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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从商的朋友问我︰“香港究竟由谁管治？”答案并不难找。早前有报章报道，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外甥来港公干八星期，期间，他与香港的重要人物见面，当中包括行政长官董建华、富商李嘉诚和他的两名儿子李泽钜及李泽楷。敏锐的布殊很快便知道谁是香港的“话事人”。董建华因为事忙，每年只愿意与民选的立法会议员见面两至三次，但布殊却能在几个星期内与他会面数次。
北京钦点人选特首
回想一九九九年，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儿子结婚，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都没有被邀请出席典礼，但李嘉诚和他两名儿子却是贵宾。较早时，梁锦松被委任为财政司司长，传媒拍得梁锦松与李嘉诚打哥尔夫球的照片。很多市民对高官如此积极笼络富商感到不安，因此“李家天下”、“官商勾结”、“利益冲突”、“任人唯亲”等批评不绝于耳，令人怀疑究竟香港是否有公平竞争。
本港及海外，不少人都相信李嘉诚比董建华更有权势，董建华不过是由北京及香港富商（当然包括李嘉诚）钦点出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难怪立法会在休会前通过的《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草案》得不到重视，原因是香港人知道，下一任行政长官已经早有定论，如无意外，董建华将会连任，立法过程是无关宏旨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殖民地统治结束时，北京对香港人作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诺，但这些口号有否兑现？香港人心中有数。
“高度自治”必须体现于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政府，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却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由一个四百人的选举委员会挑选出来，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北京钦点的。到了二OO二年，另一个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再“选”出董建华；立法会也民主不到哪去，其六十个议席中只有二十四个由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下届直选议席亦只会增加至三十席；政制改革裹足不前，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代表性不断受到质疑。
在法治的层面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若特区享有高度自治，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就应该在终审法院，不在一个不通晓普通法传统的北京政治体系。
由一九九九年居留权问题引起的人大释法事件，以至最近庄丰源的居留权官司，香港人看见终审法院法官都要在人大的阴霾下步步为营，在这情况下，说香港有司法自主又怎能令人信服？
香港没有高度自治
事实摆在眼前，香港并没有“高度自治”，更不知道何时才会有，董建华集团不应蒙骗香港人和国际社会了。
原载《苹果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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