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

更新 2001-04-19 12:04 PM 人气 6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4月19日讯】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的黄传会大校是希望工程的见证人。他亲眼看着它诞生，一直到现在落潮。整整10年。他用一支笔为它呼吁，如他自己说的，靠一支笔，感化了别人，使很多孩子因此上学……

据中国青年报4月19日报道，在希望工程告退的日子里，他显出一种失落，“我告诉你一切”。他对记者说，他因长年在外奔波显得黑瘦的脸上有些许怅惘，“我告诉你希望工程的每一件大事，你从没听说过……”

他的书《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最近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希望工程的故事集，有许多让人捏着一把汗的真实的东西。

谁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做的事，我们为什么自己先要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希望工程是怎么产生的呢，黄传会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个人想像力使然。或者说是两者碰撞的结果。

黄传会平淡的表情说起徐永光就有了光泽：“我的温州老乡徐永光在我所有朋友中，无疑称得上是最有性格的一位。他总给人带来惊奇和意外。在他少年得志，38岁成为局级干部后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改行，搞基金会。我知道他的退意产生自1992年，我也知道很多东西来自他内心固有的同情心。”

基金会成立之初，大家每天都为未来干什么而热烈讨论。他们找来一组数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0年代末统计，全世界教育经费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而中国仅为2．7％，低于刚果的5．4％、坦桑尼亚的4．0％、印度的3．7％、斯里兰卡的2．8％。

1985年，每1万人中大学生的平均人数，世界平均为126人，非洲为25．1人，亚洲为152．7人，而中国只有16．8人，低于尼日利亚的23．9人、伊朗的40．9人、朝鲜的357人……中国居倒数第17位。

给徐永光最大震撼的是中国偏远农村的贫困，“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两年前，他带队前往广西大瑶山考察，来到一个叫共和的村子，中午时分，老实木讷的村长发给每人两根小树枝，徐永光挺纳闷，后来才知是当筷子用。没有碗，大家只能围蹲在三块石头架起的铁锅旁捞面吃。

该村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的墙塌了一半，给人的感觉像是刚刚被敌机轰炸过。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为了御寒就钻在草堆里听课。全村两千多口人，从没有出过一个初中生，全校250名学生，全科及格率为零……

黄传会和青基会共同度过希望工程最初的日子。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钱，只有10万元的注册基金，团中央给了1万元的工作经费。他们制定的最低的资助标准———每个失学儿童每学期20元，如果在全国资助5万名的话，每年也要200万人民币。这对他们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些日子，徐永光脑子成天想的是如何弄到钱。他从老家温州老板那儿得到灵感，用他们的原始积累方式，半个月之内向全国工矿企业发了13万封募捐信。按照徐永光的布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从新华书店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抄地址，几十万个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抄，徐永光自己也不例外。

大约在发了20万封信之后，基金会收到了将近20万元捐款。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得。

徐永光仍觉得用发信的方式募捐效率太低，费用太高。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可以把募捐信登在《人民日报》上？他掐指一算，半版才4万元，太合算了。他兴冲冲把自己的想法跟部下谈了。过了半个月没见动静，他把筹资部的几位找来问，他们说“我们了解了一下，报纸上从来没有登过这种广告，募捐信上写的都是贫困的事，人家党报能给登吗？”

徐永光一听就火了，“我们做都没做，怎么知道不许做？谁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自己先要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说干就干，徐永光亲自为广告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贫苦女孩的故事。工作人员忐忑不安地把广告送到人民日报。漫长的等待之后，一天有人突然发现《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他们的广告，基金会的小院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各报也纷纷登出希望工程的广告，不到3年，中国青基会从10万元家底一跃为1300万元。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公开道出贫困真相绝对是大忌，徐永光做这件事确实有超出一般人的魄力。自此，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只能希望工程说贫困，而且怎么真实都没关系。因而有学者说：真正揭开中国沉重一角的是希望工程，真正引起国人对现实震惊的是希望工程。

“我做梦都没想到，解放快半个世纪了，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由于家贫不能上学。”一位离休老干部在看到党报上的广告后来信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产党的宗旨从何谈起？”

“国外的富人要资助我们的穷孩子怎么了？富人的钱你不要，他都拿去捐助非洲难民了”

