導的軍隊內大力提倡學毛選活動。編撰《毛主席語錄》並推廣到社會民眾中去。
林彪在運用吹捧的語言文字上，可謂言簡意賅，登峰造極，誇張過度，假大空高。對毛的造神運動，林彪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發起者，但決不是始作俑者。最早在全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恰恰是自作自受的劉少奇本人。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共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劉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了黨章、黨綱。林彪只是政治嗅覺靈敏罷了。但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任何在人世間對有權有勢者的吹捧與頂禮膜拜，都將是獨裁統治，暴政暴虐的溫床，必將被相生相克的二律背反的規律所湮滅。因為這就是天理，天意不可違。
十九、頂峰論的寓意
在造神運動中，林彪將邪惡的狂熱，肉麻的吹捧與語文的修辭推到了極致。例如「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林彪就是一個孫子輩在哄騙毛老爺子窮開心。這是在光天化日底下，在全中國乃至世界面前，對最高獨裁統治者的獻媚表忠心的行徑。
林彪在攀附毛這棵巨藤往上爬。但也有攔路虎，絆腳石，需要林彪將其搬掉才是。羅瑞卿就是最早反對林彪造神運動的人物之一。林彪將毛澤東思想吹噓成馬列主義的頂峰的觀點，羅極力反駁。這樣就同時得罪了毛和林。 遂使羅本人最早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槍打出頭鳥的悲慘人物。
倘從歷史研究的角度進行分析，林彪這類人物的出現，是文化大革命這個畸形怪胎從一個極端必然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產物。林彪鼓吹的「頂峰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或許就是當時天意的昭示，共產邪靈自出世以來，到毛這個時期就是達到了邪惡之極的頂峰，已經無出其右了。隨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東歐共產勢力的解體分化，共產邪惡體系僅存中共這張皮囊而已。
二十、上升的政治明星
林彪在對毛的造神運動中，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林副統帥。但是如果說共產邪靈視毛為人這個層面的代理人的話。那麼，毛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提拔林彪就是作為毛在這次運動的代理人，並且還有將要接班的可能性。這也是林彪本人所希望見到的現實。林彪將文化大革命運動視做戰場，「戰場戰爭可以停止，思想戰線不能停止。——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打下去，打到底。」這正是共產邪惡思想的體現。將人們的思想搞亂，沒有善惡標準，使人褻瀆、墮落，直至毀滅。正如毛說的那樣，七、八年來上一次運動，如出一轍。
再有，林彪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他認為無產階級的戰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而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這正是林本人向上爬到第二號人物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毛澤東心性尺度與心胸容量的兩個人物作為參照系的極值。意即林彪為最大最大最大值，劉少奇為最小最小最小值。這僅僅是從文化大革命研究的角度的定性公式。也就是說，如果林與劉分別在人間逝去，都將意味著毛在政治生涯上的崩潰與突然猝死。這種以一生為之奮鬥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瞬間成為泡影的尷尬與痛苦的事實，令毛再有鋼鐵般的神經與意志，也要受到這巨大的心理衝擊與致命的打擊。
二十一、接班人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毛為了減輕他所負擔的工作，宣佈要辭去政府職務後，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正式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此同時，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劉被稱為毛的『最親密戰友』。……一九六一年毛會見蒙哥馬利勳爵，在答復他的接班人是誰的問題是，毛回答說這已明確定下來了，那就是劉少奇。
這也就是說「劉與毛曾因利害一致，共同反對留蘇學生集團，這個集團曾一度控制了黨的領導。」「根據張國燾的說法：毛澤東為了獲得劉少奇的支持，作出了某些讓步，同情劉所遭遇的某些挫折，接受他的許多主張，並給予劉以政治委員的地位。劉則努力樹立對毛主席個人崇拜的形象，以作為回報。一九四0年開始，劉就在會議報告時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並於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到毛澤東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劉參與起草的修改的黨章中，毛澤東思想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處於同等地位，作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方針』，每一個黨員都必需認真學習它。
劉少奇的妻子曾私下向她的女兒說：在七大以前，毛澤東還沒有這麼高的威望，是你的父親和其他領導人協助建立了崇高的威望。」但是「毛把自己如此緊密的栓在大躍進上，因而大躍進的失敗就是導致他那神化的領袖權威的幻滅。」這樣毛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可以說在不情願的情況小，辭去了國家主席之職。「劉少奇在一九五九年擔任國家主席後，更進一步提高了他的公眾知名度。」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官員都是劉的追隨者。「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劉主席』這一稱號與『毛主席』兩駕馬車，同時並列。兩位主席的肖像也並排出現。」劉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度再版。全國經濟秩序逐步復蘇且步入正軌。這一再說明，劉的影響上升，而毛的威信在下降。
