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
在歐洲經歷這一連串的失敗之後,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慫恿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當時,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被內戰和社會衝突所撕裂,但同時也在經歷一波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條件似乎已然成熟。這一時代的一個標誌是,1925年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國學生被重組為新的中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
下一個未遂暴動的現場是愛沙尼亞共和國(Republic of Estonia)。這是共產黨人對這個小國的第二次襲擊。1917年10月27日,一蘇維埃委員會(Council of Soviets)在塔林(Tallinn)奪取了政權、解散了議會,並廢除對共產黨不利的選舉結果。不過,共產黨人在德國遠征軍(German Expeditionary Force)到來前...
就在貝拉.庫恩及其同伴試圖把匈牙利變成第二個蘇維埃國家之際,列寧決定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其宗旨是將革命傳播到世界各地。共產國際(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縮寫爲Comintern),也稱為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並立即開始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the Internat...
列寧很早就決定在整個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煽動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8年《共產黨宣言》合乎邏輯的實現,其有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1917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播起初似乎是一項緊迫事務,因為人們認為,若更發達的國家沒有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就會受到危及。在這方面,列寧首先...
在這種背景下經常提出的經典問題,涉及第一個列寧主義周期和第二個斯大林主義周期之間的連續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預示了後者?兩種情況下的歷史配置的確是完全無可比擬的。「紅色恐怖」源於1918年秋季的廣泛對抗。這種鎮壓的極端性質,部分是對時代激進特性的反應。但重啟對農民的戰爭,則發生在基本和平的時期,是對社會大多數持久攻勢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
關於蘇聯國家暴力的使用,或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實施的鎮壓形式,我們不敢妄稱,前面的章節對其作了新的披露。歷史學家對此類事情已經探究過一段時間了,而無需等待檔案開放以便看到恐怖發展或規模。另一方面,檔案的開放確實使人們得以對恐怖按年代順序的發展,以及其規模和各種形式加以說明。因此,前面章節中提出的梗概,就構成了編製一份問題清單的第一步。關於暴力的使用、其...
在政治解凍期間,生活質量明顯上升,然而對壓迫的記憶仍很強烈,同時活躍形式的爭論或異議依然罕見。克格勃報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對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類公民成為克格勃特別嚴密監視的對象:宗教少數群體(如天主教徒、浸信會教友、五旬節會成員和基督復臨教派教友);被...
在「祕密演說」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實行一系列具體措施,來完成已採取的有限步驟。1956年3月和4月,當局頒布多項法令,針對的是據稱因勾結納粹德國而受懲罰並於1943至1945年被驅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據法令,這些人「不再受到內務部的行政監視」。
當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後,也並非一切皆有可能。該體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動被判罪的政治犯,並未受益於這次大赦。將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營地、河流勞改營(Rechlag)和草原勞改營(Steplag)的囚犯中,引發了多起暴動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蘇聯70年存在的中期,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儘管它並非這一體制的終結,但至少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寫的,這名最高領導人之死揭示了「一個體制的悖論」。「據稱,該體制是社會發展規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實際上都高度依賴於一個人,以至於他死時,這個體制似乎喪失了它持續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東西。」這種「必不可少的東西」的一大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寧格勒事件主嫌被處決後,安全部門和內務部內進行了大量的密謀和反密謀。由於變得對貝利亞本人懷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個虛構的明格列爾人民族主義陰謀。據稱,該陰謀的目的是,把貝利亞起家地格魯吉亞的明戈瑞利亞(Mingrelia)地區併入土耳其。貝利亞因此被迫在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領導了一場清洗運動。
在所有這些傳言的活動中,列寧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祕的。它導致蘇共第二重要分支機構的主要領導人被祕密處決。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行動主義很快引發當局的擔憂。1945年初,猶太詩人佩雷茨.馬爾基什被禁止發表作品。關於納粹對猶太人暴行的黑皮書被取消面世,藉口是「全書的中心論點是,德國人在蘇聯開戰,只是企圖消滅猶太人」。1946年10月12日,國家安全部部長維克托.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民族主義傾向」,發給中央委員會一...
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宣布,據稱發現了一起由一個「醫生恐怖組織」實施的陰謀;該組織最初由9名知名醫生組成,後來擴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猶太人。他們被控受命於美國情報部門和猶太人慈善組織──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US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濫用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的高級職位,來縮短安德烈.日丹諾夫(一名政治局委員...
正如近來開放的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20世紀50年代初是行動強度最高的時期;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被拘押在營地、強制勞動流放區和罪犯流放地。這也是該系統前所未有的危機期。

1953年頭幾個月,古拉格容納著275萬名囚犯。
20世紀30年代,被驅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權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連貫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這個問題以一種相當激進的方式得到解決:當局認定,1941至1945年被驅逐的人實際上都是被「永久驅逐」。這樣,已達成年年齡的被驅逐者子女之命運所帶來的問題,就立即消失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開的審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義最後幾年的顯著標誌。然而,沉重而壓抑的氣氛依舊籠罩著戰後的俄羅斯。不同類型社會行為的入罪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漫長而殘忍的戰爭過後,該政權可能放鬆控制的希望終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難,要重演過去,簡直難以置信」,伊利亞.愛倫堡(lya Ehrenburg)於1945年5月9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但他立...
