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

轩辕氏　

更新 2001-05-19 1:49 AM 人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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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5月18日讯】８０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着手建设第二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时，预算的总投资额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这条铁路开工施工时，总概算又提高了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铁路通车时，实际投入的资金总量肯定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建设费用急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原材料涨价；二是征用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农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费用增长的农业因素和工业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尽管工业因素的变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给政府造成摧毁性后果；而农民漫无节制地提高地价则象一个无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项对全民有利可图的建设计划都将因农民的难以对付而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举步。仅此一个因素计算的结果是，该条铁路线如果早开工１０年，费用仅为现在的２５％。这笔钱，原本可以修４条同样的铁路！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中国农村中有首富村出现在深圳附近。这个村的农民将土地出卖以后又将地款进行了获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拥有的资金两早已超过法国农民的富裕水平。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丧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设的条件。农民已经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他们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树枝，想你要赔偿“森林被毁”的款项。因此，有了另一个思路：如果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而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亡和起义，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个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将是发展的欲望。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经济学上称为创造财富的本能；社会学则称之为人的完善和价值实现；心理学上的原因是贪婪）。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说，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而奋斗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现在，瓶颈以被突破，魔鬼已经放了出来，你还能让它回去吗？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农民的贪婪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说：农村实行承包制，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了。

他们的懮虑和警告绝不是多余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实行的低粮价政策，使农民在获得简单温饱以后立即就冲向了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已经不在农田上了，它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那就是金钱和机会。而走出农田的也不仅仅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而是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讨索财富。这些资源包括：农田、劳动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胆大妄为、人口及女人的身体。

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广泛地存在，各种邪恶的职业都有可能使人迅速发财。从四川拐带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东出售，可获利５００多美元，一个男童的售价则高达６００多美元。在广东从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乡同龄女子一年的劳作报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分邀请农民进城承包。是因为农民的经营能力高于城里人吗？不，农民胆大而愚莽，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中国的报纸曾一度装傻充愣地讨论这一问题：农民承包企业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识开始被打破，政府固守的防线也一步一步后退。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央则不得不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毛泽东的遗产到底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要在四个方面坚持不退，究竟坚持住了多少呢？

这或许就是邓的用经济问题的解决来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

令人懮虑的政治。

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带来了政治上的重重懮患，中国今天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较之毛泽东的时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亿多农民冲出农田，但真正在城市社会站稳脚跟并发了财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农民仍在不断流动寻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新年后《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因外出寻求做工挣钱的机会而滞留在广州和上海火车站的农民各达数十万。报纸配发了一帧照片：青年农民、他的妻子、老母亲及一个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车站的露天广场。天下着雨，全家倦缩在一柄雨伞下。其情其境令人不胜唏嘘。

这家中共中央机关报号召农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这种号召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无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挣钱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疟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有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在此时，任何一个低级谣言都能指引这支盲动的巨大力量冲向一个无辜的目标。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权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识深处，一个极端的反社会的党派往往在这时才能抓获它的基本群众。而在这以后，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

谁发财谁光荣一度成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号召和支配下，以及在其他经济因素的促成和推动下，流民潮的现象在中国将比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事实上，各大中城市流动的农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数十万人左右。一旦他们在城市的临时工作因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失去时，无业的几十万人及不断涌入的后续者将使城市不堪重负。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均有一个农民大规模入城问题，而且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诸多麻烦和事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无法医治的后遗症。中国的流民问题由于以下三个因素而变得格外凶险，或者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这些因素是：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除个别城市外，现在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使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经济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体现物的，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极其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雂钒諵葀z。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决流民问题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导又无方。而对于外出做工的农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闹事（指爆发社会运动）即动用军警予以镇压。但是，这些闹事者届时肯定会喊出些纯政治或纯经济的口号，会以政治目标形成骚动的凝聚点，（因为中国还有几百万青年知识分子）。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不怕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和抗议吗？

Ｂ．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处在一个犯罪高发期。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由于它的类别不同而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运作状态。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发生阶段性变迁时的标志物；有些犯罪则明确表示了社会内部存在着尖锐而无解的矛盾。

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公开过有关的统计数字，现在很难确定农民犯罪在中国全部刑事犯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对北京街市上公开销售的１０种法制报刊在一个月内所登载的全部案例进行统计，罪犯的职业为农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数的７０％以上。据此可以认为，农民犯罪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在出现农民进城热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从未发生过农民将犯罪意识和行为大规模带入城市的现象，他们往往是犯罪活动的针对者和受害者。以犯罪为进城活动的方式和目的，这是中国农民进城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事实。

从类别上区分犯罪，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凡是通过加强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发案率降低并且不具有舆论支持背景的犯罪，可归入普通型犯罪。这类犯罪无论其惨酷程度或危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例如，中国湖南已开始出现受雇佣杀人的职业杀手，情况虽然让人心惊肉跳但仍可看作正常社会现象。当然，如果操此业者日多且已成为一种信息畅通生意繁忙的行当，则会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恐怖。但这只是说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说明其他。

中国农民犯罪中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罪例明显偏高。这类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记录并且经验不足，无论受害者家属是否报警，罪犯通常是将被劫持人质杀死甚至是杀死以后在轻松地勒索财物。这种非职业犯罪手法反映出这种犯罪目前在中国仍属初起阶段。华人注重家庭亲情，随着一个比较富裕的企业主阶层的出现，针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案还将逐渐增多。但是，这类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会问题。

拐骗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在中国农村地区有泛滥成灾的趋势，甚至有城市大学女生被骗至偏僻农村强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这类罪行虽然令人发指，猖獗泛滥，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会治安网络疏宽所致。有些农村的乡村干部协助看守被拐骗来的妇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动，也可看作是旧的社会风俗及落后道德的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与社会的政治性动荡无关。