再有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召開的會議制止了對毛的迷信與崇拜。「一九四五年的黨章規定，中共受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一九五六年的黨章刪掉了這句話。當然，這次大會受到了七個月前赫魯曉夫貶低斯大林的影響。——劉少奇不動聲色的解釋了為什麼要把『毛澤東思想』刪去。他說，毛主席對全黨的領導是在七大確立的，即使我們現在不說毛澤東思想，大家仍然會知道它。劉少奇又補充道：此外，如果人們總是重復人民已熟知的東西，反而達不到任何目的。」
可以說，大權旁落的毛在文化大革命前，雖說還保留著黨魁的位置，但在全黨與全國人民面前，其形象已大幅縮水，其心情倍感憤怒與淒涼。毛的性格一貫好鬥，色厲內荏。他是決不會甘拜下風的。哪怕是拿這個國家與人民做賭注也在所不惜。毛為了個人的嫉妒心，嫉妒劉在各個方面已然超過自己。毛決定甩開黨中央，另辟蹊徑，到上海組成了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一批文人形成的寫作班子，掀起紅衛兵群眾運動。力將以劉為首的黨中央司令部徹底打倒。從而共產邪靈與毛澤東又互相利用，將共產邪惡體系更加充實與加強。從此十年浩劫應劫而生，山河破碎，民生塗炭。劉也因此從接班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淪落為階下囚，黨的死敵，人民的公敵。劉自己親自參與制訂的國家憲法，沒能保護他這個國家主席的人格、自由與人權的權利。接受紅衛兵群眾大會的批鬥，受盡百般凌辱，備受奚落，實屬人生的悲哀，國家之不幸，及對黨徒之莫大的諷刺。
毛將劉「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之後，必然會再立一個接班人的。毛選擇了林彪。因為林握有軍權。可以為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而中共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林彪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把林推上了黨內第二號人物的高位與角色。成了由黨章制定的接班人。林也不負毛的期望，在吹捧毛的個人崇拜上不遺餘力，有目共睹。同時在打擊毛的敵手與對立面上也痛下殺手，決不手軟。同時林也為自己擴大勢力，擴充地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林儼然以勝利者自居。物極必反，與毛共事，無異於與虎謀皮。毛在看到自己的目的達到後，也看到林通過攀爬黨的權力頂巔又要跟毛本人並駕齊驅時，決定將林做掉。而林的野心並非毛想象的那樣，林只不過想通過權力的頂峰從而達到自己的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自由境地。但是林也失算了。毛十足的邪惡，必將林毀於一旦。又一個接班人——政治明星猝然隕落了。因為毛害怕身後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林彪危機是巨大的，而且代價極高。
在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後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中有三分之一紛紛落馬，成為『黨的敵人』。有史以來，人民解放軍第一次經歷了象1971年至1972年那樣一場大分化、大震動和大清洗。一些高級軍官逃亡蘇聯，大約二十個中級軍官企圖逃往香港，這對人民解放軍軍委主席毛澤東來說，是個嚴峻的情況。」可以說，「槍、親信、個人忠誠和血統關係變得比憲法或其他任何法規都更為重要了。」
二十二、一場邪惡的比賽
林彪在造神運動的同時，走的另一個極端就是排除異己，掃除障礙。在打倒一大批老帥上，應該說是毛的主意，毛是主謀。林只是被毛利用了而已。這是林彪在他自己的日記中承認的。但也正符合他當時的心理及野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拒絕將蘇聯與美國等同對待。他認為，毛澤東既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又扔掉了軍事常識。羅瑞卿激動的談到了蘇聯紅軍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希望。為了越南的緣故，他極力主張{共同行動}。毛澤東的一系列策略導致倒羅事件的出現。羅瑞卿從樓窗戶中跳了下來（有人說是被人推下）。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級幹部中第一個受害者。
你象對朱德、賀龍、彭德懷、羅瑞卿、陳毅、葉劍英的批鬥；揪「軍內一小撮」；武漢「七、二0」事件；楊、余、傅事件；砸爛總政，等等。林彪下此狠手，有前嫌報復，亦有對方因林的權力上升太快而不服，遭到清洗的可能。從林彪本人來看，實乃貪心不足蛇吞象。若從客觀上講，正如有美國學者分析的那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林彪便是其真切的注腳。這是從小的局況分析。倘從更大範圍來看，老帥們中也不無跟毛先前有更大裂隙的情況，只是假借林與中央文革小組之手，予以誅伐之。
其實在這個共產邪惡體系中所有生存的生命，要想與這個體系共同生存下去，就要將「假惡鬥」進行到底，看比誰能量更大，邪勁更足。說明這是一場最高級別的邪惡比賽，邪惡大比拼。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共產邪靈在中國大陸設下的一個最邪惡的擂台、陷阱與實驗田。所以能僥倖存活下來的必定是最具邪惡的強悍者。其實它們都將是共產邪惡體系的犧牲品與陪葬品罷了。
況且再加上毛混亂的在人類建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這個虛幻理想的支撐，並為之奮鬥。試想以共產黨這個流氓無產者宣傳的暴力學說與理論，採取階級鬥爭的專政與殘酷的鬥爭方式進行的實踐運動，若果，最終在地球人類能存活下來的，只能是那些最為凶殘貪婪、強暴、最大惡極的傢伙們。這與宇宙的規律背道而馳且大逆不道。可見共產黨是一支反宇宙的邪惡力量。所以說，在地球上實現共產黨人所夢想的共產主義這一命題，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只不過是在自欺欺人，意在集體滅絕，毀滅整個人類罷了。所以說共產邪靈將共產主義作為共產組織的終極目地，純屬烏托邦式的幻想，子虛烏有。
二十三、清理階級隊伍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在接見武漢軍區負責人時的講話，同時談到了「現在革命是革我們原來乾過革命的人的命。」將這些老帥，革命的絆腳石打倒。為他向最高權力衝擊製造輿論的同時，全國範圍自上而下，各個階層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始終不斷。例如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從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開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全國範圍使數以萬計的無辜的人們遭到了程度不同的審查、打擊和迫害。
