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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日讯】 八九学运的教训在哪儿？我们年年反思，说法也越来越多。我现在意识到，八九学运的最大教训，在于没能将民主程序贯彻到底。通过十二年来对大量六四史料的分析，我吃惊而沮丧地发现，运动中几乎每一个组织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程序问题。譬如我自己，大家可能知道有个绝食团指挥部，也可能还知道我曾在其中当过副总指挥，但大家也许不知道，八九年五月十三日绝食时，我并没有报名。一个没有报名绝食的同学怎么可以做绝食团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呢？可见这里就有一个民主程序的问题。不仅是我，除了总指挥以外，可能几个副总指挥都没报名绝食。这个情况突出地反映了，虽然我们希望民主，但我们自身还有许多民主程序上的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我几年前的书中（《天安门之争》）也详细阐述过。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怨天，不尤人，反躬自省再自省呢？想到六四牺牲和伤残的市民与同学，想到丁子霖这些天安门母亲们，想到那些至今还在国内受尽各种苦难的同仁，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可怜的名利之心不可放下的呢？我们今日的反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为什么说程序那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一是为何阻止不了上广场绝食？二是为何撤不下来？这两个问题今天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性，我不一定同意这些倾向，但这些问题却凸显了八九学运中的程序问题。绝食是运动的高潮，今天也有同学反思不该发起。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绝食行动本身的非程序性，可以说从此运动领导权从组织落到一些个人手中。北高联作为学运的最高组织，北大筹委会作为最有实力的组织，都在绝食前反复做出决议反对绝食。但这些决议未能阻挡几个个人发起的绝食。为何这么大两个组织未能阻止几个个人？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民主的文化，在党文化下，我们从来也没有民主程序方面的知识和习惯。具体到绝食，一方面发起人忽略了自己身为组织成员必须遵守组织约束，另一方面，组织反对绝食时也不是按民主程序来约束这些个人。结果就出现了个人超越了组织的反民主现象。
违反民主程序，可以有多大的危害呢？绝食之后，我们知道，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作用都受到极大的削弱，从此山头林立，领袖丛生，‘媒体里面出领袖，广播里面出指挥’，内斗和” 政变”，层出不穷，广场越来越乱。除了其它复杂因素，根本还在学运未将程序贯彻到底。可以说，绝食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是广场上诸多”政变”之滥觞。比如，由几位发起人为核心的绝食团，很快又被指挥部所取代，而这一次的旗号比绝食还激烈，说是要自焚。而此后对指挥部的”政变”，几乎每天都不止一次。可见，不守程序，乃是乱源。
再看为何撤不下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程序问题。六四镇压之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一度成为责备学运的时髦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此论作为原则，我并不反对；但要作为操作指南，则显得极其苍白。如何算”好”？如何算”坏”？理论提出者最后只能归于一”心”，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因为这必然导致对一个具备此”心”的圣人来独裁的需要，为借民主而行独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讲，还是从一个绝对真理出发，来演绎实际需要，结果是要求实践符合理论，强加一套某一圣人的主观想法，由上而下地俯视民众，与由下而上的民主程序格格不入。而实际上，民主运动要收放自如，就必须从程序入手，因为参加运动的，决不止一个或几个圣人，而是千千万万凡夫俗子如我等，带着纷繁驳杂的”心”。只有经过一定程序的具代表性的表决，我们才可能统合大家纷繁驳杂的意见，所形成的决议，才具正当性，也才有要求不同意见少数服从多数的权威。但我们没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也没坚持到底。从绝食开始，就注定了此后不断”政变”上台的组织所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能得到完全正当性的支持，于是总有另一群人认为”彼可取而代之”，且常常伴随着各种正当而堂皇的理由。可见，广场上山头林立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程序。
是不是广场上没有”圣人”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至少广场外有一个，也到广场上做过总指挥，他就是当时身兼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负责人的杨涛。他有一个极其高明的主意，五二五在高联提出，五二六又到指挥部来商讨，五二七也被转达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杨涛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空校运动”，即同学们各回家乡，广场只留几百旗帜和少许人，全国各地学校学生也自动回家。他来指挥部时，我们还商订了进一步的细节，譬如各地同学每周日到就近的大城市市中心广场聚集，以保障学运组织的维系和发展。如果空校计划得到实施，结果会是如何的局面，大家可想而知。一个广场分身为百十个广场，一个高联分身为百十个高联，而中共军队总不能在百十个城市都派二十万军队吧？杨涛的主意是不是很高明？是不是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精彩？
