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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3日讯】 当前社会上有许多反映民意的顺口溜，它是学者了解公众情绪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是，如果进行学术探讨，还必须采取理性科学的态度，必须有鲜明的观点和严格的论证。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将经济学家当人。作为一个人，他在特定的场合针对特定的问题发表的言论不能当作科学的学术判断，经济学家也可能会有激愤之词。但是，我们注意到近来某些经济学家屡屡发表“以正视听”的言论，反对平均主义，鼓励“埋头做饼”，号召人们要警惕“仇富心理”。这就使人不能不对经济学家的基本判断发生怀疑。这些带有情绪性的缺乏科学论证的发言接二连三地出现，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在为新政策的出台放风？
关于贫富距离的拉大，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测算标准，就是基尼系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太大，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有一个判断，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与地区之一。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要高，和美国的差不了多少。（《楚天都市报》2001年6月5日第21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媒体宣传样式必须进行修改。如果再宣传美国的贫富差距，很有可能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状。
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中国的贫富距离加大并非竞争的结果，而是与垄断和机会不平等有直接的关系。在我国，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全国企业职工的平均水平高出50%。而在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公众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机会不平等。（同上）吴敬琏教授也认为，机会不平等为不正常收入、腐败收入提供了来源。例如，在许可证，调拨物资，上市指标等审批制度方面进行寻租，在国有资产的重新界定过程中，利用机会的不平等，蚕食、侵吞公共财产等。（《新华日报》2001年5月25日《报刊文摘5月31日转载）
如果认为这样的分析过于抽象，我们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说明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安徽某国有建筑公司在改制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审计部门认定账面净资产为负332万元，但在上报的改制材料中，企业的净资产却成了负3480万元。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出售这一国有企业时，不仅不能拿到一分钱，还欠购买人3480万元债务。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调查发现，该公司仅在一项与电信局的土地交易中，就隐瞒了820万元的国有资产。令人遗憾地是，这样的改制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的情况下，获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原公司的总经理由于在公司中持有最大股权，顺理成章地成了新公司的董事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1年5月26日）有人把这种现象叫作新权贵资本主义，等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
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进入到了资本重组的关键时期。与以前的产权不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的改革相比，产权的变革涉及到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分配问题。几十年来，中国积累的国有财富沉淀到国有企业中，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盘活这部分资产，是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产权变革不能以掠夺的方式进行，不能将公众的财富量化为个人，更不能以非等价的方式量化为个人。当年东欧改革的失败，就是将“没有评估的国有资产卖给买不起的人”。中国当前的改革不能沿袭它们的老路。在普遍缺乏购买力的情况下，所谓的“靓女先嫁”，只能是贱卖。那些鼓吹在产权的变革中彻底市场化的学者实际上缺乏对中国现状的最起码的关照。
中国的国企改革目前已经面临两难问题：如果按照市场化的改革方式处理国有资产，在一些地方会“有场无市”，根本卖不动；如果进行非市场化的资源重新分配，则可能会出现更大的腐败现象。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寻求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进行国有资产的兼并重组，加入WTO无疑为我国的国企改革提供了商机。另一个办法是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中适当考虑还债，将以前国家职工应得的那一部分以资产或股份的形式返还给职工。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必须依法进行资产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依照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竞价交易。各地、各企业不能自定竞价规则，自己作主将国有企业卖给个人。事实上，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的变动，国家有一系列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只要按照这些法规交易，公众并不会有仇富心理。当前有些地方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些部门或个人违法出售国有资产，使国企职工失去了最基本的谋生条件。他们采取过激行动，也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国家的财产，以及维护自己生存的基本尊严。
事实上，“埋头做饼”与“自行车快骑不倒”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试图以发展速度的提高和财富绝对量的增加掩盖竞争中的不公平问题。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做饼的设备和胯下的自行车是谁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转让？希望经济学家不要偷换概念才好。我们认为，国有资产重组本身也是一种增值的方式，但是在重组中一定要考虑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转自<<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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