而所謂「五、一六」就是在北京，存在一個稱為「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人數很少，他們的主要活動，就是張貼一些攻擊和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但毛做了保周的批示。致使周與中央文革一伙又有了打擊對手的藉口與靶子。可以說，如果將文化大革命的颱風之眼賦予毛澤東的話，那麼毛與劉、林、周和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組形成了四角不等邊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此維護毛本人精心打造起來的這個中共黨組織。
清理階級隊伍可以廣義的理解，也算是一個專有詞彙。它是和清查「五、一六」運動相輔相成，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迫害廣大的幹部和群眾運動，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洗腦甚或滅絕。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利用軍管和進駐工宣隊這種方式，把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來一次大清查。
北大、清華的教授、副教授和學術上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幾乎都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而著名的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和乒壇三傑傅其芳、李永寧、容國團都是在清理階級隊伍高潮的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自盡身亡的。
再有，大規模興辦的「五、七」乾校。就是將「不聽話的統統送到乾校去勞動」。張志新的苦難就是從「五、七」乾校開始加重的，並殘害致死的。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為活躍的中學生組織紅衛兵，也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有關「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批示中。都被發配到了全國各地區的農村，偏遠山區與邊陲去了。將這股當時的巨大的罪孽與邪火自行表面驅散了。同時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巨大陰影也深深的投射到了當時只有十來歲大的孩子們的身心之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鬥爭哲學將會影響每個人的一生。以至對今後國家的前途命運都會帶來嚴重的影響。在美國作者阿妮達.陳《毛主席的孩子們》一書中，她所採訪的四個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現就是四種類型的性格代表。張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積極分子；鄧是文革中務實派積極分子；白是文革中有純正癖的積極分子；區是文革中馴服的積極分子。
總之，毛利用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組為其排除異己，鞏固黨內教主的地位，並自上而下，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清理、洗腦、集體滅絕運動，大搞紅色恐怖，拼命為共產邪靈供氧輸血，得以有理由的苟延殘喘下去。為其更大的邪惡使命而繼續存在下去。
二十四、軍隊的作用
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起著一種對中共與毛的邪惡支持作用。正是因為有軍隊的支持與幫助，林彪使毛壯起膽子，大膽啟用未諳世事的紅衛兵組織，在全國掀起了打砸搶的革命造反運動。進而發展成為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參與的持不同政見的派性都參加的戰鬥、衝突與鬥爭。從而釀成了新一輪的流血犧牲與死亡的惡劣事件。武漢「七、二0事件」正是武漢軍隊將矛頭對準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並予以鎮壓，才使武漢軍隊的負責人陳再道等被革職法辦的。在上海「一月風暴」奪取上海市委政權以後的全國性的武鬥中，在不斷升級的各地區的衝突中，軍隊手中掌握的武器起到了決定性與關鍵性的作用。這也為以後的八九「六、四」事件，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河。
在毛澤東號召黨指揮槍的指導下，軍隊也就成了維護其共產邪惡體系的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它也是列寧的革命暴力學說理論的基石、支柱與命脈。不僅是毛，林彪與江青也深知這一點。
二十五、天馬行空
在批林的運動中，借用了林彪生前喜歡的一句話：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林的孤僻、孤傲與桀傲不順的性格。林在日記中也清醒的寫道是毛利用他迫害舊將、戰友與老帥們。因為林握有軍權。毛也正看上了林的這點。在借力打力中，林也充分運用副統帥，黨內第二號人物的煊赫地位，豐滿黨羽，籠絡人心，排除異已，牢牢的抓住權力死也不放，同時也避免出現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最大冤案與不幸發生在自己身上。這也是林彪所看到的殘酷鬥爭的現實，給與他自己的本能的自衛與惡性膨脹式的反彈。
