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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
高尚是谁的墓志铭﹖
北岛有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惜在北岛作诗的时候﹐事实也不是完全如此。以市井们的心理﹐应该说“愚蠢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才比较切合实际。麻木的看客﹐更不要说帮凶们﹐都是决不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良心上的自责的。因此他们必定想方设法在高尚者的墓志铭上加上一条﹕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应时代需要。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后面都留个小尾巴﹐例如“反革命是冤枉﹐但受害人有一些错误言论”云云﹐不就是一个证明吗﹖老实说﹐能得到这种留尾巴的昭雪﹐就是幸运了﹐尽管这可能已经是修改过后的墓志铭。还有许多高尚的人﹐因为太高尚﹐大概是要被“历史”永远埋没或污辱的﹔他们的墓志铭上写的可能还不是愚蠢﹐而是卑鄙﹗这或许是因为证据的被淹没﹐或许是因为揭露他们的受冤屈﹑受迫害将使那些参与迫害他们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自私﹑愚弱﹑卑琐的国民──太不堪﹗这些被埋没或死后还背着黑锅的高尚者﹐他们是如此的高尚﹐以至于没有任何地位和名声﹐悄无声息地就被迫害致死了。知道真相的人因为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恶而存心让事实淹没﹐不知道真相的人更无从为他们喊冤。于是他们的墓志铭上将永远刻着“卑鄙”的字样﹐或者竟至连尸骨都不知散落到何处去了。
斗转星移﹐现在卑鄙仍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高尚就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了么﹖我想仍然跟过去一样﹐有几个﹐但是不多。多数高尚者的墓志铭上﹐仍然刻着“愚蠢”或者“无能”。面对政治高压﹐高尚者还可以做一个不识时务的英雄﹐博一个“愚蠢但高尚”的墓志铭。在金钱的奴役之下﹐恐怕连这也不可得了。既然卑鄙仍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就注定高尚者一般都将一事无成──没有这个通行证﹐怎么能行得通呢﹖更何况在一个卑鄙作为通行证的社会里﹐荣誉必被卑鄙者抢去。就算高尚者机缘凑巧小有所成﹐高尚的墓志铭也落不到他们头上。看看那些被揪出来的贪官们﹐在被揪出来以前﹐哪个不是荣誉一大堆﹐财源滚滚来。行贿者得了好处不愿揭发他们﹐老百姓没有证据不能揭发他们﹔如果不是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或者贪得无厌﹑没有后台而又碰巧撞在中央“严打”的枪口上﹐那些荣誉理所当然就会刻在他们的墓志铭上。有位偏激的朋友说﹕只要卑鄙还是通行证﹐任何官职﹑财富和荣誉就都是一种耻辱。有人说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为自己的无能辩护。然而我觉得﹐他说的未尝没有道理。北岛的诗﹐这样改一改大概要准确一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警惕爱国贼
“爱国贼”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看实在应该给他（或者是她﹖）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要一面爱国﹑一面作贼呢﹖因为财富只有先弄到自己的国土上﹐尤其是弄到自己所在国家的国库里﹐才便于窃取﹔更何况鼓吹爱国还可以转移人民不满的矛头。因为这些缘故﹐爱国贼多出于官府。把慈禧太后称为卖国贼﹐实在是冤枉了她﹐她比谁都爱国﹐因为大清帝国是她家的天下。平心而论﹐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的头号爱国贼。
当然﹐慈禧太后主政期间也有一些卖国行为。对于这些卖国行为﹐近年有人做翻案文章﹐把它们说成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理由是与其打下去遭受亡国之灾﹐不如割地赔款减少损失﹐也省得生灵涂炭。对此我同样不敢苟同。爱国也好﹐卖国也好﹐都只是手段﹐关键是一个“贼”字。所以爱国贼与卖国贼之间﹐是很容易相互转化的。一旦国内政局不稳﹐专制者往往以丧权辱国的条件引进外国军队剿灭国内的反叛者﹐这是古今中外都不鲜见的事。同样的道理﹐如果打不过外国侵略者﹐爱国贼也往往最先转变成卖国贼﹔因为做儿皇帝总比遭受灭顶之灾强。一句“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到底还是泄露了天机。但即使是丧权辱国的儿皇帝和他们的臣僚们﹐他们的行为在当时也总是自称和被称为爱国行为的。他们被称为卖国贼﹐那是他们灭亡以后的事。因为这个缘故﹐我倾向于仍然把他们称为爱国贼。
民间有没有爱国贼﹐我看也是有的。因为财富只有在自己所在的国土上﹐才便于自己偷盗或抢劫。《水浒传》里的那帮“英雄”可以作为例证﹕他们聚啸山林﹑劫夺州县﹑滥杀无辜﹑放蒙汗药﹑卖人肉包﹑要买路钱﹐靠劫来的财物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却高唱爱国的调子﹐高喊替天行道的口号。他们后来归顺朝廷做了官方的爱国贼﹐抗完辽兵﹐又杀方。可是到了最后﹐爱国领袖宋江却为了荫及子孙而亲手毒死了他手下的心腹爱国将领李逵。这既说明了民间爱国贼的本质﹐也说明了民间爱国贼是可以转化为官方爱国贼的。
