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30年前，也就是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7.7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7个县：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都在其内。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塌房33万多间，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217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报导还说，由于灾区的干部群众和迅速赶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自力更生，现在新通海已经成为云南经济10强县之1了。
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30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为什么保密？怎么样保密？现在发表的那篇揭露当时秘密的通稿中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寥寥两行字，包藏着微妙的消息。我认为，这篇稿应该载入史册，因为它可以使人懂得好些道理。
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统治下，中国形成了一套避讳的传统和理论。对于贵为帝王的尊者、关系特殊的亲者、道貌岸然的贤者，这3种人犯了错误或者出了丑事，大家必须守口如瓶，假装不知道。在古代中国，为避讳而保密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即使按照那种陈腐霉烂的标准，和上述3种人无关的人祸，比如翻船、塌桥以及各种豆腐渣工程，历来不在保密之列，天灾更不必说。
文革期间所以连地震都要保密，确实不可思议，只有“特殊时期”4个字能够解释。文革在残暴和虚弱两方面都到了特殊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土地上，保密的范围是能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任意覆盖任何事物的。保密、保密，统治者不想叫老百姓知道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救援关头也不准放松。其中的规律是：保密的范围，既和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成正比，也和统治者的虚弱程度成正比。文革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的特殊不稳定时期，领导者经常处在心惊肉跳的困境之中，无怪乎地震也成了保密的对象之一。此其一。
其二，解放以后，管制新闻、操纵舆论比解放以前容易得多。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也搞新闻统制，很费劲。据《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总结，国民党对付异己的进步报纸需要使用8种手段：（一）检查稿件、（二）任意删削、（杬）威胁读者、（四）阻碍推销、（五）派遣特务打入报馆、（六）逐渐攘夺管理权、（七）强迫收买、（八）勒令封闭。新中国因为都是国有的、公营的、党领导的自家报纸，没有异己的报纸，垄断新闻易如反掌。领导者一声令下，全国新闻舆论媒体立即执行。你要反右派，好，全国异口同声报导右派的罪恶。你要办人民公社，好，全国异口同声赞美人民公社的德政。除开主旋律，不准有别的声音。即使在不搞文革的非特殊时期也是如此，特殊时期自不待言，有何难哉！
其杬，创造假消息的办法，无非隐瞒和造谣两手。从中国古代的赵高、秦桧到外国当代的戈培尔，都是这两手，花样很难翻新。倒是如何发布假新闻，中国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颇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之一叫做“内外有别”。拿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实例来说，就采取了“对外发消息”、对内不发消息的手法。为什么不能把地震告诉国内的老百姓？大概是稳定压倒一切，不能叫天灾、人祸影响莺歌燕舞的主旋律，所以必须把国家的主人蒙在鼓里。至于对外发消息的道理，不仅因为国外有测试手段，瞒不住；更高明的是，只要对外一发消息，就能够造成中国从来“不”封锁消息的假象，使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正在享受高度的新闻自由。不过消息必须简短，表示中国正在锐意改进文风，和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告别，所以有充分理由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至于把震级压低到什么程度，有来自最高层的统一口径，只要大家异口同声、死死咬定不是7.7级，死死咬定没有死一个人，众口铄金，天衣无缝，万众一口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驳。如果有人胆敢说真话，那是“密”、“造谣惑众”，是“刑事犯”，从严、从重惩办。这叫依法治国，谁敢说杬道四！
其四，笔杆子不是孤立的，必须和别的控制手段配合运用。这很重要，大家都看得出来，不必多说。
这篇报导有缺点。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把行为的主体说出来。保密、保密，这么大的灾难到底是谁有权决定向老百姓保密？没有说。密、密，当地和外地那些直言不讳的百姓和记者后来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也没有说。不过，成绩是主要的，这篇报导毕竟讲了一些新东西，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老问题。
(200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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