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最終走向其對立面的，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林的這種權力的迅速升空，大有與毛搶坐或平起平坐中共教主位子的尷尬局面的發生與趨勢。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當林彪的潛在權力慾望真正威脅到毛的現行職權範圍的時候，林與劉的命運就將殊途同歸了。典型的案例，林彪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與毛的意見相左，進而在一九七0年的廬山會議上林派與毛髮生齷齪，從而導致毛與林決裂的標誌與開始。毛寫詩歌看似很豪放，其實心眼很窄，心胸氣量很短。毛的心性尺度可以用劉、林這兩把現實人物的標尺作為衡量毛的極值標準，應該說以共產邪靈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它大肆殺人的實驗田的充分表演來判斷，是真實不謬的。應該說林對權力的崇拜與抓牢除了上述的本能自衛之外，他並非像毛那樣在其共產體系的金字塔最高處坐穩坐牢。而是要走向山峰，跨越峰巔，像天馬一樣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從某種意義說，林彪是一個淘氣可愛的孩子，而毛澤東卻是一個老奸巨滑的老魔頭，僅此而已。
二十六、中共的焦點——廬山
蘇軾有一首描繪廬山的膾炙人口的詩篇：「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毛也有詩句，「無限風光在險峰」。這種自然的山峰之險，正在映射著中共奪取政權後，所正經歷與觸及到的險境。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成了彭德懷的滑鐵盧。而一九七0年一月黨的廬山會議，同樣也成為了林彪敗走麥城的標誌性的地方。在「設國家主席」上，在向最高權力衝擊中，林在毛的一手遮天式的乾預下，徹底的敗下陣來。而林的兒子林立果制定的「571工程紀要」，建立「聯合縱隊」，刺殺毛這個B—52，或進入戰爭割據狀態，也許一直處於上層生活的少壯派，當時僅有二十五、六歲的林立果看到並意識到了毛的獨裁與暴虐統治是整個中國滿目創痍，飽受動亂，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當他父親人身安全受到毛的威脅時，林立果就要發起真正的行動了。至於官方宣傳說林彪知道林立果刺殺毛的行動，跟國外的研究者是截然不同，大相徑庭的。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絕對權威人格化的時代，所有中國人都像喝了迷魂湯，對毛的領袖地位搞個人崇拜，頭腦發熱幾乎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就在這時，林立果這個無畏的青年有如此冷靜的頭腦與清醒的理性判斷事物與現實的能力，著實令人敬佩。如果他將毛乾掉，中國以後的歷史將會改寫，不至於毛的死屍現在至今還在他的紀念堂裡挺著一具僵屍，令中共以死人統治著當今的中國人三十載有餘。所謂三十六計之一的借屍還魂計也。真乃可嘆、可恨至極。這就是共產邪靈借毛的幽靈，陰魂不散而大作文章。繼續「大行其道」，但也是強弩之末了。林彪最後在「九、一三事件」中，飛機空中爆炸，折戟沈沙了。不論是燃油耗盡而自爆，還是被擊落，都在昭示著林彪的最後一生的飛黃騰達，到毛澤東的虛幻飄渺的共產主義理想破滅的荒謬而絕妙的諷刺。
可以說，對共產邪靈而言，所有加入其黨組織的人都將是它的犧牲品與陪葬品，要麼自戕，要麼遭天刑，無有例外。
二十七、文攻武衛
「要文鬥，不要武鬥」；「文攻武衛」等，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來的最時髦、最動人的口號。從具體看，就各地造反派而言，武鬥要勝於文鬥。而從大局著眼，文化大革命中「這一文」要算是江青了。從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以破四舊為名，大革文化的命；以文藝旗手自居，大樹特樹八個樣板戲。「這一武」當然要算是林彪了。林握有軍權，正是毛所倚重並利用林的關鍵一點。而上海在「一月風暴」奪權之後，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二月二十四日根據毛的指示，又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這種以造反派奪權的方式而產生的畸形政權，由此遍布全國城鄉，實屬一文化大革命運動生出的怪胎產物。王洪文從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而後形成了「四人幫」。「據報道，在廣西、雲南、廣東、福建和北京，對立的造反派之間，或者造反派與解放軍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武鬥}。1968年夏天在廣東的派性武鬥擴大到了56個縣市和小城鎮，雙方都使用了現代化的武器。」
二十八、毛澤東的追隨者們
一九七六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公審江青時，江曾在法庭上坦言，「我是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飛黃騰達，江青作為毛的走狗是一方面，但同時作為毛的第三任夫人，就她與毛的這種特殊的關係與身份地位也是分不開的。應該說，她就是毛肚子裡的一條蛔蟲與附庸。她在極力揣摩毛的意圖的同時，也因舊恨、妒嫉、野心與權力慾望等人性負面私心作祟，從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出風頭，黨同伐異，將毛的敵手一一打倒、鬥死的同時，也將自己過去的宿敵舊恨以殘酷迫害的方式消滅乾淨。例如電影導演鄭君裡，電影演員趙丹等一大批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人員，都因此被抄家、批鬥而受害，甚至是被害死。電影演員上官雲珠就是被江迫害致死的。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以何種方式而死去的個體生命，都是不符合共產邪惡體系標準的生命，而被剔除，從而剝奪其生存的權力，也就是理所應當的了。
二十九、大革文化命的背後
從一九五0年毛在看過《清宮秘史》與《武訓傳》後，就力主批判之。當他看了全國各報刊發表的大量評論文章後，親自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撰寫了《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從文章所散髮的邪惡思想與氣息來說，也就不難看出，毛被共產邪靈相中的原因。他的整個思想觀念已完全符合共產邪惡體系的標準的建立。毛已經完全繼承了馬列主義衣鉢，不認自己的祖宗，甘願成了馬列的孝子賢孫。
毛著意割裂中華傳統文化，完全無視中國歷史文明，而信口雌黃，無限上綱，強迫中國人民背叛自己的祖國、祖先與生命的來源，將華夏民族的血脈切斷，進而完全信奉從外入侵的馬列邪教的東西。其歹心何其毒也。而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將其邪惡主張推向了高潮，並且「大行其道」。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全國各個角落，冠以封資修、牛鬼蛇神，將中華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橫掃一空、消蝕殆盡。同時將共產邪惡的東西與因素注入這片東方文明的國度以及國人的思想與靈魂內，進行盤剝與奴役，腐蝕與洗腦。祖國河山一片赤紅，從而使當代的中國陷入了紅色恐怖，赤禍頻發的共產邪惡時期。
