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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3日訊】 當前社會上有許多反映民意的順口溜，它是學者了解公眾情緒的一個獨特的視角。但是，如果進行學術探討，還必須采取理性科學的態度，必須有鮮明的觀點和嚴格的論證。所以，我一直強調，要將經濟學家當人。作為一個人，他在特定的場合針對特定的問題發表的言論不能當作科學的學術判斷，經濟學家也可能會有激憤之詞。但是，我們注意到近來某些經濟學家屢屢發表“以正視听”的言論，反對平均主義，鼓勵“埋頭做餅”，號召人們要警惕“仇富心理”。這就使人不能不對經濟學家的基本判斷發生怀疑。這些帶有情緒性的缺乏科學論證的發言接二連三地出現，是不是象有些人說的在為新政策的出台放風？
關于貧富距离的拉大，國際上有一個通行的測算標准，就是基尼系數。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太大，國家計委的研究人員有一個判斷，他們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40個收入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的國家与地區之一。与歐洲發達國家相比要高，和美國的差不了多少。（《楚天都市報》2001年6月5日第21版）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媒體宣傳樣式必須進行修改。如果再宣傳美國的貧富差距，很有可能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現狀。
問題還不僅僅是這些。中國的貧富距离加大并非競爭的結果，而是与壟斷和机會不平等有直接的關系。在我國，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全國企業職工的平均水平高出50%。而在調查中發現，近九成的公眾認為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机會不平等。（同上）吳敬璉教授也認為，机會不平等為不正常收入、腐敗收入提供了來源。例如，在許可證，調撥物資，上市指標等審批制度方面進行尋租，在國有資產的重新界定過程中，利用机會的不平等，蚕食、侵吞公共財產等。（《新華日報》2001年5月25日《報刊文摘5月31日轉載）
如果認為這樣的分析過于抽象，我們可以通過實證分析來說明當前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安徽某國有建筑公司在改制的過程中，國有資產審計部門認定帳面淨資產為負332万元，但在上報的改制材料中，企業的淨資產卻成了負3480万元。這就意味著國家在出售這一國有企業時，不僅不能拿到一分錢，還欠購買人3480万元債務。但中央電視台的記者調查發現，該公司僅在一項与電信局的土地交易中，就隱瞞了820万元的國有資產。令人遺憾地是，這樣的改制方案，在未經職工代表大會討論的情況下，獲得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原公司的總經理由于在公司中持有最大股權，順理成章地成了新公司的董事長。（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2001年5月26日）有人把這种現象叫作新權貴資本主義，等同于俄羅斯的私有化。我認為并沒有什么不妥。
中國的經濟改革确實進入到了資本重組的關鍵時期。与以前的產權不變、采用多种經營方式的改革相比，產權的變革涉及到整個社會深層次的分配問題。几十年來，中國積累的國有財富沉淀到國有企業中，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盤活這部分資產，是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產權變革不能以掠奪的方式進行，不能將公眾的財富量化為個人，更不能以非等价的方式量化為個人。當年東歐改革的失敗，就是將“沒有評估的國有資產賣給買不起的人”。中國當前的改革不能沿襲它們的老路。在普遍缺乏購買力的情況下，所謂的“靚女先嫁”，只能是賤賣。那些鼓吹在產權的變革中徹底市場化的學者實際上缺乏對中國現狀的最起碼的關照。
中國的國企改革目前已經面臨兩難問題：如果按照市場化的改革方式處理國有資產，在一些地方會“有場無市”，根本賣不動；如果進行非市場化的資源重新分配，則可能會出現更大的腐敗現象。解決的辦法無非是尋求在更廣闊的市場中進行國有資產的兼并重組，加入WTO無疑為我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了商机。另一個辦法是在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中适當考慮還債，將以前國家職工應得的那一部分以資產或股份的形式返還給職工。但無論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必須依法進行資產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依照公平、公開的原則進行競价交易。各地、各企業不能自定競价規則，自己作主將國有企業賣給個人。事實上，關于中國國有企業產權的變動，國家有一系列的行政法規与部門規章，只要按照這些法規交易，公眾并不會有仇富心理。當前有些地方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一些部門或個人違法出售國有資產，使國企職工失去了最基本的謀生條件。他們采取過激行動，也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國家的財產，以及維護自己生存的基本尊嚴。
事實上，“埋頭做餅”与“自行車快騎不倒”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試圖以發展速度的提高和財富絕對量的增加掩蓋競爭中的不公平問題。現在人們關注的焦點是：做餅的設備和胯下的自行車是誰的？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轉讓？希望經濟學家不要偷換概念才好。我們認為，國有資產重組本身也是一种增值的方式，但是在重組中一定要考慮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轉自<<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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