回忆起过去，黄传会脸上显出光彩，那些日子，他和老乡徐永光经常争论，但内心充满希望和快乐。1992年对希望工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中国新年过后不久，徐永光收到上海一位离休老干部施惠群的信，他想要对一个失学孩子一包到底，包括思想品德和生活费用及衣物等，像养子又不是养子……对这个请求，大家争论激烈，徐永光也举棋不定。他把黄传会找来商讨。黄传会表达了一些人的担懮：如果国外的资本家甚至是监狱里的犯人要求资助怎么办？受捐助的孩子岂不成了在资本家和罪犯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徐永光急了：“国外的富人要资助我们的穷孩子怎么了？我们的许多大款还没有这份美德呢，你不要，他都拿去捐助非洲难民了。监狱里的犯人要求捐助又怎么样？说明人家经过改造，良心发现嘛！”

找人讨论是一回事，徐内心其实早就打定主意。1992年4月15日，中国青基会隆重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即采用一对一的方法，动员百万民众。第二天，全国近百家新闻媒体在重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这天上午9点开始，青基会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如爆了一般，反应出乎意料地强烈：

“……我刚刚做了母亲，我想以刚出生3天的女儿的名义资助一名失学儿童，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欧阳李彤，我想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我们全家商量好了，资助一个孩子，以后他（她）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开完会走进办公室，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看着看着，眉心皱紧了。当即拿出200元，让秘书送到青基会。

对于青基会来说，1992年是个丰收年，由于实施了“一对一”行动，青基会的家底又由原来的1000多万一跃成为5200万元。

青基会秘诀：胆量，崇高，小事做大，大事做绝，任何事都做到极限……

一块干净的土地，一群聪明的年轻人！黄传会多次称赞中国青基会的机构文化：“就这七八个人，十几杆枪，能把事情做得那么大，成为‘10年中国除改革开放以外的第一大事’，必有秘诀！”
“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为理想而燃烧，这在时下中国的确少见。”

副秘书长涂猛在团中央青农部工作过，又在四通集团干过。有人说他不明智，有机会当官的地方不呆，可以赚钱的地方不去……他说他想做些更直接对农民有益的事，在四通虽然能拿高薪，而且四通提倡人文精神，企业文化是优秀的，但这些都是为争取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手段。他不顾四通的强留来到青基会。

希望办主任崔子研不到28岁就是正处级，又去了一个公司任总经理，后来他毅然来到青基会，他说此前自己就是挣钱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除了自己得到一份高工资外，什么价值也体现不了。来到这里，满足了他早就藏在心中的某些责任感和使命感。

个人的魅力也不能小瞧，“许多人是冲着徐永光的个人魅力去的”，曾在那工作的熊波写道：“任何人想在永光讲话时保持冷静头脑似乎不可能……日常印象最深的有几例：‘中国的很多事情是一面墙，我不把头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放弃希望工程的。’‘我们的管理如果做不好，这些汇款单要是变成唾液，我们就会被淹死。’”

坚信是正义的事业而产生的胆量，做善举所焕发出的精神崇高性，小事做大，大事做绝，任何事都做到极限的行事方式……黄传会说这些就是青基会的秘诀，没有这些秘诀，这么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团体，不可能一跃超过几百个老大哥基金会，成为慈善组织中的龙头，使希望工程烹油烈火了10年。

这里是一个年轻人疯狂试验的场所，年轻人的冲劲在这里似乎达到极限。宣传部的王旭东写道：“机构为我们创造的空间比较好，只要你想做事，主意一出来，就有很多人帮你。领导绝不会说：‘这个主意我还没考虑呢’。……领导就看你的实际效果，通过努力，你能达到，你就去做吧，空间是个人的。”

黄传会在书中写了许多青基会这种青春胆气，智慧策划的故事。

大球迷、教师培训基地主任陈建平有一天突发奇想，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这两支当年最强队从没交过锋，他们要是为希望工程义踢一场，肯定会在全国引起大轰动。把想法一谈，徐永光马上表示支持，陈建平于是开始到处公关……1996年4月5日晚，上海虹口体育场座无虚席，3．8万张票一销而光，这次比赛为希望工程筹资150万元。

那年，国内正在论证长江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宣传部的陶海心突然萌生一念，库区的一些景观如鬼城、白帝城、张飞庙等将被淹没，如果现在请一些知名国画家把这些景观画下来，然后再找机会拍卖，又能筹集到一笔资金。这个创意又被徐永光等人叫好，马上实施。几个月后，“中国三峡百景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轰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这些画保了1200万元人民币……