共產邪靈利用毛將人性的惡闡釋的淋灕盡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從文化思想與精神上將祖先流傳下來的血脈割斷開來，遂使中國的下一代都將成為無根無宗的沙漠上無知的流浪孩兒。從而使人們退回到野蠻人的國度與時代。就是至今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下，共產黨的九大惡習特點：「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九大劇毒基因，都能在每一個共產邪黨黨徒的身上或多或少，或隱或顯的暴露出來。這種被共產黨所灌輸與兜售的邪惡的黨文化的流毒，已真正的在戕害著當代中國同胞。而一幕幕的悲劇與不幸也正在時刻上演著。
三十、紅都女皇
自從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文化大革命從第一階段批判劉、鄧路線，轉到了第二階段批林批孔階段。用王洪文的話講，「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二號人物林的意外變故，也給江青對權力的野心平添了更加強大的覬覦。她自稱武則天，想當中國的紅都女皇。江在與美國教授維特克的長談，希望在國外出一本有關她本人的傳記。更充分暴露了她的慾望心理。當在北戴河原林彪的住所搜查出了大量孔孟的書籍時，江獲得毛的指示，調准槍口，將「批林整風」改為了「批林批孔」運動。聲稱孔子是反秦始皇的，而「批周公」是因為孔子是擁護周公的。從而在黨內的路線與派系鬥爭中，堅決與周恩來進行著不屈不撓的較量與角鬥。
諸如「反擊右傾回潮」，「反潮流」，都是江與周之間發生的齷齪與絞殺。再說林彪在孔孟之道上僅存有的那些人性，同時也被無情的歷史與殘酷的現實的共產邪惡體系的黨性原則吞噬殆盡，徹底的湮沒了。用共產黨的話說，象劉、林這樣的兩面派人物，讓他們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在相生相克的二律背反的作用與影響下，林、江作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新興人物與勢力，拼命的打擊異己，抓住權力不放，也是其害怕自身生存一旦失去的心理恐慌，跟共產邪靈與毛本人如出一轍，一脈相承。 或者乾脆說，就是二者意志與主宰的體現和表現形式而已。
由於蘇聯反斯大林的深刻教訓，毛恐怕在他活著與死後，在他身邊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而拼命排斥異已，不惜製造冤獄與血腥。恩格斯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甚麼的總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這就是說，共產黨存在的一天與其發展，都是踏著別人的屍骨而建立起來的。江青也說過：「將來我是準備殺頭、坐牢的，這個我不怕。」因為她們已經拉上了無數的生命給其墊背了，也算夠本兒了。江在為毛甘心利用的同時，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與心理準備。
三十一、周恩來的文化大革命表現
文化大革命十年，若從生命的時間走向來看，毛與周應該說是「善始善終」者。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因絕症死去；毛在同年九月九日亡故。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生與存在，在政治上若以人際關係的架構來予以表達的話，那麼，毛應坐落在中心圓點處。劉、林、周、江則分別佔據不等邊菱形的四個角，且不處於一個水平面上。這個人際關係架構公式，可以說簡單明瞭的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延續十年的存在方式予以概括的說明瞭。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劉被打倒以後，劉佔據的一角處於被動與虛擬化的成份了。其角度應在水平面以下。這種四角人際關係的對抗與張力，恰與共產黨主張的暴力理論與階級鬥爭學說相吻合。一切決定於共產邪靈給設定的中心圓點——毛跨下的位置。而其餘四個角的四個人物均在自覺或潛意識中有覬覦與攫取中心圓點的慾望與企圖。
所謂對共產黨組織邪教教主權力位置的生殺予奪。當毛倍感大權旁落時，被共產邪靈設計的這場規模空前的邪惡遊戲，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中國大地上戲劇性的，悲劇般的上演了。劉第一個落敗。這是毛蓄謀已久的。用毛自己的話說，他對劉觀察了二十一年，結果是徹底的失望了。也難怪劉是第一個被毛與共產邪靈逐出角鬥場的。雖說共產黨組織已將劉拋棄，開除黨籍，但他至死不悟，仍表示沒有反對過毛與黨。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來看，劉就是毛要打倒的真正敵手。
隨著劉的過早的鐵定出局，菱形四角人際關係，其實已經變成三角抗衡局面。劉少奇作為靶子，已經被虛線處置，名符其實的屬於被人唾棄與戲虐的對象。從而被踩在了眾人的腳下。而林彪與江青這兩角則暫時結盟，跟周所處一角之集團對抗。直至林已察覺毛在利用他，由於觀點與態度，立場與行動的不一致，導致林與毛慷慨決裂。
而林的意外出局或死去，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後五年，三角抗衡，變成了佔據兩點的人物穿越毛這個中心點的直接對抗與對峙階段，遂使黨內的路線鬥爭，國內的階級鬥爭，較文化大革命初期亦有頻繁、大爆發的趨勢。例如，江一派挑起的對周的直接與間接的批判就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史學；蝸牛事件；「黑畫」展覽；批判「宰相儒」；「儒法鬥爭」；風慶輪事件；反對所謂「右傾回潮」；反潮流等等。而周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倒翁的形象，使他在黨內的地位與威信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但他畢竟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毛的一句話，足以使周步劉、林的後塵，身敗名裂。
戰爭年代，包括延安整風運動，周已多次很好的領教了毛的心狠手辣。一有風吹草動，開展運動，周必定喪失人性與人格，表達效忠毛，跟著毛一路拼殺下來。這也是毛既有時敲打周，又一再任用他，且用的得心應手的原因所在。周就是這副賤骨頭。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國外觀察家稱周為溫和派，江為激進派。而江自稱造反派，稱周為保守派。這種勢不兩立的路線鬥爭必將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中作一主線而頑強的持續下去。
