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4日讯】尽管中共政府一直宣称自己是“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根本无法独立，依旧受制于党，“权”大于法、“党”大于法已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老百姓一遇到打官司的事，有门路的人要找关系，没门路的也要想尽办法找门路送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陆流传的“法官吃完被告吃原告”应该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虽然对此略知一二，也知道中国是个人权很糟糕的国家，但因为没有什么切身感受，所以本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过自己的日子。
不过，12月29日英国公民沙伊克因走私毒品在乌鲁木齐被执行死刑一事，却让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一下子与中共司法拉近了距离，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司法存在的问题。沙伊克是过去50年来首位在中国被处死的欧盟公民，中共政府此举招致了西方国家的一致批评。
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因此很多人从心理上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处罚方式。正如瑞典外相比尔特所言，“欧盟坚决反对使用死刑，无论被判罪的人犯何种罪行。即便是贩毒罪，也应该被判长期监禁，而不是死刑。”另一方面，让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震惊的真正原因“并非是残忍的死刑本身，不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欧洲人使用死刑的问题，而是法官们判决时没有透明度。”
在西方国家，审理一个案子需要大量的举证，而且法官要详细询问所有的相关人员，在仔细斟酌每一个细节后才会宣判。我有一个德国朋友的母亲三年前遇车祸去世。案件的结论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再明显不过：那个年轻人因超速逆行在下坡时撞到了朋友的母亲车子，导致其当场死亡。目击现场还有一名警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案件，却审理了三年多，先后有八位事故专家、若干证人上庭就事故原因提供证词。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年轻人拚命为自己开脱，并且找了种种理由辩解。他还自己找来了鉴定专家为自己脱罪。三年里经过了无数次的庭审，法官最后的结论是：我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证明年轻人的罪责，所以无法得出结论。尽管有超过85%的证据、证词显示过错方就是那个年轻人，但是却因为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案件只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让受害者一方非常难过。你可以说，这也是西方司法过于重证据、重事实的弊端，但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被告的利益。
而在中共法院对沙伊克的审判中，却存在着司法程序不当问题，并且忽视其家属、国际组织等提供的其患有精神病的证言，甚至驳回了出示医疗证明及指定专家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的请求。而且，据报，在2008年对沙伊克携毒案进行审理时，中共法院仅用了半小时，就以宣判死刑结束。此外，由于沙伊克的自我辩护语言毫无关联，稀奇古怪，还引得法官们哈哈大笑。半小时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这也未免太快了吧。这自然让西方民众无法接受，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体会到身为中国人是何等的不幸。
然而，中共官方舆论包括其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均称，“中国的司法独立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任何人都无权对中国的司法主权指手画脚。”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最宝贵的生命，一旦消亡就将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对待死刑的审理上，就应该慎之又慎。如果中共法院真的像审理我那个朋友的母亲车祸一案那样认真的话，仔细听取沙伊克的亲属以及伦敦“缓刑”组织提供的若干证实其的确患有精神病、并因此被贩毒组织利用的证词，并允许医学专家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那么无论结论如何，都不会引起像现在这么多的争议。因为中国法律也有如此规定：被告作案时有心理疾病、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或甚至不处于刑罚。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中共法院不顾家属的鉴定申请，不顾英国政府27次的据理力争，还是决定执行死刑，说中共法院在草菅人命也不为过。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08年轰动一时的杨佳案。杨佳也是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和正常的法庭辩论的情况下，被迅速判处死刑。原因就是中共觉得应该有人为7名警察之死负责，不幸的杨佳就这样成了替罪羊。
但是，沙伊克一案并非政治案件，为什么法院不允许公认的医生对他进行精神鉴定？法官们会失去什么呢？由文章开始所说的“权”大于法，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与海外媒体同样的结论：“北京领导人不允许外国人看到他们判决时手里的牌，毕竟这是国家政权的保障之一。中国的司法部门每年宣判的死刑超过了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十分胆怯，不敢使法庭审理具有透明度，这些审理早就不按法制进行。”设在华盛顿的“人权观察”组织的亚洲事务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我认为中共政府正在显示出，过去通常对本国人民表现出的对法律标准的漠视现象，现在慢慢地开始发生在非中国公民身上。”
沙伊克一案之后，切身感受到中共司法不透明的西方政府，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以往对中国人权的漠视态度呢？是否该反思一下今后该如何与中共政府打交道呢？或许曾经的漠视正是今日结果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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