单纯的卖国贼到底有没有﹖我是很怀疑的。人类的行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岂有不谋私利而卖国者﹖而在富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民族传统的中华古国﹐做贼的最好办法就是爱国。如果爱这个国不合算﹐那就爱那个国。我们说汪伪政权的走卒们是卖国贼﹐其实是从蒋介石政权或共产党政权的角度看的﹔如果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汪伪政权的角度看﹐他们也都是爱国贼。
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与外国人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相比﹐前者不止是后者的千万倍﹔爱国贼的危害﹐实在远较外国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谓“宁可被外国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国人打两耳光甚至十耳光”﹐实在不过是爱国贼们的欺人之谈。
要消灭爱国贼﹐惟有依靠民主。
《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
梁山泊哪里是什么农民起义﹖王伦是落第秀才﹐晁盖一伙七人和林冲只是些出身各异的“好土匪”。后来的梁山泊﹐就更不堪了﹕孙二娘是卖人肉包子的﹐时迁是窃贼﹐穆春是恶少﹐李逵是杀人魔王﹐蔡福﹑蔡庆是刽子手﹐柴进﹑李应是大财主﹐关胜﹑秦明﹑董平﹑张清是朝廷降将﹐张横﹑张顺﹑李俊﹑穆弘是当地一霸﹐雷横﹑朱仝﹑戴宗﹑宋江是警匪一家。要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里找出几个曾经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那比在梁山泊里找地主老财还难得多。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有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如林冲）﹐更多的是被宋江﹑吴用之流自己逼上梁山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被地主“黄世仁”之类的人物逼上梁山的。
至于历史上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据秦晖先生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也多是土寇（地主武装）与流寇（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并起﹐共同反对朝廷﹔土流之争不过是朝廷崩溃或严重削弱之后的次生矛盾﹐并且冲突双方之间并无主佃关系（详见秦晖﹕《求索与“主义”与“问题”之间》﹐《问题与主义》第441页﹐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们甚至无须查证﹐也无须依靠秦晖先生的学术声誉﹐就能初步判断他是对的﹕在交通通讯条件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农民起义”﹐必定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只能是朝廷。
因此所谓“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毫无“事实基础”的。新左派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的说法﹐也同样没有事实根据。沉难愈的农民负担问题和公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问题与整个社会风气的腐败问题﹐显然都不是劳资矛盾造成的。许多私营企业（包括所谓“三资企业”）对劳工的剥削的确很残酷﹐改善私营企业劳工的处境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由于私企劳工几乎都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农民身份或“铁饭碗”去私企工作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不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私企的劳资双方在人口上也之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叫劳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依我看﹐中国社会一直就是个等级社会（尽管与欧洲中世纪和印度古代的等级社会有所不同）﹐阶级尚未形成﹐谈什么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就是将来阶级形成了﹐只要我们还承认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们所努力的方向就应当是阶级合作﹐阶级斗争只应当作为阶级合作的工具来使用。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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