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披露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每年每１０万人的自杀率为３０‧３，而女性的自杀率则高于男性４０％，也就是说，每１００个男性自杀的同时，就有约１３９个女性自杀。据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调查表明，尽管中国女性人口只占世界女性总人口的２１％，但中国女性每年自杀的人口总数却占世界女性自杀总人口的５６‧６％，而且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女性自杀率比世界女性平均自杀率高出将近五倍。尤其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男性自杀率都高于女性，只有中国的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
如何解释这一惊人的事实，已成为世界自杀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工具十分简便、易行，如农药，因为研究表明许多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手段就是喝农药；二是中国的心理咨询服务和精神治疗手段极其落后，在中国的神经病医院中，男性病床与女性病床的比例是６比４，许多女性的心理危机难以及时消解于萌芽状态。
为了探究这一世纪性的自杀难题，笔者利用２０００年暑期，实地考察了流行于中国大陆的电话咨询节目——“妇女热线”。这一颇负盛名的“妇女热线”地处北京，拥有１０５个义务工作咨询员，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自１９９２年开设以来，已成为全国性的电话节目，每天长达１４小时，属于中国大陆无偿服务热线开通时间最长的一个。无数女性利用这一电话咨询节目所表达的真情实话，有助于人们开拓新的视角，认识今日中国女性痛苦、重负、无助的真实原因，并由此深化对中国女性自杀原因的探讨?
⊙不伦不类的“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今日心理压力的增加和自杀率的急剧上升，首先与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有关。表面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极力推行“妇女半边天”的政策，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一比高低，追求独立、自由，由此促使和要求中国的女人要象一个“男人”，自主意识空前提高。但是，中共通过政治革命和政治强制所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有关男女平等的理想和教条，完全忽略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现实存在，促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早产和畸变。其实在骨子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其封建专制的文化本质，而且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存在着超强的滞后效应，因而在现实中并不能改变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对女人的历史定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戒律仍在毛时代的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
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妇女解放模式就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一方面，中国的妇女在社会政治上有机会、并有可能成为“男人”，享受男女之间的相对平等，但回到家庭，传统的封建文化仍然要求她们成为女人。于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导致中国妇女处于一种“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似男似女”的人格和“性”格的分裂状态。
对此，有位在一家外资企业当副经理的“女强人”致电“妇女热线”。她的丈夫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她每天在外累死累活，但回家仍然要尽心伺候男人，承担所有的家务，唯恐伤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明明是男人没出息，她回家后仍然要带着沉重的负疚心理，好象女强人就是一个罪人一样。所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所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客观后果，是对我们女人的一种更深重的压迫，因为如果没有所谓的妇女解放，那么，我们女人在家待着就是天经地义，心安理得，男人应该理所当然地养活我们；而现在我们女人一方面要在外象男人一样工作，但另一方面回家以后还要象一个女人，这种不男不女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
另外，一位妻子来电，她是一个知识妇女，有职有业，但其先生要求与她离婚，而妻子哀求先生只要不离婚，她愿意为他做牛做马，而先生的回答是，他不要牛、也不要马，要的是有情、有味、有色的“女人”，而妻子自知年老“无色又无味”，所以只求一个夫妻名分，从一而终。这就是中国女性人格分裂的表现，一方面，中国女性在社会上追求男女平等，表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但另方面则在家庭中甘愿容忍丈夫寻花问柳，守着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
而对一些未婚女性而言，其人格分裂的表现是对处女贞操的畸形心理。有一位女性来电，一方面，她对处女贞操十分轻率，在首次交男朋友时，就发生了性关系，似乎很现代；但一旦与另一位男性准备结婚之时，就对未来的丈夫产生沉重的负疚感，出现严重的自卑和失落，似乎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可以想象，如果身处封建社会，女性就不会如此草率地付出自己的贞操，而如果身处现代的西方世界，也少有女性对自己在结婚前失身于另一个男人如此在乎。关键是中国的女性长期浸淫在那不伦不类的中共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夹缝之中，其心理和生理的重负远远高于一般国家的女性。这样，其自杀的可能性也就自然增加。
有一位来电者也悲愤地泣诉道，“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新女性，我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这些人往往成为离婚的主动提出者，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的离婚案中，其中７０％的主诉者是女性。但离婚以后，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心理压力更重，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却又难逃社会的歧视。
⊙市场经济的“性奴”
