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民生观察志愿者左晓环报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教育公平问题，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令有关人士忧心忡忡。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不但不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反而设置障碍。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就强令9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搬迁，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受重大损失。为此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2010年2月3日电话采访了北京宜民学校负责人李登封校长，谈及了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的艰辛、生存的艰难，教育公平问题以及政府的种种行为，下面是访谈的第一部分：
刘飞跃：你好，前段时间我看到北京市朝阳区强令9所民工子弟学校搬迁，民生观察作了报导，我知道您所在的学校也面临这个问题。搬迁学校，政府给予你们补助了吗？比如说给一些搬迁费之类的，你们的学生、教学设备又是如何处理的？
李登封：我的学校在北京市朝阳区，11月底就搬完了，政府没给任何补助，学校的设施只好贱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真令人心痛。我的学校有将近500名学生，全部被分流到其他学校了。
刘飞跃：接下来想请你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办民工子弟学校的。
李登封：我是河北张家口人，2000年到北京后，工作一直不好找。有的老乡小孩没地方上学就让我帮着带。我于是就租了三间民房，买了些桌椅板凳，再加上我自己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自己担任老师，教孩子们学习。2001年我开始扩大规模，招聘了老师，正式成立了宜民学校。
刘飞跃：宜民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办学首先要解决硬件问题，你的学校校舍、教学设施情况怎么样？
李登封：我们宜民学校是专门为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孩子提供小学、初中教育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资金缺乏，政府又不给予补助，我们只好因陋就简，租借农民的平房做教室，因为它便宜。至于教学设施，实话说不得不因陋就简，能尽量节约就节约一点。如建电脑室，就去二手市场买些旧电脑，篮球架子等就自己动手做，很多都是自己动手，这样能节省很多成本。
刘飞跃：学校的教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教师工作及待遇情况如何？
李登封：教师问题，我们一是聘请师范类毕业生，这类学生在老家政府没给他们分配工作，他们就到北京来寻找工作机会，找到我们这类学校，我们考核合格就录用了，还有就是失去工作的民办教师，由于政府清退了他们，他们就到我的学校来任教。
做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是很辛苦的，待遇很低，月收入只有一千左右，高的也就是一千多一点。老师们的工作量很大，比公立学校的老师课多得多了，像我们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一个萝布一个坑，一个年级就配一个老师，然后再加其他的副课老师。比如一个年级配一个老师教语文数学，全校再配一个美术、体育之类的老师。我们宜民学校有班级14个，教师23人。
刘飞跃：作为民工子弟学校，你们又是如何进行教学管理的呢？
李登封：政府从来不管我们，我们只能自己考核，比如考试我们都是从外面买试卷，或者从其他途径弄一些试卷进行考试。根据学生成绩每个学期对老师进行考核，对优秀的老师予以奖励。尽管我们是民工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公立学校差，但我们还是狠抓教学质量，从各方面抓的比较严、比较紧，对家长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
刘飞跃：根据《教育法》，各级政府应当对教育投资，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管理，请问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李登封：政府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投资，也没有任何补助。至于教育指导、帮助的问题，很少有人管。不过城管、综合治理部门经常来学校检查安全问题，因为出了安全责任事故，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所以他们倒是比较重视，至于教学问题，他们是不操心的。
刘飞跃：政府对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关注度远远不够，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间对你们的关心，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李登封：当然社会上对我们的关注还是挺多的，但是经济上的捐助基本上没有，主要是捐赠小孩的图书之类的，另外就是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周六周日会义务来学校为孩子们辅导，办一些特长班。媒体的关注也是有的，但我认为还不够，希望你们媒体多关心我们，为我们呼吁呼吁。
刘飞跃：谈谈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情况吧，有一些盈利吗？
李登封：我们每学期向学生收取500元学费，学生都是自己回家吃住，这500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添置教学设备，然后就所剩无几，自己算是能够勉强生活下来，但日子还是过得挺苦的。这次的搬迁使得我负债累累。至于说到盈利，据我了解，盈利的学校不多。
刘飞跃：依据《教育法》的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民间机构个人从事教育投资办学，涉及到教育许可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北京有多少所像你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多少所取得办学许可证呢？
李登封：像我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北京有256所，有60余所取得了许可证，也就是说四分之三以上的学校属于非法办学，我本人的学校就没有取得许可证。
