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是网闻 单少杰先生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着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几乎没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义了。但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陈先生中岁以前，治史也极尽客观实证之能事，但晚经患难，终于回到《春秋》的传说，于欧阳修仿《春秋》而写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义在今天仍在史学上表现出生命的跃动，于此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是公羊家口传的孔子“大义”，可以说明《春秋》批判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的“天子”也同样在孔子“口诛笔伐”的范围之内。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惮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所以近代史学大家柳贻征先生也十分重视史官直笔，而迳以“史权”两字称之。（见柳贻征《述实录例》，《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1949年，页1－9。）虽然过去有人怀疑过《春秋》究竟能不能发挥“乱臣贼子惧”的功用，但史实俱在，是无法否认的。让我举一个后世的例子为证。《晋书》卷82<孙盛传>云：
《晋阳秋》（按“阳”字即“春”字，因避讳而改）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可见桓温多么怕《晋阳秋》的“词直而理正”，以至要通过孙盛的儿子，以灭其一门为威胁。这个桓温不是别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晋书》卷98桓温传）可见他嘴上虽说“遗臭万载”也足以自豪，心里还是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为了维护《春秋》的褒贬传统，曾对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反复质疑。黄先生早年在密西根大学写明代运河的博士论文时，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论文指导人。论文完成后，我又介绍他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作研究，写成了《明代的税制》一书。甚至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关系很深，不能不说几句话。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他是军人出身，三十对岁才在美国上大学，勤苦奋斗，著述不辍，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学人。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初坚持以“师礼”待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在西方担任论文指导的名义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进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为弟子的话，主张不妨“交相师”。他不得已而让步，但仍引傅君剑赠胡适句：“文章风义友兼师”。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间”。但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和我颇有不同。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之间也并未因之而减少互相间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黄先生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税制》引用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这是他“数目字管理”说的来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国《年鉴》派的社会经济史的影响，重视长期性的结构，这样便形成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观点。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坚强根据的，绝非兴到乱说。这一点我必须为他辩护。但西方史学早已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不再有统一的史观。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恰恰显出史学界的活力。经济史家与传统派史家的争论更是屡见不鲜。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经济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佛格尔（Robert W. Fogel）和英国传统巨擘厄尔顿（G. R. Elton）的激烈辩论曾经轰动一时。佛格尔引用大量统计数字研究美国南方黑奴，其结论曾引起不断的争议，他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佛氏是反对在史学中表达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厄氏则持相反的意见。但理性争论的结果则是双方都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更理解对方持论的根据。（可看他们两人合著的《Which Road to the Past?》，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3）黄仁宇的论点接近佛格尔，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对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着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的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着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着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有下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最后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受的“公理”。这条“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陈亮（1143-1194）的观点也可以与之相印证：“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试问：如果我们真的拥抱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还能在人间找得到一隙存在的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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