與林、江的永遠鬥爭哲學不同的是，周的折衷主義表現在「抓革命，促生產」。由此曲解著毛的意圖，又迎合了毛的心意。不至於使中共在全國範圍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中失去其統治地位，被趕下台。毛也因此保住了邪黨教主的位子。所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這五人的人際關係中，毛、劉、林、江可以作為一條明線、陽線存在著。那麼周則是獨自支撐文化大革命的一條暗線、陰線。可以說，沒有周的存在，從中調和，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終將是短命的。苦撐不了三、四年，必將瓦解與散架。應該說周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現與所起的作用是複雜而又神秘的，是一個多面多角度的復合體人物。
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學習與批判》上刊出了署名「羅思鼎」的文章《漢代的一場儒法大戰——度〈鹽鐵論〉札記》中，借罵丞相田千秋的機會，將周的為人處事刻畫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分毫不差：「這是一個相當圓滑的老官僚」，「他善於擺平關係，模棱兩可，始終不表態，最後各方面都不得罪」。周在晚年做了六次大手術，八次小手術。在他奄奄一息，快嚥氣的時候，還至死不忘對毛表忠心，誓不做投降派。這些共產黨高層人物都已被完全洗腦，表現出十足的奴性、奴才相。更何況當時的知識分子以及各階層、各行業的廣大群眾了。一場極端殘酷的愚民運動，將國人變成了犬儒與爬蟲，麻木的心理與其心被御用的虛榮遍布這個紅色帝國的各個角落。
三十二、周恩來的繼任者
江青在與周的角鬥中，因周的體力不支，再加上江有毛的羽翼的保護，從而周處於下風。經常住院治療的時候，周想了一條計策，將被打倒的鄧小平抬了出來，並推到了前台，還讓鄧當了第一副總理。用以接替周不在時的空缺，行使權力。江青在夢想當第二個呂後、武則天的時候，周放出的這一招毒計，使江暗暗叫苦不迭。於是，江開始使用慣用的伎倆，文化批判加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垮周、鄧的挑釁。評論《水滸》，關於影片《創業》和《海霞》，反擊右傾翻案風，把矛頭直指鄧小平。說他們就是黨內的宋江投降派，把晁蓋給架空了，晁蓋一死，第二天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當時的《人民日報》還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義黑三郎」這類語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鄧小平。
鄧也是個十分複雜且有趣的人物與現象。他作為劉、鄧路線的代表人物，從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批臭。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玩弄「三起三落」。他實是劉的陪鬥者、陪綁人。作為周的助手，他是周在文化大革命的延續，與死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陰魂不散的體現人物與方式。這表現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學生運動。鄧是這場屠殺學生的暴君、主謀與元兇。共產黨邪惡的遺傳基因，在其身上的瞬時爆發的體現。文化大革命這場共產黨內部高層人物之間的爭鬥與傾軋，是共產邪惡體系從金字塔尖到底部的詮釋邪惡至極的真正表演。
三十三、「四人幫」的由來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是鋼鐵工廠，一個是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有批評王、張、江、姚道：「她（指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幫」的問題。而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才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道：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甚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江、張、王、姚結成幫派體系，在文化大革命最後三年，一直與周、鄧路線形成尖銳的對抗關係與局面，並且佔據著上風。直至毛逝世後，她們倒台失勢，如此喧囂也才告一段落。
要說張、姚、王都是從上海造反起家的。張、姚是玩文起家，王是動武起家。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混跡上海電影界，也算是一個上海人。毛管她們叫「四人幫」，其實就是上海幫。作為毛的追隨者、忠實信徒，她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受到毛的青睞，另眼看待，並被一手提拔到中央高層任職。這其中肯定有共產邪靈的授意與鋪墊。文化大革命是為共產體系的完備而發動的。更是為了今後實施強大的邪惡所進行的預演。由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實為上海幫，從而引出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學生運動，乃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直接發動鎮壓迫害法輪功的共產黨黨魁江澤民，就顯得有脈可尋，有跡可查。這就是宇宙舊勢力的歷史安排。
再說回來，江、張、姚算文人出身，王是上海某工廠的工人，因武鬥造反奪權而聞名。所以，「四人幫」在追隨與效忠毛的同時，也拼命在鞏固與提升自己的權力、職位與地位，直至繼承毛的遺產與衣鉢，包括毛黨內的核心地位。而軍權是最重要的，它是奪取黨內桂冠的基礎與保障。但軍隊「四人幫」是涉及不到的。自從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更是堵死了這條門路。於是王洪文開始在上海、北京乃至全國大搞龐大的民兵組織機構，以挑戰執行周、鄧路線的軍隊並與之抗衡。而周、鄧的追隨者們也在與「四人幫」的鬥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他們攻擊「四人幫」搞極左的革命，致使國民經濟遭到破壞，老百姓受窮。這也是毛在八面來風，聽取彙報之後，批評「四人幫」，這些毛本人的追隨者們而搞得平衡術。