中国的事情弹性变幻，像写文章一样点到文眼，就能事半功倍

被认为是希望工程最大策划、也最能表现青基会“剑胆琴心”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

这一年的6月10日晚，两位军人走进了基金会的捐款室，接待他们的是财务部的张会计。老张点完3000元人民币，请军人留下姓名，军人表示是替一位老同志捐的，希望不留名字。张会计说，“每一位来捐款的人都必须留下姓名，这是制度。”两位军人最后商量了一下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

10月，两位军人又来了，再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献2000元人民币。这回老张多了个心眼，悄悄跟着军人走了出去，记下了停在胡同口的小车牌号。几经周折，青基会终于弄清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同志。

基金会的人都很激动，他们揣摩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他很焦虑，他曾说过“我们要千万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他们清楚，小平捐的这5000块钱比500万的分量都重，如何用好这笔捐款是大事，中国的事情弹性变幻，像写文章一样点到文眼，就能事半功倍。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基金会暂时无法将小平向希望工程捐款这一消息向外界公布，但是徐永光一直在找机会。他和同仁决定把这笔捐款用于小平同志曾经奋战过的广西百色地区。没有刻意宣传，但是小平同志资助希望工程的消息还是在百色地区悄悄传开了。11月8日，《右江日报》刊载了受助学生给小平的致敬信。这时，消息想封也封不住了。按规定，中央新闻机构披露主要领导人的消息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这一次徐永光下决心做一次违规的事。他在新闻稿的第一句写上“记者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获悉”，表示如有责任，由他来负。新华社通稿发出去了，全国各大小报刊几乎全部在“报眼”上刊登。这条没有经过审批的新闻竟然是希望工程开展以来最有影响的新闻。

小平同志带了头，各级领导纷纷效仿。马上，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区到地市，到县里，四大班子的领导全都争先为希望工程捐款，都与失学儿童结成了对子。

甘肃省康乐县高集乡的马义宾，父母都是文盲，家里除了种6亩地，再没有其他收入，他小学没毕业就已有过两次失学的经历。一天他被人们簇拥到乡里，一位“爷爷”要结对资助他。马义宾流着泪哭了，爷爷抚摸着他的肩说：“读书是你们的权利，让你们有书读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后来人们告诉他，爷爷是省委书记顾金池。

随后，该省13名省级领导每人结对资助一名孩子，几百名地县领导群起效仿，当年，因为这些干部的资助，甘肃省有6000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1994年6月，邓榕来到基金会，捐出《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部分稿酬1．5万元，资助50名沂蒙山区的失学儿童。她说：“我们一家都支持希望工程。母亲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初她补发了4000多元工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

她问徐永光：“百色地区的孩子们给父亲写的信，老人家读了，很高兴。你们是怎么弄清父亲那笔捐款的？是不是来捐款的同志泄密了？”

谁在为希望工程捐款？

黄传会在书中写道：据“国内个人捐款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构成了个人捐款者群体的主体。其中，大专占30．1％，本科以上占31．1％。每一万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中，有64．6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而每1万个小学以下学历的人，捐款不到0．05人。在接受调查的3158名捐赠者中，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占40．2％，工人职员占21．1％。另一项调查显示：人均月收入介于300元和1200元之间的低中等收入的占全部捐款者的61．5％。

北京供销合作总社的女工马惠茹，在1997年陪丈夫到王府井商厦购物，意外获得抽奖免费到香港旅游。他们决定将大奖折合成人民币3000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人们后来得知；马惠茹是下岗职工，每个月只能领到207元生活费。

北京化工学院一位老师，找到基金会，交给工作人员一个信封就走了。里面是一条金项链，教师在纸条上写道：“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惟一遗物，现赠给你们，以解失学少年的燃眉之急。”

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党委副书记阎成昆每年都给河南桐柏县一个叫黄发娟的小姑娘汇去一笔钱和一封信，五年了，年年如此，1995年9月，黄发娟接到钱和一封笔迹陌生的信，这是阎成昆妻子写的，她丈夫8月16日发急病去世了。妻子宋清香信守诺言，表示再苦再累也要把黄发娟资助到大学。

