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日讯】“国别：法；职位：作家；姓名：高行健；留言：值得纪念的会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昨天在台北市政府贵宾室的留言本上留下的一段文字。就在他写下这段话的不久前，他与台北市长马英九有一场深刻对谈，文学温热了两人初识的生涩，在时而笑谈时而严肃的气氛中畅谈性、爱情与生命。
联合新闻网报导，在结束抵台首日的行程，昨天高行健神清气爽地以一身黑西装、蓝领带出现在市府的贵宾室。文化局事先为马英九提供的剪报、作品果然奏效，显然下过一番苦工的他成了问题特多的超级书迷，高行健也一一为他解惑。
“一开始以为‘一个人的圣经’讲的是毛语录，结果读到第二十四章时才发现它更像是你的自传！”这是自称读了三分之二本描述文革时期作品“一个人的圣经”的马英九向高行健报告的“读书心得”之一。马英九观察，文革之后的“伤痕文学”多半带有浓厚的“吐苦水”意味，但高行健的作品不同，虽然他强调不吐苦水，作品中却流露出一股深沈的哀伤，但最后读完后又发现哀而不伤，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了？”
听到马英九这样的评析，高行健一贯温润的笑容中带着些许□异，他稍稍停顿后连连颔首说“您读得很深”、“在文学上，马市长您蛮厉害的”。他轻松地说，如果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英雄，往往很容易出尽洋相，倒不如先承认“无所谓”，反而来得自在。
高行健说，中国文化喜欢强调大喜大悲，但事实上愈是有距离，反而能观察得更深入。他认为，冷眼旁观、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才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一席话也回应他一直强调的“冷的文学”，用清明的眼睛冷眼旁观，并下笔写作。 虽然政治是高行健极力回避的话题，但马英九席间话锋一转地提到，一九七八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听过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作家索忍尼辛演讲“一个分裂的世界”，他迄今印象深刻，而他也以此为例问高行健对于中国的使命感问题。
“索忍尼辛有很重的俄国情节，但是我却正想摆脱中国情节；他想救俄国，但我觉得我压根儿就救不了中国。”高行健不假思索地说，“我能救我自己就不错啦！”他认为，政治上都喜欢说“民族”、“国家”、“政府”这些抽象的语言，回到个人利益，就是好的政治，彼此对个人负责的社会，比较健康。
高行健说，他在写作上也亟欲摆脱中国的标签。有些法国读者表示看完书，不觉得他在写中国，也没有感受到异国情调，这点让他很高兴，因为他不喜欢在创作上玩弄中国情调。
马英九表示，“一个人的圣经”通篇看下来，他感觉书中人物玛格丽特似乎总“欲多于情”，让人看了“有脸红的冲动，”马英九一番大胆剖白，让龙应台及众人笑了起来。
高行健则以“痛”来解释人间的情爱。他说，人先承认自己是动物，欲望是基础，这样许多爱情中的疑惑就可以清楚解释。但他也说，爱情是最让人疑惑的，一旦清楚爱情，面对一切也都会很清楚。他也不否认爱情里有欲望，不过，“欲望是什么？说不清；爱情的表述，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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