毛深知在他死後，「四人幫」作為少數派，這些為他衝鋒陷陣的效忠敢死隊的隊員們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在毛的遺囑中，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寫出了一串名字：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把江青放在了第三位。而毛遠新也跟江是一伙的。但這種說法只是民警與國外研究者的提法，中共官方一直諱莫如深。只提華國鋒是毛的合法繼承人。真應了那句諺語：樹倒猢猻散。「四人幫」由於資歷淺，而無根性，她們不過是毛的走狗與工具而已。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她/他們攀附毛，而得到直升飛機式的提拔，這也為當今黨內年輕人熱衷鑽營權力者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這些被某些領導提拔上來的幹部，眼睛只會朝上，不會朝下，眼裡只有領導，沒有群眾，從而導致中共長期脫離群眾，繼續走著並維護著一條貪污腐敗的死路。共產黨死亡的蛀蟲就在共產黨內部，這是肯定的。所謂百年樹木，十年樹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時間上恰恰是毀掉了新中國一代的青年人。假、惡、暴、壞、鬥的思想與流毒，至今仍在中國幾代人身上烙印與蔓延，殘存與發酵著。這正是共產邪靈與它的邪惡體系的需要所在。
三十四、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年
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年，也是在當代歷史上可謂多災多難的一年。中共黨首的三位巨頭紛紛倒下。唐山「七、二八」大地震，死亡人數近三十萬之眾。批鄧路線，「四、五事件」，直到十月粉碎「四人幫」。恰恰是「四人幫」的倒台，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十年運動的結束。
華國鋒在葉劍英的協助下，問鼎黨首的位置。並在當時的報紙上推出了毛生前對華的評語：「你辦事，我放心。」以作為安撫人心的擋箭牌。而林彪與江青作為反黨集團在全國進行了公審，從而將毛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一股腦的都攤到了這兩個派系身上。所謂一步登天，也一步陷入了深淵谷底。在周死後，文化大革命中以毛為中心圓點的政治上的四角人際關係，已徹底不復存在。鄧小平作為周的繼承人，只是再一次延續以及陰魂不散罷了。對於江青一派來說，與鄧相較已經不在一個級別。所以才又出現批鄧的局面的發生。而江派的野心，肆無忌憚業已導致「四人幫」利令智昏，但亦有犯眾怒之嫌。這也是毛生前所能預料而常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她們的緣故。
當中心圓點的毛與四角人際關係的三角人物劉、林、周分別故去之後，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政治上的四角人際關係的架構已經瞬間坍塌。文化大革命的架構公式與遊戲規則便也就行將結束了。江派作為毛依附的產物與傀儡必然失去文化大革命後時代的發達與升遷的機會。從而走向其對立面，意即讓自己的對手贏得權力。毛死後，華國鋒繼位時，中共決定在北京天安門一側建立毛主席紀念堂，以便讓世人弔唁、瞻仰。「毛澤東現已安息在水晶柩中，但官方仍呼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口號。明天，毛澤東的繼承人仍將需要這面旗幟。對許多普通的中國人，特別是在農村，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象徵。不管是誰，想要在今後年代裡控制中國這片遼闊的國土，他就需要運用這一象徵。真正的毛澤東，已經與中國融為一體了。」這就是中共暴虐統治下的現實——借屍還魂，中華大地至今毛的陰魂久久不能散去。共產邪靈利用死人統治與愚弄活人的卑劣手段，其政權又苟延殘喘了三十多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次巨大的附體與對民意的強姦，更是對中國人民的欺凌與侮辱。倘若中國歷史改寫，即江派統治到今天，可以想見也不過是第二個北朝鮮。極左、貧窮加謊言與暴力，可能無出其右。但中國的歷史現實的寫照是由鄧接替了華國鋒，鄧走了一條用毛的話說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與折衷主義路線。但是共產邪惡體系的暴力基因與傾向確是始終不曾改變的。更何況鄧又是從戰爭走過來的，久經沙場的一介屠夫。與這類屠夫與暴君奢談自由與民主，無異於與虎謀皮。所以在鄧面對手無寸鐵的學生要求共產黨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時候，痛下殺手，血染北京城，從而將改革開放，中共所標榜自我的「偉光正」的巨大光環與無恥的畫皮，瞬間在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撕的粉碎。進而這個撒旦惡魔最終在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的普世標準面前，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共產邪靈與邪黨黨魁江澤民沆瀣一氣，互相利用，全面鎮壓迫害法輪功的修煉者，藐視上蒼，褻瀆神佛，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令人神共憤，罄竹難書。它已經深深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在天滅中共之際，《九評共產黨》的問世與廣泛傳播之時，讓我們再一次回首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年空前浩劫與悲慘歷史，不能不使我們在這段剛剛過去的時間裡去駐足深思，並認清中共最為邪惡的嘴臉與本質。這份沈甸甸的歷史，將照亮我們廣大正直善良的仁人志士與三退勇士盡快的解體中共這個星球上從來沒有過的最大的邪惡，而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三十五、文化大革命與中共黨史的關係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黨史的鬥爭以及歷次運動的一次總結性質的匯總與表現形式。中共從它1921年7月1日建黨以來，歷次黨的領袖皆因邪勁不足，不符合黨的標準而遭清洗，開除出黨。例如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等。中共黨史可以說就是一部鬥爭史。是黨的內部的傾軋與絞殺。其慘烈程度更是空前絕後。「此時，劉的被整肅和中央以前幾次大的整肅非常類似，所有的不滿都集中到作為象徵的『一兩個或幾個』領導人物（如彭德懷、陳紹禹、陳獨秀）身上，把不好的東西都一股腦兒具體的推到一些人的頭上，以便從理論上說明整個組織是好的。”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基礎正在於“共產黨的組織遍及29個省、市、自治區，使之相互依賴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在30年代後所看到的中國，在50年代就已具備雛形了。