许多犯人也给希望工程捐款：上海的监狱来的一封信写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我们过去用犯罪得来的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与那些因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失学的儿童的反差，怎么不让我们羞愧难当……”

1994年，西南联大44级几位年近古稀的校友发出倡议：建一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病榻上的钱钟书闻讯后，立即让家人寄来了1000元，一位久病缠身的校友来信说：“我已成了卧病医院床头与癌症搏斗的老翁了，不胜落叶悲秋之感，但见到陈岱孙老带头签名筹款，才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人还不算老；虽一生清贫，仍尽力解囊。邮去300元……”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在倡议书上签名几天后，就去世了，他的夫人强忍悲痛，几次打电话询问捐款办法。44级学生孙鸿冰接到“告校友书”后，回想当年，百感交集：“我18岁时从山东到云南读书，做流亡学生，与亲人音信全无。只好一边读书，一边到乡村教书，挣钱贴补生活。在联大几年，不仅完成了学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做人。我建议这所希望小学应立校训，从小把孩子引上正道。”

1463位西南联大校友共捐款106万元，建立4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

黄传会也接触过许多曾居高位的老干部，等到他们退下，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穷困的人，他们感到寝食不安，时时自责，但此时已不在其位，手中没有了权，希望工程成了他们的一种寄托。他们把最后一点余力，把一辈子积存下来的钱献给自己的家乡或是年轻时浴血过的故地。

1929年，16岁的詹大南在家乡安徽金寨县同村里的16个青年一起参加红军，他平生善打硬仗，在平津战役中立了大功。毛泽东曾在7份电报里9次提到詹大南部。解放后他见到詹大南说：“你就是詹大南！在张家口。”1984年，詹大南从南京军区副司令位置上退下，回到家乡百感交集。当年一起出去的16个人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而家乡还如此贫困。他一想到家乡那所破小学就吃不好，睡不好。1996年中国新年，他把孩子们叫到身旁说：“爸爸小时候是在村口一个破庙里读了几年私塾。上次回家看破得不像样……我欠着老区人民的债！我想帮家乡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10万元，爸爸妈妈全部积蓄只有四万两千元，其余的得要你们支持。”尽管孩子们都是靠工资度日，尽管他们知道此前父亲已经为希望工程捐了2．4万元，但还是这家拿1万，那家出5000……一所漂亮实用的学校在小村里落成。詹大南坚决不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同意叫“将军小学”。他说这是他们一起出去的16个人的共同意愿……

与此相反，黄传会说，全国身价最高、每次出场费要3万以上的27位歌星、演员，为希望工程捐过1万元以上的，仅有4人。

中国企业界也被黄传会比喻成“爱的盲区”。在最后一轮劝募中，中国青基会精心写了一封致企业领导人的信，恳请他们参加“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青基会曾“保守的估计”，全国上千万的企业只要十分之一捐款也是一个亿。四五个月后，排在第一名的广东有两千多个企业参加，第二名的北京有900多个企业参加，而上海、江苏、山东等10个省（区）的捐款数不足10笔，重庆的捐款数为零。到活动结束时，只筹到资金近500万元，除去成本，所剩无几。这竟成了希望工程宣传力度最大，收效却最差的一次筹资。

一些外国企业却对希望工程乐此不疲。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已援建了44所希望小学，资助5000余名失学儿童，捐款总额超过1500万。宝洁公司援建希望小学70所，捐款总额1200万元，可口可乐捐款逾1000万元，朗讯科技捐款250万……

徐永光叮嘱黄传会，你一定要写写希望工程的“腐败”

台湾和港澳的捐款竞比高，与大陆的艺人不同，台湾许多艺人一捐就是五六十万人民币，著名台湾艺人凌峰“想起小时候的苦日子”，振臂发起百场义演；93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托人将他出书所得3000元稿酬捐给希望工程……香港更不示弱，希望工程平均每月能收到来自香港地区300多万元人民币。

但1994年以后，台湾一些政要和媒体反对希望工程：“共产党已经承诺实行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又搞希望工程？大陆贪腐风盛行，希望工程的善款难保不被‘吃’了。”台湾的捐款因而骤减。而香港方面，由于1994年1月《壹周刊》刊出《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一文，捐款也剧减95％……