可惜当时”圣人”既少，我们也没有一套程序来保障这样高明的主意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推行。这个计划是明确地在五二七首联会议上转达了的。大家知道是谁转达的吗？是柴玲。这在刘晓波的自白书中也有清楚的记述。这够令人惊讶了吧？还有更令人惊讶的：首联的计划反而是要广场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前一天就是这样的决议，后一天也是这样的决议，中间这三十号撤离的建议又是在柴玲提出空校的情况下才一时改动的，怎么就成了现在大家头脑中的印象，以为学生不接受知识分子的建议，柴玲不愿撤离呢？其实，当时会议的重点主要不在撤不撤上，最后争论的焦点竟是吾尔开希该不该作运动最高领导人—-“人民发言人”，或曰”中国的瓦文萨”。而空校计划却被忽视了。如果民主运动一定需要”圣人”的话，我们是真正地错过一位”圣人”，错过了他极其高明的主意。
这和程序有关系吗？有。这个关系在媒体。前面说过，‘媒体里面出领袖’，我们之所以错过了”真圣人”杨涛，却要仰赖”假圣人”开希，正是由于媒体。强调一点，媒体对六四运动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媒体就没有六四。但媒体也无意间介入了学运的组织过程，在记者的字里行间造出所谓的”学生领袖”。大家仔细想一想，为何身兼最大和最高学运组织的杨涛，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何绝食后失去高联职务的开希反倒可以继续随时发号施令，以致于大家要去罢免他根本没有的职务？为何在形式上是运动后期最高组织的首联上，有些知识分子那么热衷于推举吾尔开希作”中国的瓦文萨”，以致于忽视了杨涛的高明建议呢？
吾尔开希是在四月二十九日，即当选高联主席的次日，私自召开”个人记者会”而奠定其学运最高领袖形象的；杨涛却是一直遵守北大和高联的规定（常委不得私见记者，有话由组织的发言人来讲）。开希实际上只作过两天的主席，以后就只是”挂名常委”，绝食后便无高联职务，杨涛却是运动后期二十天真正的最高负责人。但是外界对二人重要性的认知是不是正好颠倒了？凭借什么开希有如此法力？是媒体。
我们怪不得媒体，记者们只是辛辛苦苦做了他们份内的工作。我们只能反省我们自身，为何没有能力阻止那样的颠倒发生，发生之后又为何无力纠正。原来，这来自我们的党文化。我们既缺乏固有文化中的懮患意识和狮子吼的精神，也缺乏现代文化中强调程序遵守规则的法制精神，大家都学会了乡愿、学会了媚俗和明哲保身。我们缺乏民主程序的素养，因此常常做出僭越程序的事而不自知；看见有人僭越也麻木不仁；甚至我们根本就没有一套明晰的程序，也不知借鉴。这是我们的不足，过去不是我们的耻辱，那是我们从党妈妈的娘胎里带来的；但如果我们日后还不能自我启蒙，自我纠正，我们就真正对不起六四的死难者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颠倒对当时的运动带来过多大的损害。我们也看到，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大致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的问题自然是：今后怎么办？
今天，海外民运的正当性也受到诸多置疑。我认为根本还是程序问题。譬如，我们为什么不能制订并遵守一套程序，将一盘散沙似的民运山头和个人，通过逐级选举最后统合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多元的架构下统合？为什么我们只能空等中共行宪，而我们自己却不能建立起规则？为什么不可以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
另一个程序与正当性的置疑是，六四后为什么要逃到国外？为什么不敢回国？对于这样的疑问，我个人的回答是：如果中共愿意遵守他们自订的法律，进行公开的审理，我愿回国受审。这个要求早在十年前我流亡海外不久就已提出，九一年六月和七月，在没有事先通知媒体的情况下，两次进入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交涉，至今尚无任何明确答复。因此，我将在今年的六四再次进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重申一个被政府通缉的公民要求回国受审的权利。六四之所以要逃亡，是不愿被滥杀；之所以要流亡海外，是当时国内极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十年前和今天之所以要求回国受审，是有人以为我们不敢承担运动的责任。回国受审不仅是起码的个人权利，也是我的祖国的司法尊严的问题。我完全无意仰赖西方的政府，但这次自费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一个个人的声音，希望世界各个人权组织帮助我作为通缉犯要求公开受审的权利。我并不羡慕西方的生活，我希望回到我的祖国，十余年来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愿接受公开审理的判决，更希望在结案之后在国内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我希望政府不要继续忽视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谢谢大家。
封从德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日，华盛顿
转自《中国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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