刘飞跃：如此少的学校取得许可证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李登封：2004年、2005年刚开始批的时候，有的学校活动得比较频繁，比较早的就批了。我们学校当初放开的时候，说要批的，可能有些细节，咱也不太清楚，政府一看批的学校很多就停止审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学校就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
从学生规模来看，当初有些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还没有我们有些没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规模大，我们有的学校学生规模达到1000多人。就教学质量来说，我们这些没证的学校不比农村公立学校差。
刘飞跃：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登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政府每年给学校每个学生160元的补助呀，我们没被注册的学校就完全没有，经过10来年的发展，差距就拉大了，因为人家有160元的补贴啊。
刘飞跃：外界对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校舍是不是有些负面评价？指你们硬件不达标，你们可能一般租的民房是吧？
李登封：国家又不给我们一分的投入，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租民房做教室，但我们还是狠抓教学质量，认真教育学生。
刘飞跃：政府这么多年来居然允许四分之三的学校非法办学，这就很奇怪了，至少说明政府在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不作为，是这样吗？
李登封：我们办学已经有10多年了，政府说我是非法办学，就应该把我们取缔了，不让我们办，把这些孩子分流到一个好的公立学校。但是，政府要是把我们取缔了，又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失学，而政府又解决不了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所以只能让我们办下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行。
我们这么多年背着非法的名声，培养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到头来政府搞什么土地储备，强令我们搬迁，又不给分文补偿，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觉得政府现在是该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了。
刘飞跃：谈谈农民工子女们的升学情况吧，他们在北京能正常升到高一级学校吗？
李登封：农民工子女不能升入公立学校读初中，更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就读北京的高中，他们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家长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负责任的家长常把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送回老家读初中，让孩子能够读高中，进而参加高考，改变家庭的命运。成绩比较差，家长又忙于生计的，就干脆让孩子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初中，反正混完9年义务教育了事。
刘飞跃：学生这样来回折腾，对他们的成绩肯定有影响吧？
李登封：是的，必须强调的是，由于这些孩子在北京出生或者在北京长大，内心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北京人了，回到老家后，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适应不了，在老家父母又不在身边，教育就成很大问题。我的学校就有一个孩子，六年级时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父母将他送回老家，这孩子适应不了，整天哭，没办法，家长又只得将孩子送回宜民学校读初中，这么一来回折腾，孩子成绩下滑，初三毕业，也没有升学，像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真令人痛心疾首。
刘飞跃：我们谈一下学生失学的问题，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失学问题严重吗？
李登封：失学的问题在小学阶段应该说很低，因为家长就是哄也要把孩子哄完小学，但是初中就不一样了，失学率就比较高。送回老家的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管教不力，有些孩子初中读了一年、两年就失学了。
留在北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父母忙于生计，孩子又不愿意好好学习，初中没读完就流向社会，有的成天在网吧打游戏，晚上就去偷东西。他又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愿意吃苦，所以去偷东西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我们学校门口，我经常看到很多在社会上流浪的孩子，向在校学生索取财物。
刘飞跃：我有一点看法想和你分享一下，在西方，为了确保教育公平，有的实行的是“教育券制度”，也就是说孩子可以持教育券在国家任何地方读书。现在你们打工子弟学校尴尬而糟糕的处境，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教育公平和教育歧视的问题，最终使农民工子女输在起跑线上。这方面真希望国家和政府有所作为，能有效维护这些进城务工者孩子的受教育权。
李登封：我也希望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将这个问题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刘飞跃：采访要结束了，我想问一下你今后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李登封：我现在可以说是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了，被政府强令撤迁的时候，我就打算不再办学校了，但考虑到农民工孩子要失去受教育权，内心不好受，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希望能继续为教育出力，也希望我继续办下去。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艰辛，我都要坚持下去，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啊。我现在也不想把我的学校办的很大，我只希望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能有所作为，孩子能够进入到一个好的学校就读，享受到他们应该有的作为国民应该有的待遇。
刘飞跃：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再见。
李登封：不客气，再见。 (http://www.dajiyuan.com)