徐永光极为气愤，骂道：似乎现在在中国，腐败很正常，不腐败反而是不正常了！他叮嘱黄传会：“你一定要写写希望工程的‘腐败’！希望工程做这么大，没有一点问题，怎么能让人相信？”

黄传会说，这对他来说是个难题，10年了，他用心搜索过这方面的线索，但一直没发现具有报告文学意义的人和事。这与一对一的高透明度，刚性的监督机制（没有弹性余地）以及没人敢摸希望工程“高压线”有关。

10年来，他清楚知道的贪污只有一起，即1995年，陕西吴旗县吴仓堡小学校长宗维礼擅自把救助名额分给6名乡镇干部子女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个人不过占了60元人民币的便宜，为此他被撤职，自杀未遂……

后来他查阅了青基会监察办有关文件，发现自1995年以来，违规贪污案件只有9起：九江市希望办账目混乱，其中有7笔计10200元借款3年未还；四川省冕宁县擅自扩大希望小学建校规模，造成该校迟迟不能竣工；甘肃省希望办擅自借给兰州青旅社、商贸公司两家企业12万元，违反财经纪律；志丹县纸坊乡教委副主任克扣80元助学金；湖北保康县寺坪乡团委书记ࡨࡨࡨ贪污救助款2110元……

“嬗变”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经过6年的周折，徐永光终于接到诉《壹周刊》胜诉的消息，香港大法官判《壹周刊》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币……当天晚上，黄传会和徐永光喝了酒，徐永光有些伤感，拿出了一篇文章《钢丝到底还能走多久》给黄传会看，“我始终相信，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做希望工程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没有第三条路。我是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我现在这样努力做事情，就是为了不下地狱……”

几个月后，希望工程“嬗变”，工作重心转为跟踪受助生、扶植希望小学和提高教师素质。传统的由希望工程系统受理捐款并安排结对资助的做法，变为由捐款人通过学校直接予以资助。

这一消息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惜恋和伤感。徐永光无数次解释，他对黄传会私下说得更知心：“我们搞了10年，把所有的劲都使出来了，也不过才筹集了18个亿多，希望工程已经很累了，该收一收了。”这些钱是什么个概念？只相当于一个城市修三四公里地铁的钱。

徐永光希望这个事业永远纯洁，但在社会风气不好的情况下，非常之难。“我能保证自己不贪，但不能保证别人永远廉洁。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失误就意味着上千万元的金额出问题，肯定被打倒……我们见好就收，决不是为小团体利益计，而是保护一项全民共同创造的美好事业，使它善始善终。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开做出不把贫困带到下一个世纪的承诺……”

黄传会说，希望工程的轮番宣传可能已经使人们有了逆反，而一些领导干部对希望工程也有微词。

其实徐永光早就萌生退意了，黄传会看过他几年前写过的一篇关于他温州老乡南怀谨的短文：“当时希望工程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南老师已经为希望工程捐款四万美元……那天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聊着聊着，南老突然一拍大腿，说：‘有了，金温铁路还缺个总经理，就是你了！’这是南老投资的一条从金华到温州的合资铁路……我说：‘老师，不行啊。希望工程还没完，我还离不开，等以后再说吧。’……‘永光啊，做希望工程是好事，但玩笑可不能开得太大啊！’……以后我每次去香港，都要面聆南老师的教导……他给我三句话。第一句是老子的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二句是庄子的，‘谤随名高’；第三句是曾国藩的，‘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反对徐永光“嬗变”理论的大有人在，他们质问道，徐永光强调希望工程在达到“巅峰之后，风光不再”。难道筹集了18个亿，救助了两百多万失学儿童就是“巅峰”吗？10年前，中国青基会向海内外表示让贫困地区所有孩子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现在这个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如果没实现，又怎能称为已经达到“巅峰”？

黄传会开始也反对“嬗变”，但在与徐永光的多次争论之后，同意了他的想法。10年过去，黄也看到了一种“疲惫感”———同时出现在捐赠方和受助方；他在采访中还看到，由希望工程中心辐射出的激情和责任心，到基层有逐层递减的现象，这就隐含着不可预计的管理危机，而希望工程是不能出任何闪失的。

然而嬗变决非结束。“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推出了，半年捐款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在广大青少年里推开了，被认为是“断层文化再续希望工程”；“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已举办了两届，还有三辰影库音像电子馆、第三部门研究……

新时代召唤着新的创意，希望工程仍然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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