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类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础和相当程度的道德舆论支持的成年性职业犯罪。西方的社会学界将这种类型犯罪称为心动式社会犯罪，哪怕仅出现一例也反映了社会的心脏杂音，非进行社会政策的调整无法根除。当这类犯罪活动能够在一定的自然结构的人群中自由地无顾忌地谈论时，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即可以认为是达到了危机点。

中国西南各省铁路沿线已出现专搞抢劫铁路货运物资为生的群体性农民。在一次对某村庄搜查时，几乎家家都储存着被抢的物资。如果按照中国法律对那些有赃证的农民家庭的成年男性进行起诉，该村将成为“寡妇村”。

抢劫铁路者自称“游击队”，他们与法律的对抗也采取游击方式。当军警加强控制时，活动次数减少，铁路运输相对安全；风头一过，抢势猛涨，有些货物每行驶１０００公里损失率高达％。

对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无能为力。在农民企业家群体中行贿、逃税、贪污、走私及造售假货等重大犯罪行为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认可、支持。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上述犯罪行为而不在乎会被指控和检举，事实上法律对这些人也很少能够依法制裁。极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报竟能够公开讨论“能否对犯罪的农民企业家免于起诉使其戴罪立功”的问题。中共在经济刚起步时有急于见成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贿者而却能容忍这些社会敌人的存在并公开活动，却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这或许由于他们的短视，或许他们认为这些犯罪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当一个执政党把社会犯罪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环节和工具时，这个党就正在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国社会中，上述犯罪行为已有蔓延趋势。

《中国旅游报》有一片介绍“京城温州村”的消息。消息说南方温州的农民到北京市经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区的几个居民点里，因这些人多为农民，故京城人将这些聚居区称为“温州村”。消息说，在温州村针对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发生两起。抢劫者也是来自温州的农民，他们结成帮伙，并制订出明确的“生产计划”——不抢够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镖保护自己或结伙自保，家家备有木棍铁器。“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些农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为京城的一个景观。

在改革初始时，邓小平曾轻松地说：门窗打开了，流进新鲜空气，进来一两支苍蝇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国犯罪潮的出现，不是外来的苍蝇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点小点缀。当土匪公开在火车客车厢内公开洗劫时，当武装农民将长途车乘客洗劫一空时，当通讯电缆和民当通讯电缆和民用变压器被公然盗走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大危机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Ｃ．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由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村长）这两根支柱共同支撑。因为已不再实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在农村以言论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审判活动也已中止，所以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权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许多地区，这些支部已名存实亡，很难再起到管束农民的作用。村委会（村长）因为一方面负责公粮和杂项税费的征集，一方面又负责政府方面对紧缺农用物资的发放，所以曾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权力。各种力量争夺的结果，往往采取轮流担任或选举诚实厚道者担任。随着农用物资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场化，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减少，村长的职位和权力已显得无关紧要。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为超自由状态，村长赖以强制农民服从的唯一手段即凭借乡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的支持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在农村，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农民私设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包围村庄追索凶犯，而农民则与军警发生对立。

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市场，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中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离开胡基地的农民除了在发生犯罪行为被追缉的情况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关联。这种情况，既是农民或农民企业家无视法律轻易犯罪的一个原因，又是在社会动荡时农民卷入大规模骚动的一个潜在原因。无联系、无管束即无恐惧。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致各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８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当这种制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渐丧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须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被及时设计出来。对这样一个人
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不会自然地合谐与合作。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评常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谁都未能有效实行的制度强加于中国身上，而中国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负担，这等于进行一场谁都不必负责任的社会空想试验。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的盲目激动状态。

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的类似事件，在一个代表自由经济的真正的反对党出现以前，其性质和阵线讲师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和无政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北京事件中与军警激烈对抗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成分是极端多样化的。既有要求进行激进改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青年领袖；又有害怕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工人和国家干部；还有根本没有政治目标，只要求打烂一切秩序并借机发泄无名的愤世之火的游荡农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权威运动的天然参加者——青年学生。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状态的力量却在这个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为难，准确地表明在这个１２亿人口的国家存在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无政府、无权威因而是无秩序的中国，将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场灾难。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管理和权威是这个系统得以维系并生存运转下去的基本环节。对这个复杂系统的管理，不是技术或技巧经验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换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双方的给予、回报、放弃之间的整体均衡。我给予你自主地创造财富的自由，你必须以财富的形式回报国家；我放弃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须放弃无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对自己两次被独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经历和感受，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地鼓吹必须进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设。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为此，他连续挑选了两位力主实行政治宽松政策的官员担任中共总书记。但是，随着改革的实际进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塌，经济管理权的放弃终于引来了政治的自由化呼声，中央权威受到削弱，邓的态度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在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尝试，其管理目标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点，即国家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发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层管理网络的削弱而变得强硬起来。至于这种补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正实现了管理平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的现实都在做出证实：一方面是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增长；一方面是针对经济的和针对社会的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同时，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技术停滞等恶性经济肿痛也在生成。

西方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预测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将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开始向右转向。这不是对外国干预的一种机械式反馈，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病态现象的一种积极对应措施。美国《时代》发表了经济学家詹姆斯.沃尔什的文章说：中国“新的繁荣现象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信贷、物价和货币供应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时代》）。而日本的专家则分析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元资本投入了中国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当中国政府终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义、官员的贪图贿赂和初始泡沫经济也成了投资环境的“有利”成分时，当它预感到经济过热、失控以及高速度掩盖下的低效益时，当这种虚假繁荣最终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时，它除了拿起过去的旧武器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他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

中国的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家，领导或干预中国，对必须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

(摘自<<士柏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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