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決定離開美國，立刻就向法國的樂魁索城（Le Creusot）美國主辦的中國勞工青年會申請一個職業。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年。那個青年會接受了我的申請，並且願付我夫婦的旅費，我一時簡直快樂的迷糊了，天下會有這樣好事；在一九一七年，也許是一九一八年，中國參加了協約國，並且派了十萬勞工到歐洲去，工作是運送並葬埋死屍。在凡爾賽和約上，日本攫奪了中國的山東省和若干租界，因此在學生參加愛國運動聲中，引起中國全國的罷工罷市的抗議。不過在樂魁索城（Le Creusot）的青年會與這件事則毫無關係。
我為中國勞工編了一本千字課。我們有四五個人在一個飯桌子上吃飯，這幾個人裡有一個中國廚子，他的一隻手老是打哆嗦，所以每一次他手裡端著一碟子菜時，你不知道他是要送給你呢，還是要從你手邊要回去。青年會裡的中國男人可以和法國小姐締結良緣，因為當時法國男人太缺少了。我和妻住在青年會外的一棟房子裡。我們睡的床非常非常之高，而床墊子又非常之厚。這棟房子的缺點是廁所在後花園之外。
不過我們住得很舒服。
在那時，我既不會法文，也不會德文。自己下功夫自修德文，我居然能自己動筆寫德文信去申請人殷內（Jena）大學，頗為自得。妻從一位法國太太學法文，她們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妻在波士頓買的一件淺褐色的大衣，穿著看來滿神氣，我和妻在樂魁索城（Le Creusot）照的像片上，就是穿著那件大衣。
後來直到我們過了德國，才看見巴黎，所以我們對LouBvres，或是Champs—Elysées或是Concorde等地，都是一無所知，過了相當久之後，我們才從火車上向外望瞭望。我們倒是看見了凡爾登，那就是法德兩國打溝壕戰往復衝殺，一直打了三、四年的戰場，結果雙方都沒得到那一片土地，那片土地打得不剩一棵樹，沒有一片蔭。多少團的軍隊戰死，他們的刺刀那時還依然亂拋在地面上。後來法國的馬其諾防線就在那裡興建的，認為是百攻難破的堅強堡壘。我們經過時，誰都可以從地上拾取遺留下的刺刀。
在樂魁索城（Le Creusot）時，我很希望能找到我那失蹤的祖父。我祖父在咸豐十年太平天國之亂時，漳州大屠殺中，被太平軍夫拉走，去扛東西，後來始終音信杳然。我父親當時藏身床下，僅以身免。祖母帶著我父親和另外一個嬰兒，才一、兩歲大，逃到鼓浪嶼，後來把嬰兒給了一個有錢的呂姓醫生，我家和那位醫生，一直相交甚好。他們的住宅很大。我們三兄弟在鼓浪嶼讀書時，都是他們呂家的女人的教子。我被給與曼娘，我在《京華煙雲》裡寫的曼娘就是她的影子。她的未婚夫死了，她就成了未嫁的寡婦，她寧願以處女之身守「望門寡」，而不願嫁人。
呂醫師挑選了兩個孩子，打算撫養長大。在我看來，這位處女寡婦不愧為中國舊式婦女中的理想人物。我到她屋裡去時，她常為我梳頭髮。她的化妝品極為精美，香味高雅不俗。她就是我所知道的「曼娘」。「平亞」的死，在《京華煙雲》裡記載得很忠實。曼娘和木蘭二人常常手拉著手。在《京華煙雲》這本小說裡，曼娘我最熟悉。
在兩三歲時送給姓呂的那位叔叔，後來中了舉人，我頗以有如此顯貴的親戚為榮耀，因為他是我們林家的血統。我姑母的兒子，在江蘇也是滿有名氣的學者。我到鼓浪嶼時，那位林叔叔死了。他死前曾把一個兒子送到英國去，後來做了工程師。我祖母再嫁給一個姓盧的，我們家還有他的一張照片。但是祖母仍然算我們林家人，我父親也是一樣。我在法國時，心裡抱著一線希望，希望在那些華人勞工之中找到祖父。這種希望自然不大，我可是曾經仔細找，毫不放鬆，看看是否年齡上有相似的沒有。這個想法我覺得也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