舞台的支柱是前後對稱的。前台是一些與各種地位和身份相適應的脆弱的組織：婦聯、共青團、工會、少先隊；後台則是黨——它無所不在。」也正因為黨及其組織被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領到了一條錯誤的路線上去，於是共產邪靈為了將共產邪惡體系做大、做強，決定利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自上而下，波及全國的廣泛的群眾運動。當然這是以中華民族一場空前的浩劫與巨大的苦痛做為其代價的。而毛好鬥與狡詐的性格，「懷疑一切，打到一切」，也正應驗了這一點。毛實是一個好鬥殘忍的大惡魔與狂人。毛本人有著精神分裂官能症的雙重人格與特徵。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典型是一次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預演與縮影。從文藝界突破與下手，並拿知識分子開刀。進而直接觸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的司令部。真可謂一箭雙雕。這是共產黨的黨性原則：暴力與謊言所決定的。
「毛看到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的確善於此道。」「毛澤東在隆冬又宣佈了一條格言：沒用鬥爭，就沒有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由此美國作者羅斯特裡爾總結道：“外國人士總是談論毛澤東之後可能出現的不安定。殊不知正是毛澤東的存在才引起中國長期以來的不安定。而不知道他何時去世，又在中國產生了最後一次不安定。」毛澤東喜歡說：「兩條腿走路」，其實就是文鬥與武鬥相互使用的隱喻式的說法。鄧小平在八、九十年代又充分發揮了毛的這個提法。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鄧要求全黨要兩手都要硬。毛與鄧以及這個共產邪靈在對待它的敵手、對立面與全國人民時，不僅腳踢還要拳打。從而為共黨的邪惡十足提供理論與實踐的依據。所以說，正是由於毛的邪惡十足，強調階級鬥爭、黨內鬥爭，使他確立了黨內教主的地位，並且立於不敗之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劉、林、周、江等五人在政治上形成的菱形四角人際關係，恰也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五星紅旗的圖案暗合，意即一顆大星與四顆小星的位置關係。從中肯定有某種天意的昭示。也就是說，這種深層的闡釋很可能就是中共存在於中國大陸的複雜隱線與基本狀態。
毛死後的中共統治的現實，不過是他餘孽的繼續、發揮與陰魂不散罷了。「毛澤東已離開人世，但他的政治繼承人由於需要他的威望，是不會允許向遺體作『最後』告別的。」毛主席紀念堂的存在，就是死人大治活人的最有力的見證。鄧鬼、江鬼及其上海幫的出現，也再次讓人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牽線木偶與陰影的不停閃爍。黨的鬥爭仍要繼續進行下去。這是黨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黨自身的遺傳基因所必然造就的。有資料顯示：「五七年的反右，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主要清洗的對象之一就是各種具有非共產黨傾向的知識份子。」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12，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13000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托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
近日網上有研究者署名李揚的文章，聲稱林彪是被周恩來害死的，而周又是被毛澤東弄死的。從一種角度解讀了周恩來在有意誇大林出逃的事件，意在逼毛認錯，從而交權。而毛也在逐步認清周才是真正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後，伺機報復，定要使周死在毛本人之前。黨內殘酷的鬥爭，均以使毛與周之間達到了狐疑對方的地步。事實上，雙方都盼著對方早死。周更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只是周做事不露聲色罷了。所以說，從李揚的文章的敘述中，再看文化大革命中以毛為中心圓點的四角人際關係，也即毛、劉、林、江為一條陽線之間的張力與對抗；與周這一條陰線形成支撐、平行與抗衡的局面。正因為如此，周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不倒翁。使他對最高權力的覬覦，反倒在公眾的視線面前不具突出的位置與印象。
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如果說周制定的政策同劉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似，為甚麼他既沒有取勝（如果他取勝的話，劉等人也許可以得到輓救）又沒有失敗（如果是失敗的話，周應該成了反劉勢力的犧牲品）呢？一個原因是：雖然周在1967年2月以前似乎多次保護過劉，但他總是不在實質問題上為劉辯護；他雖然反對造反派的鬥爭策略，但從來沒有冒風險去支持劉的政策。」由此看來周的確老奸巨猾。可以說，周是共產邪靈與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助推器與保障人。沒有周這個「大陰」，不足以有毛這個「大陽」興風作浪。但陰死陽必去。周因患癌症而痛苦的死去，同樣，毛也死抱著文化大革命這個自釀的一枚苦果、一杯苦酒與一顆巨大的毒瘤，不無遺憾的而謝世。也難怪毛生前曾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另一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毛的歲數正是73歲。中國老話講：「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到自己去。」此為命坎。晚年的毛看來確是老糊塗了。嫉妒心不能容人與作罷。共產邪靈也正是利用了毛的這一邪惡的軟肋，從而將共產黨的暴力政治推到了權力的頂峰與邪惡之崖巔。
注：九評退黨有獎徵文延期至11月底，歡迎投稿。詳情請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9/3/18/n2466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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