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报2月10日评论文章：如果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中国禁制法轮功的政策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决定。因为一项政策的考量，必须先考虑到制订政策的紧迫性，除非有万不得己的需要,否则便不会有优先处理的必要。其次是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可行性。这个考虑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决策者必须要密切注意到。否则即使政策本身有这个需要当考虑到可行性大有问题时，也只能割爱。
为什么说禁制法轮功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决定？
第一，先从“紧迫性”的需要来看,如果就从整个禁制令的颁布与其所展开的严厉扑灭行动来判断,再加上所展开的宣传攻势，显然中央已把它当成国家紧迫事件来处理。
政府如临大敌
在此，如果法轮功的活动已有情报证明他们已展开有行动有计划而且极有规模地将危及到国家安全，因而展开国家一级戒防行动，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政府在颁行禁令时的主题说法与其提供的资料,法轮功之被禁是因为它是一个邪教,因为如此,引致不少人受蒙骗或受害、这种说法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为大众的利益,免得大众上其教主的当而受害。从禁令与宣告中，得不到国家安全受到紧迫性的威胁或危害的印象.若然如果只是为了禁制一个邪教，为了不叫人上当,竟然用上了雷霆万钧之力,使人觉得政府如临大敌。这样的行动所得到的第一个政策效果，当然是叫全民重视其事,但同时也都带出了另一个不好的效果，那便是叫法轮功的教徒的地位立即被大大提升了。因为他们参加这个组织原来并不意识到他们的地位竟然有那么重要，起码别人绝无留意到他们的重要性，而且举世也不会有多少人留意其存在。但现在不但他们感到重要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也就非要对此重大压力作出回应不可。别人也因此会为此重大事件而密切关注起来．如此一来，被关注与关注的人突然构成了一股旋风式社会效应，从中议论纷纷,甚至把问题的会点因此被模糊快到政策本身想得到的预期效果因而难得到,甚至会层层节外生枝,因此也叫决策者节节增加负累。
中国本是宗教林立
其实法轮功既然被判为邪教,可见北京政府已把其当成一个不当的宗教事件，举凡宗教信仰的行为,不是形成于一日相信事件也非一日可打消。这在世界历史发展经验中,已清楚体验到要处理宗教行为只能用忍用教，忍是不要用强制手法，教是可用教育启发甚至以教易教既是误入歧途也只能以正途导引。中国人相信多个宗教,中国也是宗教林立的国家．自一九七九年开放政策后．宗教信仰也都逐渐得到宽松,用忍教方法其实不难,为何舍易取难?实也费解。
禁制宗教极具难度
第二，若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考虑,禁制法轮功的政策可行性也是难度极高的,因为任何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可以深藏在心，也可形诸于行。历史经验说明了不管当政者如何看待,邪教也好，不受欢迎的教也好，要禁制他们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罗马帝国的经验便是一例，当年罗马政权何尝不是威武显赫四方可是当其禁制一个当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基督教时，竟然弄巧反拙愈禁便愈助长其发展，最后知难而退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佛教传来中国之初何尝不受到压制，其他的例子,大大小小举世不胜枚举。
正是因为禁制宗教事件极具高难度,而且还会因为在个人身上可以深藏不露、不易捉摸；正如中国在要化大革命期间抓思想革命的经验那样，抓不到，摸不看，最后是人人自危，不知如何做思想交代。所以为了减少因为宗教信仰引起的悲剧(或冲突)，联合国才因此感到世界上须要把宗教信仰列入基本人权之一，叫当政者不要去干预别人的宗教信仰,因为要不然便会引起可怕的人类冲突。
正因为有联合国这一人权公约，因此也就增加了中国这项禁制令的高难度,因为外人会把这禁令当成是压制宗教信仰，尤其是对中国原本就不友善的国家，更会因此借题发挥，援人于柄，增加政策本身应付出的代价。
此外，若从时机来考量，也都增加政策贯彻的高难度。因为中国正面临回教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异动，在西南还有藏族逃亡在外的喇嘛教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然引起了麻烦.现在再惹上法轮功这个可以无国界无人界的问题，何况还有不少干部本身也信上了,如此无边无际的问题,竟然用上这么大的气力，国家正面临许多经济开发的事要做，需要更多的国内国外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如此耗费大气力若非涉及亡党亡国的生死关头,有必要乎？不妨再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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