1945年的蘇聯,最廣為人知的是,遭到嚴重破壞卻成為獲勝國。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寫道:「1945年,作為一個偉大而榮耀的國家,蘇聯憑藉其巨大的物質力量,成為人們眼中新的救世主。」沒人記得,或至少似乎沒人願意回憶,這件事隱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勝利那年也是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全盛時期。當與世界其餘地區講和之際,蘇聯的...
1941至1944年間,古拉格的生存條件最為艱難。饑荒、流行病、過度擁擠和非人的剝削,加劇了Zeks(譯者注:蘇聯集中營的囚犯們)持續的苦難。他們工作時也經受著異常嚴酷的條件,並不斷遭到大批線人的監視。其工作是揭發「囚犯的反革命組織」。每天都會進行就地處決。
對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後,隨之而來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當時,6個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爾卡爾人(Balkars)、卡爾梅克人(Kalmyks),被以「與納粹占領者大規模勾結」為由,放逐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斯坦。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後,1944年7月到12...
衛國戰爭期間對各族群全體的放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蘇聯歷史隱藏最深的祕密之一。這些民族被集體指控「採取顛覆策略、從事間諜活動和勾結納粹占領軍」。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局才最終承認,發生了「普遍的過度行為」。60年代,一些因「勾結敵人」而從地圖上被刪除的自治共和國,最終恢復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餘活著的被放逐者才最終獲得了「自由選擇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項統計而引人注目。這一年,古拉格和蘇聯監獄裡的囚犯人數達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納著逾193萬人,比前一年多出27萬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計入的120萬「特殊移民」外,還有新的「蘇維埃化」領土上的逾50萬人被驅逐。蘇聯監獄理論上的限制是23萬4,000名囚犯,卻關押著46萬2,000人;那年的判決總數大幅上升,一年內從70萬攀...
波蘭領土一被吞併,蘇聯政府就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腦傳召到莫斯科,將「互助條約」強加於他們。根據這些條約,他們「邀請」蘇聯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緊接著,25,000名蘇聯士兵進駐愛沙尼亞,3萬名進駐拉脫維亞,2萬名進駐立陶宛。這些軍隊人數遠遠超過了每個理論上獨立的國家的常備軍。1939年10月蘇聯軍隊的進駐,標誌著波羅的海諸國獨立的真正終...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簽署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全世界都感到震驚。該條約的宣布,對世界很多地區造成巨大衝擊。這似乎是國際關係的一大轉變,但公眾輿論對此毫無準備。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兩個表面聲稱信奉如此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權何以能連結在一起。
以迄今未知的規模鎮壓社會,是20世紀30年代的顯著標誌。它也見證了集中營系統的巨大擴張。現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檔案,讓人們得以仔細審視這些機構的演變,從而揭示出諸多祕辛,包括其組織結構的變化、大型活動的時期、囚犯人數、他們的經濟地位、被據以判刑的罪行種類,以及按年齡、性別、國籍和教育背景的劃分。但仍有許多灰色地帶。特別是,儘管古拉格官僚機構保存有對囚犯人數的...
知識分子是又一個淪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會群體。關於他們,現在有比較豐富的資料可得。作為19世紀中葉以來被公認的社會群體,大多數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約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場惡毒的報刊宣傳運動痛斥經濟、歷史和文...
付出代價最慘重的是波蘭共產黨。波蘭共產黨人的情況有點不尋常,因為他們的黨是從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脫胎而來。1906年,該黨在自主的基礎上,獲准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共與波共之間的聯繫一直非常緊密。許多社會民主黨籍波蘭人都轉入布爾什維克黨內謀求發跡,僅舉幾例,如捷爾任斯基、緬任斯基、溫施利希特(他們都曾是格別烏主管)以及拉狄克。
大恐怖的絕大多數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號檔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錄
現在,進一步分析這些大屠殺受害者的類別是可能的。我們現在有一些關於上世紀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數的統計數據,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詳細討論。這一資料涵蓋了所有囚犯群體,而不僅僅是大恐怖期間被捕的人,但未詳細說明葉若夫時期被判送入集中營的受害者類別。儘管如此,一些模式還是可以識別的,尤其是接受過某種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數(1936至1939年占比超過70%)激增...
多數關於大規模鎮壓的指示與政治局通過的所有其它決議一樣,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僅如此,根據近來可得的檔案資料看來,斯大林也是多數鎮壓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時,中央書記處收到了西西伯利亞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米哈伊爾.科羅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來信,內容是關於對一些被控從事破壞活動的農學家審判的程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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