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出现人格的三重压迫，既有封建传统的桎梏，也有中共文化的遗害，更有市场经济的煎熬。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作用于家庭生活的一大功能，是将夫妻关系也当成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家庭纠纷。当时如果一个男性干部出现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要受到党纪处分，降职降级，直至开除党籍，使出轨男性难有出头之日。这既有侵犯家庭阴私的一面，但也能有效防止已婚男性的婚外性非为。但在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时代，夫妻关系似乎也自由化、市场化了。
一位女性在“妇女热线”愤怒地指出，当她向男方单位揭发丈夫“一妻一妾”的“二奶”现象时，该领导则轻松地认为这是与工作无关的私生活，单位难以插手，甚至鼓励她向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学习，宽容丈夫、理解丈夫，并启发她，男人有情人是事业成功的象征。这就是目前市场经济下中国女性的无奈和无助的现实，最后女性只有被逼以死抗争。
另外，过去的工作是计划分配，男女一起吃大锅饭，而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沐浴过毛泽东时代“男女同工同酬”阳光雨露的中国女性，遭到的最大冲击就是就业的性别歧视。一位小姐向“妇女热线”倾诉道，一家公司招聘打字员，竟然要求身材苗条、性格温柔、容貌秀丽、身高１米６５以上，她愤怒地说，打字员与身高、身材、相貌有什么关系？这简直就是公开招聘“二奶”。尽管西方也存在各种性别和种族的歧视驳笔艿侥承┬踬折 傻南拗疲驳笔悄壳霸谥泄膊唤鏊廖藜傻?的实施歧视，而且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甚至在招聘广告上直接声明不要女性，也很少有人加以谴责，逐渐地习惯成自然，鼓励和怂恿歧视继续发展。
市场经济下中国女性的另一独特现象是“三陪小姐”。有不少三陪小姐利用“妇女热线”表达了她们的苦恼，有一位说，三陪只是陪喝、陪唱、陪跳，是一个正常的服务性职业，就象教授用脑赚钱、歌唱演员用嘴赚钱一样，但她们的客人和社会舆论完全把它当作是卖淫，是对我们这一行的最大侮辱。另外一位三陪小姐则说，她必须远离他乡来北京作三陪小姐，对家里的亲戚朋友只能谎称在京宾馆做服务员，对客人也只能欺名隐姓，每天在谎言中度日，战战兢兢，既要防公安“严打”，又要防客人强奸，还要防出租司机的抢劫。
这是解放妇女的象征，还是奴役妇女的表现？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暴力或强制因素逼使女性干三陪小姐，不是“逼良为娼”，而且促使大批农村女性走向城市、城市女性走出家庭，获得“就业”，似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但另方面恰恰表明，中国女性尽管摆脱了旧日夫权和父权的羁绊，但又成为市场经济的“性奴”，可谓才出地狱，又入火坑。正如另一位咨询员所说步袢盏摹靶 恪币殉闪恕版郊恕?的代名词，是对年轻女性的集体性侮辱。
⊙过渡期的尴尬
中国大陆的女性不仅经历着中共文化和传统文化杂交的双重痛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撕裂，还必须承受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第三类煎熬。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进城，由此对农村女性造成新的心理压力。首先，那些进城的男性农民，往往将妻小留在农村，逼使农村女性必须承担主要的家务和农活，人民公社时期的“互帮互助”早已消失，如今只能由一个弱女子承担一切。有一位京郊的妇女哭诉道，丈夫进城打工，从来不寄钱回家，而是拿钱去嫖妓，而她一人不仅要照顾多病的公公、婆婆，还要承担农忙期间的所有农活，真是生不如死。
其次，一些年轻农村女性进入城市的工作市场后，心理负担加重，尤其是那些做保姆的，常常遭到男主人的性骚扰。一位２０岁的农村女孩告诉“妇女热线”，她是到表哥家照顾两岁的小孩，由于表嫂是记者，经常不在家，表哥就常常强行搂抱她，并多次要求上床，她是又害怕又苦恼，既希望继续保留这份工作，又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
众多城市女性的心理重负也骤增，而内心期望值的升高，导致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一位“妇女热线”的咨询员指出，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妇女性格从柔性走向刚性，但刚性易折，碰到他人的侮辱往往以死表示抗议，而不是忍辱负重。据１９１７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北京自杀人口的男女比例是１８比１１‧１，男性的自杀率远比女性高，显然在农业社会，女性往往逆来顺受，家庭暴力在农业社会里也不可能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因为妇女的自尊、独立意识不强，于是女性的自杀率也不会太高；另一方面，如果进入成熟的现代工业社会，女性的平等意识完全觉醒，抗争的手段和选择日益多元和丰富，寻求自杀作为抗争的女性也会减少，例如在１９８０年的美国华人中，男女自杀的比例是１‧２１比１，男性高于女性。
今日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时期，女性对男性的家庭暴力既不能象农业社会那样习以为常，也不象发达工业社会的女性选择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所以往往选择自杀。一位妇女就向“妇女热线”谈到，她的一位女朋友被其丈夫殴打而自杀，不仅死者的丈夫百思不得其解，其亲戚朋友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当丈夫在痛悼自杀的妻子时，怪的不是自己，而是妇女的解放，因在他眼里，没有妇女意识的觉醒，他的妻子就不会轻易自杀。这种现象，已被著名的“参照集团理论”（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ｙ）所证实，即如果女性没有机会比较不同集团的生活状况之前，就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期望和动力，并因此对现状感到满意；相反，一旦女性有机会经历更好的生活，并有机会和可能争取更好的地位时，那么即使她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已经比过去改善很多，她们仍然会对现状不满，并以死来向社会不公进行示威。
总之，笔者以为，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女性自杀率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既是封建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文化劣性杂交的结果，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农业社会意识和工业社会现实并存的结果。三种历史转型的总和导致中国妇女的人格出现三重分裂，形成家庭主妇和社会主人的双重负担，促使今日的中国女性日益边缘化，并最终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居世界首位，并远远高于男性的自杀率。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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